所以到我这一代人表达自己时，可能不会像吴先生，我对“使命感”，对所谓“忧患意识”，在表述时会不一样。你们可以认为我有忧患意识，我却可能有一种对“忧患意识”的“忧患”。鲁迅早就讲过，到了你摇笔杆写点东西、说说话，已经说明你没用了。真正做事情的人，闷着，不说话，就这么去做了。我现在两个态度，一是说话没用的，所以第二，保持说话，这是最后一点权利，如此而已。西方艺术家和知识分子也已经从二战前的道德语境走出来。他们清楚事情比我们了解的更复杂。西方人在启蒙时代以来大致认定知识分子是社会大众的启蒙者，可是两百年过去，知识分子进入另一种成熟。本雅明认识到“过去的统治者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失败过”。这就是成熟。知识分子经常是统治的合作者，所以部分知识分子的成熟体现为远离这种合作关系、权力关系。今日西方艺术家大致的自我定位是“多余的人”，他不对这个社会负责，美国很多艺术家从来不选举，他与权力划清界限。他用作品向社会说话，或者直接是言论。中国暂时不能实行西方那样的言论制度，但空间比以往多了，我在这个空间里，至少有和你胡扯的一点自由，这是进步。现在的教育体制下，一个学生从本科到硕士、博士，可能是讲师，讲师到副高，然后多少教授。花钱买版在杂志上发表，这样才能过关。所以这些教授没有时间去上课，去关心学生。我采访过陈传席教授，他说有的学生半年还没见过老师一面。当然我们也很同情这些教授。你想，到了六十岁，还评不上教授怎么办呢？学生也是这样的，他们也很痛苦。你在美国呆了十八年，回来以后，你是否有过试图改变这些现状的想法。陈：我不会天真到以为我能改变状况。教育体制荒谬，背后是巨大的现实：人口、就业、种种国情……所谓人文艺术只是摆设，应景。不能改变的，不然多少饭碗就砸了。课已经排好了，你几月几号几点在哪个房间教课，量化管理，行政规则，不能违背的，就像过去必须粮油管制一样。你在混饭吃，为了众人的饭碗，你得守规矩。所以做不成什么事情。第一，我要什么学生，自己没法决定，我不要什么学生，也无法决定。这第一步，我已经彻底失败，其余根本谈不上。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现在所有学生进来前全给教过了，不是被哪个老师教过，而是被那个大环境整治过了，被那个大语境熏了多少年了，跑进来，然后要我调弄。虽然他们可能是冲着我来学的，但这是个很别扭的过程。等于这件衣服做好了，要我来改这件衣服，我还不如重新做一件。培养出一个大艺术家，培养出一个优秀美术工作者也很难。陈：这是个世界­性­的问题——学院到底跟艺术是什么关系？国外也有教条，也有体制……我根本就怀疑“培养”这句话。凡·高谁培养他？齐白石谁培养他？蔡国强、艾未未谁培养？未未老是逃学，谁教过他弄建筑？我对学院教育绝望，我对出人才一点不绝望。作为一个艺术家，你觉得这样的一个环境是不是要去游离，你没有办法去改变，最佳的生存状况是什么？陈：没有一个“最佳生存状况”。美国、西方，都没有，能否 “最佳”，还看个人。现在空间还是好多了，即便在体制里，我行我素还是办得到，你在学校里混，开心，不开心，看你争不争。我不想当官，不谋什么别的利益。我没有什么野心或欲望非要靠学校来给我弄到它。没有欲望就好办。我会愤怒，但我不苦恼。一切苦恼是因为你要争。你觉得对你个人来说，你是继续留下去还是会再次离开？陈：我会做个选择。我搭进去的是时间。因为你毕竟还是个艺术家。陈：我不是个艺术家也没关系。对艺术，我相信你不可能无动于衷！陈：那是我的私事。那么，如果让你回到学生时代，做一回学生，你会怎么样以一个学生的立场感受这一切，比如学院的教学，学院的体制。陈：我如果活在今天，还是一个十五六岁学生，死路一条。我痛恨上课，痛恨考试，痛恨一本正经，痛恨煞有介事。那你作为一个老师，你会对学生怎么说？陈：就像现在和你们说话一样。就说对后学有什么忠告吧！陈：我没有资格忠告别人。我非常矛盾，因为现实很矛盾—— 第一，我对考生说，好好啃外语，上大学，将来混饭吃，别做傻×，别学凡·高。你鼓励孩子对抗体制，你就害了他，他无法承受后果的。第二，上学归上学，但别把中国当代艺术教育太当真。好在眼下除了学院，社会空间越来越大。你以为年轻人心里不明白吗？我遇见几位年轻人，比我孩子还小，一两句话就把今日的现实说出来。他们很明白，比我年轻时明白多了。我很注意听取年轻人的话。我瞧着他们怯生生地说，发现年轻人是我的老师。 (2004年4月 )

“有史以来”

——南京明孝陵获世界申遗成功有感本届嘉德拍卖行推出新发现晋人索靖真迹《出师颂》，昨去瞻拜，如幻似真。帖头“晋墨”二字传说宋高宗题识，正文后米南宫审定墨迹，墨­色­如新。此件真伪如何，我无知，只管看，才看片刻，有人簇拥一位老者走来，开口就说：“给大家讲讲吧，权当是嘉德的售货员。”好久好久不看见这样正宗的京城老者了，白发平头，语音朗朗，年纪总在八十上下，从前文史馆忽儿拉出去批斗、忽儿又请出来复职的，就多是这样笃厚的长辈。长辈讲了一枝烟工夫，大意是说，这《出师颂》乃东晋边患朝廷出征的颂文，索靖的署名，恐怕不确，因那时没有报纸，好文章传抄成风，“洛阳纸贵”，就是抄的意思，这章草属西晋书风，和陆机《平复帖》等于是“哥们儿”，不会是唐宋人摹本。当年郭沫若说唐本《兰亭序》字体姿媚，不像晋人作风，所以郭老看见这帖，准会“一蹦三尺高”。说话间，郭老的某一位女儿果真走来，五十多岁，老人和她拉几句家常，随即给搀扶簇拥着，下楼去了。众人交头接耳：史树青，史树青。我混在边上听，顾影自贱，觉得我是个文化瘪三。回到家，南京电话，说是明孝陵申请列入“世界文化遗产”获准，是为大消息，叫我写几句——我又想起自己是个文化瘪三—— 写什么呢：热烈欢呼？坚决拥护？真的，也就这么两句老口号，搁在明孝陵这件事，绝对心里话。前时阿城去扬州，我问他怎样，他说，和哪儿都一样啊。我虽自知问得愚蠢，但阿城懂历史，或可看出什么不一样吧。然而他说，不竖牌子，倒也罢，结果明明站在哪家发廊餐厅宾馆边，却见边角落竖一小碑，标明此地原是隋唐的哪里，又是宋元的何处，那感觉 ——索­性­引老哥们儿原话吧——等于给那小碑活活“­操­”了一回。伟大首都总算遗存着不少货真价实的古迹，门首墙头必是嵌着小石牌，写明“国家文物保护单位”或“重点保护单位”之类，果然隆而重之，保而护之，大到长城故宫十三陵，小到潭柘寺戒台寺白塔寺，不许吐痰抽烟，不许大声喧哗，都对极了，都叫人肃然起敬。虽则庭园内外随处是官办的小卖部，民家的杂货摊，养许多就业人员、人员就业。这些年，国中办事的各种名堂、各种名目，越来越讲道理了。单说古迹保护吧，原有的“国家保护”，当然是“爱国主义”；新封“世界文化遗产”，无疑是“世界主义”；扬州的小碑，毕竟出于“尊重历史”的苦心，南京的明孝陵与世界接了轨，那可是“与时俱进”的豪情……同时，全国上下天南地北是劈头盖脸地拆！今岁初夏，三峡放水了，几年后泱泱乎一片，应了“高峡出平湖”的名句。地名怎么办呢，还得叫“三峡”。三峡可比朱元璋的明孝陵不知古老多少万万年，便是“有史以来”的“文物级”古迹，就有三百多项，虽尽数没顶，但仍在原处，申报不申报？国中办事的许多名堂，许多名目，从来很讲道理的。据说，80 年代中国有餐馆挂牌明示，有言在先：“本店不打骂顾客。”狠对！你若在店堂里好好吃着，忽然劈头盖脸打起来，请君莫怪，请君莫告：门首一定没挂“不打不骂”的牌。人给打急了，会还手，以至拼命，文物呢，砖瓦木石不言语，只好任人拆。所以名士的故宅、前清的王府、租界的洋楼、先王的陵寝，赶紧申报，赶紧挂牌，县市批、省会批、国家批，世界批，登记在册，有言在先——我这才总算明白了，什么“国家文物重点保护”呀，什么“世界文化遗产”呀，其实就是一句话：此处不许拆。 (2003年7月9日)

我们应该向那位大清国老兵丁好好学习(1)

——2003年10月北京大学中文系国际研讨会 “北京：都市想像与文化记忆”书面发言我是上海人，没资格谈北京。二十多年前在北京上学留校，总共才三年，现在回来教书，也不过三年多。主持人一定要我来，拖到昨夜，胡乱写了一点，念完拉倒：我于北京的所谓“文化记忆”，是从北京朋友那儿零星听来的。譬如1986年我与阿城在纽约的一次闲聊，可以说来大家听听。他说起他一位中学同学的祖父，曾是大清国禁卫军的老兵丁。这位老兵丁对孙子说，他在紫禁城城门口站岗，皇帝出巡，兵们就齐声高叫：吾皇万岁！吾皇万岁！老兵丁当上禁卫军那年，十八岁，光荣极了，那时已经有照相馆，他就特意穿着全套军服到照相馆照了一张相，当胸绣着斗大的 “勇”字。不久大清帝国灭亡了，可是老兵丁一直珍藏着自己光荣的禁卫军照片。解放后，这枚照片不能挂出来，老头子还是珍藏着。 1966年“文革”爆发，红卫兵抄家，这枚老照片当然被抄没了。老头子实在受不了，怎么办呢，他就顺着胡同摸到红卫兵聚集的一处院子，看见许许多多抄家物资堆在院子里，准备一把火烧掉。老头趁个空子溜进去，居然找回了自己的照片，揣在怀里跑回家，一路庆幸，高声叫道：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阿城还认得从前宫里的老太监，老太监有自己的“文化记忆”。譬如皇帝幸临宫女，是夜里点了牌子，宫女脱光了，由太监扛进皇帝的房间。这些情节，我在李翰祥导演的清宫电影里看见过，可是据老太监亲口对阿城说，皇上行房，太监们围着伺候，到一定的时辰，太监会跪着提醒：皇上注意身体！皇上该休息了！又譬如琉璃厂，如今还在。阿城说，在他小时候，也就是50年代初，许多店铺的后院房内还雇着不少穷文人专门抄写文物文件，写一笔好字，一千字的工钱，好像是一两毛钱。这些细节，在我这上海人听来，真是有意思极了。可是北京朋友中，似乎也就阿城格外知道、格外留意这类事，其他北京朋友的 “文化记忆”，十之有九可就是解放后的新北京了。譬如刘索拉说起她的高­干­朋友们，有些关节我就不能立刻听明白。譬如索拉说王朔是“军区大院儿的孩子”，说起她自己，却说 “咱们是胡同里长大的”。什么意思呢？按说胡同里长大的，多数是城市贫民，可索拉分明是高­干­子弟，她的亲叔叔是鼎鼎大名的刘志丹——我终于明白了，就因为刘家官位高，所以进城后分配的住处是胡同深处的四合大宅院，自然比几百户军属的“大院儿”高级太多了。我记得1978年来北京上学，有一天在哪座楼顶上往下看，看见一户完整的四合院正在大装修，雕梁画栋，油漆一新，一打听，说是刚任命的文化部长黄镇同志马上就要搬进来。上个月有朋友在鼓楼附近一家“竹园”宾馆请吃饭，进去一看，好气派，亭台馆榭，古木繁花，一打听，原来是康生的旧宅，昔日的王府，早先的主人，曾是有名的小德子与盛宣怀。再譬如老同学吴尔鹿，八年前在国子监街买下了自己的四合院，种满花草，给我讲起北京老四合院的说法，我记得这么两段，一说是：“天棚葡萄金鱼缸，肥狗壮丁胖丫头。”另一说是：“房新树矮画不古，此人必是内务府。”下面我倒可以说说我对北京的“视觉记忆”。我第一次来北京是在1974年，为了看“文革”期间的全国美展，刚到美术馆，人山人海，原来江青同志才来视察，刚离开。群众纷纷语告，在工农兵的画面前，江青说：“什么叫艺术，这就是艺术。什么叫伟大，这就是伟大。”那时，北京的旧城墙早已拆­干­净了，全城的四合院一户也没拆，绿树成­阴­，京津唐一带大地震还没发生，所以四合院不像后来成了破烂混杂的大杂院，“清明节”天安门运动也还没发生，所以天安门广场非常空旷。当时的长安街还走着骡马大车，所有人穿着中山装人民装，所有街面或楼道都堆着大白菜……除了故宫天坛颐和园，北京到处挂着国家机关的门牌：国务院、外交部、统战部、财政部、宣传部、总政治部、中央军委、警备区司令部、最高人民法院、全国人大、全国政协、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等等，等等，等等。多年后，我在安东尼奥尼题为《中国》的纪录片里看见了六七十年代的北京，空旷，荒凉，沉闷，我看了，居然很亲切，那是我这辈人关于北京“文化记忆”的经典版本。概括说来，北京不是明十三陵，1972年。选自法国70年代摄影集。清帝都，而是一座共产党的城市，一座被共产党成功地乡村化的城市，一座完全孤立于世界之外的城市，就像今天电视里出现的朝鲜平壤，空旷，荒凉，沉闷。但在一小部分准共和国青少年的记忆中，北京是骄傲的城市，这种骄傲的程度，取决于他们家长的行政级别与官位高低。我所认识的北京同辈只要问你住在北京哪个区、哪个大院，上过哪所中学、小学，甚至托儿所，就掌握你的出身、地位与重要­性­：是区级还是市级，是民盟还是政协，是军区还是中央军委，是中央还是中央直属，是中央办公厅还是中南海，等等，等等，等等。

我们应该向那位大清国老兵丁好好学习(2)

他们说起朋友时，十之有九不是朋友的名字，而是对方家长的名字，这些名字不用介绍，譬如刘少奇、邓小平、邓颖超、陈毅、彭真、叶剑英，等等，等等，等等；另有一批家长的名单也无须介绍，譬如郭沫若、老舍、曹禺、胡风、郑振铎、吴祖光、徐悲鸿，等等，等等，等等；还有一批名单恐怕也无须介绍吧，譬如傅作义、蒋光鼐、梁启超、梁漱溟、章乃器、黄炎培、马寅初、梅兰芳、齐白石、张伯驹，等等，等等，等等。在上海、台北、香港以及海外，也住着不少民国共和国政要名流的后人，但没有一个中国城市像北京这样，密集居住着这么多历史人物的家属。他们有的闭口不语，从不说起以上人物，有的对于上代未曾公开的轶事或屈辱如数家珍……今日出版盛世，你可以在无数书籍中读到北京的“文化记忆”，可是很难读到关于以上人物真实生动的描述。譬如今年初夏，北京播放大型电视连续剧《走向共和》，其中袁世凯的长子袁克定，解放后借住亲戚张伯驹家里十六年，死在张家。大家知道，民国年间张伯驹变卖房产，购买晋唐时代的稀世文物，解放后又将文物捐献国家。可是他晚年怎样呢？我有一位京城朋友曾是张伯驹的忘年交，说起这位民国公子的最后岁月——70 年代末，张老先生每天醒来头一件事，就是打开电视机，对着所有节目张嘴傻看，除了吃饭，一刻不离开，直到夜里上床睡觉，直到死，天天如此。我们应该请张伯驹之流来参加这次会议。但从他晚年的故事中，我们看见，北京的文化记忆，他个人的文化记忆，在他身上似乎冻结，终止，没有意义了。我不懂历史，更谈不上北京的“文化记忆”。我对北京甚至一点也没有“都市想像”——北京的“都市想像”可不是谁都可以“想像”的，它需要的根本不是“想像”，而是权力——1949年以后的北京“都市想像”，首先是，也只能是毛主席的“都市想像”，例如拆毁城墙、到处建立苏式工厂之类，而他的想像全部实现了。改革开放后，北京的“都市想像”是历任市长譬如陈希同、张百发，以及今日王岐山等等连同大群开发商及所谓国际建筑大师的宏伟“想像”，例如“民族风格”的建筑大盖帽、拆毁胡同四合院、起建歌剧院、奥运会场、中央电视台之类，他们的想像，也全部实现，或正在实现中。总之，在北京，我看不出北京居民的“都市想像”，北京居民的义务是尽快配合大规模迁移，他们被“请”出北京，落户郊外，将他们在北京城所剩无几的“文化记忆”尽快抹杀­干­净，实现政府的“都市想像”。算回去，民国北平的“都市想像”，是将古老帝都改造成一座初具规模的现代城市；1949年后的北京“都市想像”，是将这座初具规模的现代城市改造成革命化、军事化、乡村化的城市。1979年以后的北京“都市想像”，是将这座点缀着古都遗迹的准共产党城市化妆成香港化、美国化的摩登城市。今天，北京以无数欧美城市、街道、小区的名字，命名北京城无数角落——北京过去二十年的变化，远远超过了北京的想像力、全中国的想像力，甚至全世界的想像力。自然，“都市想像”也意指反方向的，历史的想像，在字面上可与“文化记忆”是一回事。我不是学者，以我的十二分非专业的定义，只要发生过的事情，哪怕是关于昨天，都应该算是“记忆”，波兰导演基斯洛夫斯基甚至宣称“未来也是记忆”。可是诸位知道，关于北京的想像也好，记忆也好，只要是在北京地面上，最好不要随便“想像”。大致说来，凡越是遥远的、消失的人事，越是安全的、可说的，越是切近的人事，则糊涂一点，能不说，就别说。胡风在1949年写过一首献给新中国的诗篇，其中有一句话： “时间开始了”，意思是说，1949年以前没有“时间”——没有时间，哪来记忆呢？五十四年过去了，情况与胡风的意思正好相反：1949年以前的 “时间”与“记忆”循序恢复了，反而是“时间开始”后的这五十四年，还是最好不要随便记忆吧。今天，我仔细看了本次座谈会的每一篇论文题目，“时间”全部指向1949年以前，全是被准许的“文化记忆”。这很像是老人的记忆：越是切近的事情，越记不得，越是早先的事情，记得越清楚。北京是一座古城，或许正需要这种“局部失忆”的记忆。也好，北京的变化，是持续消除记忆的过程，我们先来试着恢复纸面上的零碎记忆吧——那位前清的老兵丁尚且终身守护自己的记忆，我们是不是应该向这位大清国的禁卫军小兵丁好好学习？！ (2003年10月22日 ) 电子书 分享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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