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51年淮河决口，民不聊生，各地爆发了接二连三的农民起义。白莲教首领韩山童与刘福通聚众颍上准备起义，事泄，韩山童被官府捕杀。刘福通仓促起兵，攻克颍州。起义军头裹红巾，故称红巾军。其余地区纷纷响应，天下大乱。

第三编千年后的一声长叹(18)

1368年 徐达、常遇春率主力攻占大都，元朝灭亡，明朝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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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编 日落前的乌飞鸢唳(1)

———大明王朝的雾霭黄昏

掌握独裁权的皇帝，往往深居渊默，对朝廷事不闻不问，举朝形成群龙无首之象，而明代风气又奖励廷臣风发言事。于是以空疏之人，长叫嚣之气，而致于以议论误国。

———钱穆·《国史大纲·明代政制之相次腐化》

中国向来的历史上，凡一朝要完的时候，总是自己动手，先前本国的较好的人，物，都打扫­干­净，给新主子可以不费力的进来。

———《鲁迅全集·书信·致肖军、肖红》

1.荒­淫­怠惰———后期诸帝

明朝的皇帝是中国历史上最千奇百怪的一群，他们的所作所为让后人的猎奇心理大大地满足了一回，谁都要摇头失笑。想想有这样的皇帝，怎么能够不亡国亡家呢？

每个王朝衰败的首要原因都是统治者的先期堕落，明朝也不例外。明太祖以寒微之身，除暴止乱，重建一统，自然会乾纲独断。为了能够“事皆朝廷（实指皇帝）总之，所以稳当”他采取了一大批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废除了宰相制度。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朱元璋借着中书左丞相胡惟庸一案，宣布废除中书省，不在设立宰相。并规定“以后子孙做皇帝时，并不许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请设立者，文武群臣即时劾奏，将犯人凌迟，全家处死”。

在中国传统政治中，宰相制度本来是“贤人政治”的体现，可以适度缓和君主世袭所带来的弊端。废除宰相之后，国家大事全部由皇帝一人总揽裁夺，官僚机构限制调节皇权的作用大大降低，这就使得国家的运行更加紧密的依附在皇帝身上，遇到英主还罢了，碰上昏君，无异于跟着瞎子赶路，只能越走越黑，这在明中后期的皇帝身上体现的更为明显。

朱元璋的本意也许仅是不想让皇权旁落，要让他的子子孙孙都能够牢牢地把握住秉钧持轴的权力。然而他没想到，他的子孙里有很多是对此根本不感兴趣的，国家在这些没有限制的皇帝手里只能日趋没落，最终消亡。我们就在这一节里将明朝后期的六位皇帝，分为三段：英宗与宪宗、武宗与世宗和神宗与熹宗，来逐一看看他们的作为，从中领会明王朝灭亡之由。

父子奇闻

在有明一代十六位皇帝中，第六任英宗是最出奇的一位，不仅一人登过两次皇位，而且还是除宋代徽、钦二宗外，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位被外族俘虏过的皇帝。

英宗讳祁镇，9岁(实际年龄只有7岁)即位，年号正统。在他登基时，经过前面五位皇帝的经营，国家稳定，经济复苏，呈现出繁荣强盛的态势。特别是祖父、父亲仁、宣二宗勤政爱民，治法宽和，宇内承平，史称“仁宣之治”。

英宗即位之初，军政事­操­持在很有才智的太皇太后张氏和内阁三杨手里（杨士奇、杨荣、杨溥），三杨是明朝历史上少有的名相、三朝###，治国很有经验。因此，英宗亲政后，明朝依旧顺着仁宣时期的轨迹前进。正统七年(1442年)，太皇太后去世，三杨也先后淡出政治舞台,英宗也长大成|人，明朝历史上首个专权的太监王振随之出现。

王振善察言观­色­，工于权谋，深得英宗宠信，呼为先生。英宗在东宫时，王振就在身边为局郎。英宗即位后命掌司礼监。当时因为有三杨和太皇太后张氏在，王振尚不敢造次。等到这些人相继去世后，王振就开始肆无忌惮地弄权了。

穷极土木，建智化寺；用兵兴师，西南­骚­动；广收贿赂，卖官枉法；使用重刑，打击异己；豢养私党，横行无忌。所有的这些都和历代以来的宦官弄权别无二致。

明朝时期，北方的蒙古瓦剌部兴起，他们虽然向明朝进贡，但明王朝同样也会对其进贡的使者大加赏赐。正因为如此，瓦剌部贵族常常多派使者、甚至冒充人数入贡，来求得更多的赏赐。正统十四年(1449年)，瓦剌部遣使2，000余人进贡，诈称3，000人。王振怒而下令减少其赏赐，瓦剌首领也先以此为借口进犯。

第四编 日落前的乌飞鸢唳(2)

英宗会不会因为这样的祸乱而将王振正法呢？

王振认为这是扬名立万的大好机会，极力撺掇英宗亲征。英宗年少气盛，决心仿效其曾祖成祖去荡平漠北，于是七月十五日，率领从京师附近临时拼凑起的50万大军浩浩荡荡出征了。由于连天­阴­雨、粮饷不济，再加上了解到敌人势力不可小觑，行至大同时，英宗和王振都动摇了，决定撤军。

因王振希望在乡人面前显摆显摆，所以要求绕道从自己的老家蔚州撤军，后又担心军队会踩坏家乡的庄稼，自己背骂名，又决定从原路撤退。结果来来回回耽误了宝贵的时间。八月十三日军队行到怀来城外的土木堡（今河北省怀来县以东20里处），被也先率军赶上，明军全军覆没，英宗被俘，王振被明将樊忠杀死，英国公张辅、兵部尚书邝野等大臣战死。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土木之变”。

本来也先打算用俘虏的英宗进行政治要挟，结果兵部侍郎于谦已经拥立监国的英宗弟朱祁钰继承帝位，是为景帝。也先没有办法，只得于一年后将英宗放回。英宗做了景帝七年的软禁犯，于景泰八年（公元1457年）正月十二日，在景泰帝重病的情况下，发动“夺门之变”重新抢回皇位。复辟后的英宗，在拥护他的势力的劝说下立刻捕杀了于谦，造成明朝历史上又一个天下人冤之的冤案。

明英宗第二次掌权，也许是因为年龄增长了，阅历也多了，人变得很勤政。基本上没有再出什么大的乱子。公元1464年（天顺八年）正月，朱祁镇病逝于文华殿，享年38岁，走完了他复杂的人生道路。

明宪宗朱见深，英宗长子，英宗病死后继位，在位23年。宪宗初年任用李贤为相，阁臣之中还有彭时、商辂等人，一时人才济济，朝政比较清明。他还下令为于谦平反，恢复了于谦之子的官职，同时以德报怨，原谅景帝曾废掉自己的太子之位，恢复其帝号，重修其陵寝，赢得了朝野的普遍称颂。但这只是昙花一现。随着土地兼并越来越严重以及贪官污吏的增多，农民流离失所，纷纷揭竿而起，爆发了荆襄刘千斤领导的起义和广西少数民族起义，尽管这些起义最后都失败了，但它却暴露出了大明王朝的种种弊端。

更值得一提的是广西的少数民族起义失败后，成年男子都被杀害，小孩与女人被送往宫中为奴，就在这批人当中的一个四岁小孩，后来成为权倾朝野、暴诛公卿的赫赫西厂之首。明朝另一位专权的宦官———汪直就登上了历史舞台。

凡是宵小，都善钻营，汪直攀附的是当时宫中的实权派人物万贵妃。朱见深最令后人好奇的就是他竟喜欢一个比自己大19岁的宫女，而且痴情一生，这位宫女就是万贵妃。难怪今人常常拿“俄狄浦斯情结”来戏谑。万氏狐媚袭人、固宠有术，紧紧拴着成化皇帝的心，使其又爱又怕又离不开，后宫无人敢惹。当年新皇后吴氏，就是因为动手打了万氏，被打入了冷宫。后任皇后王氏也因为懦弱安分、委曲求全，才保住了自己的位子。由于万贵妃生子早夭，为避免失宠，她把宪宗临幸怀孕的宫女，全部强迫打胎或是致死，要不是因为几个老太监偷偷藏养了一个小孩到六岁，朱见深险些断了子嗣。有这样一位娘娘做靠山，汪直官运亨通。成化十三年，宪宗始设著名的特务机构“西厂”，使明朝的厂卫制度达到顶峰，汪直借西厂，大肆逮捕杀戮反对自己的人，树立亲信，朝廷上一片狼藉。他还多次作为监军随军出战，所到之处广收贿赂，加紧搜刮百姓，他的种种暴行渐渐的引来正直大臣们的弹劾，宪宗知道后也就慢慢地疏远了他。后来索­性­趁汪直监军宣府之机将他留在了大同，不许回京。之后又发往南京充军，籍没家产，汪直用事才告一段落。

汪直败后，宪宗又迷恋上佛道，大批的任用­奸­佞，许多无赖，骗子得以混进宫中，进行招摇撞骗。贤能之士纷纷被贬被罢或者去世，一些重要职位的官员为了自保也尸位素餐、敷衍塞责，当时百姓流传有“纸糊三阁老、泥塑六尚书”的说法。大多数大臣则贪赃枉法，进献房中术以取悦宪宗，明朝政治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混乱。加之连年的水旱，人民生活在贫病交困当中。

第四编 日落前的乌飞鸢唳(3)

成化二十三年万贵妃暴亡，宪宗因悲伤过度也于数月后去世，结束了他荒唐但痴情的一生，将一个烂摊子留给了他的儿子孝宗皇帝。

荒唐误国

明武宗，朱厚照，孝宗长子，大明王朝的第十位皇帝。武宗自小十分聪明，学东西很快，喜欢骑­射­，本来应该可以成为一个好皇帝的，但他周围以刘瑾为首的号称“八虎”的太监，为了消磨他的斗志，巩固恩宠，效法唐王朝的仇士良，给太子日进鹰犬、歌舞等供其玩乐，当时的东宫被称为百戏场，武宗十分开心，学业和政事当然也就荒废了。

孝宗去世，十五岁的武宗即位，把所有的玩乐都公开化了。他在宫中模仿街市建了许多店铺，让太监扮做老板、百姓，自己扮做富商，任意取乐。后来又觉得不过瘾，让许多宫女模仿妓院扮做粉头，武宗作为嫖客，挨家进去听曲、­淫­乐，后宫一派乌烟瘴气。大臣们交章弹劾，联名上书请求严惩八虎，武宗刚刚即位，还没见过如此声势浩大的阵势，一是不知该如何是好，准备与群臣妥协，放逐刘瑾等人。当夜，刘瑾亲率八虎在皇帝面前声泪俱下地哭诉，使武宗心又软了下来，第二天就惩治了进谏的大臣，八虎以最终胜利而告终。之后，气焰更加嚣张，刘瑾又建豹房，里面设乐户、美女供武宗享乐，刘瑾因此权倾朝野，开始胡作非为，但是他忽略了隐藏在太监内部的争夺，公元1510年八虎之一的宦官张永，向朱厚照密告刘瑾谋反，朱厚照激动起来，刘瑾就活不成了。刘瑾当权时间只有短短的五年，但整个明政府的结构，几乎被他拆散。

刘瑾死后，武宗又任用佞臣钱宁、江彬等，胃口越来越大，已经不满足于在京城玩乐，开始西巡，到处寻花问柳，百姓怨声载道。看上路旁一个小店里老板的妹妹凤儿，就纳她为妃，封凤儿的哥哥做官。岂知这个凤儿无福，在返京途中就死了。不久，武宗又看上乐工刘氏，纳其为妃，对刘氏宠爱备至。

武宗还有一个喜好是做将军。西巡中，武宗与一小股蒙古军队交火，明军以较大的代价斩蒙古军16人，武宗大喜，封自己为威武大将军，改名朱寿。由于朝政长期荒废，百姓流离失所，###已经是迟早的事。宁王朱宸濠想效仿永乐帝，于正德十四年扯旗造反。武宗一点不着急，反而借此做个南巡的机会。于是他又打起了威武大将军朱寿的旗号，率兵出征。可谁知行到半路御使王守仁已经平定了叛乱。这个消息丝毫没有降低武宗的兴致，他又一手导演了一幕闹剧，将朱宸濠释放，由自己亲自再将他抓获，然后大摆庆功宴，君臣大贺自己平叛的胜利。

从那之后，他就逗留江南肆意玩乐。九月里的一天，武宗打鱼玩耍时，不幸船翻掉入水中，当时水已变寒，加之身体被女­色­掏空，从此一病不起。匆匆回到京城后数月，就病死于豹房，结束了其癫狂恣肆的一生。

正德十六年（１５２１年），武宗死后，没有留下子嗣，由其堂弟朱厚熜即位，建元嘉靖，是为世宗。

世宗在明朝历史上也是名声响当当的人物，他能不能一改武宗的做法，将朝政革新呢？

世宗登极之初，整顿吏治，诛除­奸­臣，朝政为之一新，朝野上下都欣庆出了不世的明君。但不久即爆发了“大议礼事件”。官员们根据儒家礼制规定认为小宗入继大宗应以大宗为主，所以世宗入继大统，应当归到武宗这一支来，这样大宗才算不绝。但显然世宗没法做武宗的儿子，不过可以做他叔叔孝宗的儿子，这就是说，世宗需要认伯父孝宗为父，认孝宗皇后为母，而改称自己的父母为伯父伯母。这在刚刚十五岁就即位的朱厚熜看起来是十分不对劲的，他说：“父母怎么可以如此颠倒？”之后，在对自己亲生父母的封号上他和群臣展开了长达四年的斗争。

起先只是他一个人对抗整个文官政府，渐渐的便得到了一部分下级投机官员的支持，嘉靖三年（1524年）七月，世宗命去除自己亲生父亲称号“本生皇考恭穆献皇帝”中的“本生”二字，等于恢复了自己父亲的地位，遂引发了“血溅左顺门”事件。护礼派群臣包括九卿23人，翰林20人，给事中21人，御使30人等共200余人的庞大队伍，集体跪在左顺门外，大呼太祖高皇帝、孝宗皇帝，哭声、喊声震天。朱厚璁命太监传谕说：“尔等姑退！”但是，群臣到中午时分仍然伏地不起。于是世宗皇帝杀心顿起，命锦衣卫将翰林学士丰熙等八人逮入诏狱，群臣情绪更加激愤，杨慎等撼门大哭，一时“声震阙庭”，屋瓦上颤。朱厚璁大怒，下令将200多人逮系入狱，为首8人编伍，其余四品以上夺俸，五品以下杖责，17人先后受杖而死。这次事件，集中体现了明代士大夫的风节，却也是他们迂腐冬烘、偏执好名的一次大亮相。中国古代的文人士夫一直存在着两种倾向：一是贪污腐化、人品卑劣；第二就是偏执顽固，因小失大，动不动就因为屁大一点事要和皇帝以死相争，不能不让人怀疑这是忠臣孝子情结发酵后的名利心在作怪。这次事件也成为世宗杀气的第一次张扬，为他以后的执政开了­阴­暗的先例。

第四编 日落前的乌飞鸢唳(4)

自大议礼事件之后，世宗就对朝政厌倦了，开始一心求仙，服食丹药，妄图长生不老。宫中大量地重用方术之士，这些人跟嘉靖皇帝说用每天早上的露水炼丹效果会很好，嘉靖就命许多宫女清早为他去采露。辛苦的采露工作及嘉靖的荒­淫­无道，激起了宫女们的愤怒，以杨金英为首的16个宫女决定谋杀嘉靖皇帝。她们趁嘉靖皇帝熟睡之时将绳子套在他的脖颈上，但由于过于紧张，平时很容易打的活结竟然打成了死结，绳子拉不拢。一个宫女害怕起来，跑出去大呼，引来了方皇后，嘉靖皇帝才得以大难不死。宫女们几天后被凌迟处死，这就是有名的“壬寅宫变”。

有惊无险，世宗更加相信是因为有鬼神护佑，变得越发尊崇道教，甚至自己戴了一顶道士冠移居西内一心修道求长生去了，将全部国家政事交给首辅，20多年不上朝（27年间，总共跟群臣见过四次面，平均七年出席早朝一次）。大部分时间里，政权落在权­奸­严嵩手中，朝政大坏，北有俺答入寇，沿海有倭寇­骚­扰，中有忠良枉死，明朝的江山离沉没已经不远了。

嘉靖晚年，由于长期服用丹药，身体越来越差，脾气也更加暴躁，许多大臣动辄被杀头或是廷杖，人人自危。为了修炼，他又大肆建造宫殿，国库极度空虚。嘉靖四十五年十二月，他在乾清宫去世，死的时候腹胀如鼓，可能是服食丹药的缘故。

颟顸凶残

大明王朝另一位二十多年不上朝，群臣不见其颜­色­的皇帝是第十三任神宗朱翊钧。隆庆六年（1572年）五月二十六日，明穆宗病逝于乾清宫，六月初十日，年仅十岁的朱翊钧即皇帝位，第二年改年号为“万历”。

朱翊钧小的时候十分聪明，再加上权倾朝野的太监冯保和张居正的辅佐，一时有治平之象，明朝的政治得到了一个短暂的复苏和繁荣。张居正非常注重对小皇帝的教育，亲自为他安排课程，指导他学习，并选拔有素养的大臣为他教学。小皇帝也对张居正十分信任，呼为张先生，生病了还为他亲自熬药。

此时，张居正对明朝的政事从政治、经济、军事三方面下手，进行了颇有成效的改革。政治上，他整顿吏治，实行考成法，作为升迁、黜陟的依据；军事上整饬军备，加强边防，选用能征善战、带兵严格的将领，对蒙古采取安抚睦邻政策；经济上，清丈全国田地，推行一条鞭法，减轻农民负担，促进了货币经济的发展。这一系列措施缓和了社会矛盾，使得万历前十年，政治清明，经济繁荣，当时太仓的积粮可支用10年，国库钱财多达400余万。

如此卓有成效的统治，怎么还会在后世被人说成是明之亡亡于神宗呢？

可惜好景不长，万历十年，张居正去世，神宗开始独掌政权。反对改革的官僚纷纷起来攻击、诬陷张居正，神宗也对昔日威柄震主的师傅日益不满，回想起以前冯、张二人对自己的约束，神宗反感陡升。于万历十年十二月，将冯保以欺君蠹国之罪，免除东厂提督之职，抄没家产，随后将张居正重用的人统统罢免，同时为从前反对张居正的人一一恢复名誉或官职。又追夺张居正的封号和谥号，查抄张家，谪戍家人，改革全部被废止。

从此以后，朝廷一天天地走向没落。他长年深居禁宫，尽情享乐，群臣不认识他，他不认识群臣。甚至连郊庙祭祀这些古代礼法社会中认为很重要的事情都委人代行，终日沉湎于酒­色­之中，使得朝政大坏。生活上他十分奢侈，挥金如土，喜欢大兴土木，整个统治阶级糜烂不堪，贪污成风。他还以采木、烧造、织造、采办为名派出大批宦官，分赴各地充当矿监、税使，肆意搜括民脂民膏，并提倡官吏向他进奉，把进奉财物的多少作为衡量官吏是否效忠皇上的标准。为此人心汹汹，民变纷起，社会越发动荡不安。

万历二十年(1592年)二月，宁夏副总兵官哱拜起兵反叛；五月，日本发动侵朝战争；同时西南又发生播州杨应龙叛乱。明神宗被迫三路出征，史称“万历三大征”。三征历时十余年虽然获得全胜，但却丧师数十万，耗银千万两，兵连祸结，国家遭难。

第四编 日落前的乌飞鸢唳(5)

神宗因为宠爱贵妃郑氏，想要立郑贵妃之子朱常洵为储，而把皇长子朱常洛晾在一边，这引起了全体大臣的激烈反对，是为明朝政坛重事之一的“国本之争”，这是继嘉靖朝“大议礼之争”后的又一次大规模的皇帝与大臣的冲突。虽然最终胜利的是大臣，但此事前后拖延达二十年之久，为此有好多大臣挂冠还乡，朝中职位空缺严重。神宗也与文官政府形成消极对抗，几十年不理朝政，统治阶级内部矛盾重重，东林党人与邪党的斗争更加是水火不容，持续了很久。而此时东北的后金却迅速崛起，努尔哈赤用三十年的时间统一了女真各部，于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建立后金政权。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努尔哈赤以“七大恨”告天，向明王朝发起了进攻。“辽饷”的加派使民怨沸腾，神宗也从此愁眉不展。星火之光，最终发展成为燎原之势，把明朝送上了覆亡之路。

万历四十八年（公元1620年）八月神宗病逝。《明史》评曰：“明之亡，实亡于神宗。”

对明朝的这几位皇帝，柏杨先生给过一个很好的总结，让人失笑，他说：“人的感情反应，有时候竟会恰恰相反。朱祁镇、朱厚照之类的活宝，把皇宫当作不快乐的地方，总是到外面游荡。而朱厚熜、朱翊钧之类瘪三，又把皇宫当作最快乐的地方，连片刻都不肯离开。对于后者，我们真不了解，在那个范围有限（不过三四十个院子）的皇宫中，每天所见的都是同一的面孔和同一的景­色­，怎么能自我关闭三十年，而不感到单调烦闷。”

神宗长子朱常洛虽然保住了储君之位，但即位一月后就糊里糊涂地死去，从而产生了明朝三大案之一的“红丸案”。光宗死后由其十五岁的长子朱由校即位，是为明熹宗。在位七年，年号天启，后因服用“仙药”而死。

熹宗即位之初，东林党势力较大，公正盈朝。杨涟、左光斗、赵南星、高攀龙等东林人士还在朝中担任重要职务，方从哲等­奸­臣已逐渐被排挤出去，吏制稍显清明。但很快，朝政就被朱由校的|­乳­母客氏和宦官魏忠贤把持，肆意屠戮忠良，任用­奸­小，使明王朝堕入穷途。

魏忠贤不识字，却善于察言观­色­，曲意逢迎。很快便依仗红极一时的大太监王安爬上权力高峰，之后又设计将王安排挤出去，与熹宗|­乳­母客氏结成了同盟，成为了后宫不可一世的力量。

其时，国内各种社会矛盾激化，来自辽东后金的威胁越来越严重，明朝的大片山河坠入敌手。而熹宗却整天沉浸在自己的木匠活当中，朝夕营造，膳饮都忘，成了名副其实的木匠皇帝。他心灵手巧，凡刀锯斧凿、丹青揉漆之类的木匠活，都亲自­操­作。造的漆器、床、梳匣等，均装饰五彩，­精­巧绝伦，吴宝崖在《旷园杂志》记载熹宗“尝于庭院中盖小宫殿，高四尺许，玲珑巧妙”。

他对木匠活的长期沉迷，使魏忠贤有机会与朝堂上的一些­奸­臣联合，排挤东林党人，逐渐掌握了内阁、六部。

魏忠贤总是乘他木工做得全神贯注时，拿重要的奏章去请他批阅，熹宗哪有时间理会这些事，随口说：“朕已悉矣！汝辈好为之。”导致魏忠贤一手遮天，东林党人被贬、被杀者不计其数。魏忠贤把他们投入监狱，遍施人间酷刑，然后杀害，但始终没能将这些人屈服。东林党人因此也成为继汉代党锢之后的又一代千古文人表率，受到后世景仰。

魏忠贤一边残忍地屠杀异己，一边在全国大肆搜刮，使民不聊生，起义不断。此时的熹宗皇帝还在后宫玩乐，天启五年，乘舟游玩时不慎落水，落下病根，天启七年，病情加重，一命呜呼，终年二十三岁。

让人惊奇的是，大明王朝的两位少年天子武宗和熹宗，一个喜欢打仗，一个喜欢木工，均不问朝政，都落水得病而死，全没有子嗣，皆培养出了明朝最坏的太监———刘瑾和魏忠贤。历史是如此惊人的相似，国家却一步步沦亡，当年把大权独揽在皇帝一人身上的朱元璋，能想得到他的子孙竟是这样的荒­淫­惰怠吗？

第四编 日落前的乌飞鸢唳(6)

《明史》中评熹宗说：“­妇­寺窃柄，滥赏­淫­刑，忠良惨祸，亿兆离心，虽欲不亡，何可得哉！”

2.专权弄柄———阉竖继起

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宦官专权是在明王朝出现的。尽管当年太祖立国，规定宦官不许读书识字，戒防之心溢于言表，但还是没有想到在他之后宦官之祸会如此之酷之烈，直伴随大明王朝相始终。

中国历史上的第三次宦官时代是从大明王朝的王振开始的，讲英宗的章节中我们已经大致提到过，到他死时家藏金银60余库。汉朝的宦官中出了一个蔡伦，名垂千古，成为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人之一，明代的宦官中同样出了一个名照青史的人物———郑和。可见，虽然我们在不断地说宦官之祸，但宦官中也并非全是败类，或者说也并非全做坏事，不做一件好事。明朝就有这样几个尽忠报国的太监，如王安、王承恩、方正化等，即使是冯保亦功大于过，于社稷有利。但大多数宦官还是在专权弄柄，祸乱朝纲。而且此时期的宦官乱政又出现了新的特征，即政府高级官员和士大夫阶层公然无耻地向当权宦官卖身投靠，这是第一、二次宦官­干­政所没有的。如有一次王振见工部侍郎王佑貌美而无须，便问：“王侍郎何以无须？”王佑竟然回答：“老爷所无，儿安敢有？”到魏忠贤时期的“五虎”“五彪”“十孩儿”“四十孙”之类时，已经天良丧尽，恬不知耻。我们撮其要以概其余，重点来看看刘瑾和魏忠贤。

权阉肆毒

公元1505年，明武宗朱厚照即位。刘瑾在明孝宗时就侍奉太子朱厚照，他千方百计地讨好太子，把个十多岁的孩子哄的开开心心。所以深受宠信，等到武宗上台，他数次升迁，爬上司礼监掌印太监的宝座，与马永成、高凤等八位宦官，并称“八虎”。“八虎”肆意妄为，以游戏引诱武宗，日进鹰犬、歌舞、角觝等，又引导武宗微服出宫，把武宗置于他们的控制之下。当时内阁辅臣是大学士李东阳，刘建，谢迁三位，都是机敏厉害久历宦海的人物，时人评述，“李公善谋，刘公善断，谢公善侃”。他们决定联手策划将八虎扳倒。于是找到太监王岳，范亭，暗示他们先向武宗告发刘瑾等人的­奸­行，随后由他们联合朝臣上奏章内外夹击。

开始武宗听不进去，直到被告知天象有变，是上天在警示他时，才有所表示，打算将刘瑾先贬到南京。大学士们仍不让步，要求处以死刑铲除祸根。他们联合了当时在京城的主要官员，准备第二天联名劝谏武宗杀掉刘瑾。这一消息很快被刘瑾得知，他慌忙率领八虎进宫，环跪在朱厚照面前，哀哀哭求，反驳说谢迁、刘健等人的­阴­谋是使皇帝陷于孤立。武宗大怒，立刻将司礼监、东厂、西厂让他们分别掌管，将告发的太监送南京充军，并于半路追杀。刘健、谢迁等一大批忠臣愤而辞职，朝政由此更加黑暗。

刘瑾随即打击反对过他的官员，把53位反对者都列入­奸­党，制造了明朝一大冤案。他们中多半被逮捕入狱，施以酷刑。他用的方法很多，一是处罚，即罚米供应边境。因为罚的数目很大，致使很多大臣破家。其次是身体处罚，最狠毒的是去衣廷杖。明朝原来的廷杖主要是对大臣的一种人格侮辱，而非身体处罚，所以允许大臣用毡、毯以及棉衣垫在身上。但刘瑾却要大臣脱衣受刑，行刑期间又授意执行的锦衣卫加力责打，结果大臣们常被当场打死。他还造有一种大枷，明律规定套在犯人脖子上的“枷”，最重不得超过13公斤，而刘瑾发明的枷竟然重达75公斤，不少官员也因此而死。

在刘瑾的威逼下，许多正直的大臣或辞官归隐或缄默不语，刘瑾便随心所欲地专权了。他和投靠自己的内阁大学士焦芳等人内外勾连，一手遮天。先用打球跑马、带鹰抓兔等缠住爱玩的武宗，然后，在武宗玩得最高兴的时候，把朝臣的折子拿给他看，武宗总是不耐烦地说：“怎么什么事都来找我，你们都是吃闲饭的吗？”刘瑾装得灰溜溜的样子退下，心中美滋滋地专权误国去了。当时大江南北都传着民谣，“京城两皇帝，一个坐皇帝，一个站皇帝；一个朱皇帝，一个刘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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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编 日落前的乌飞鸢唳(7)

刘瑾都做到了站皇帝的份上，在明朝政局里还有谁是他的对手，可以将其扳倒呢？

为了增加自己的权势，刘瑾还建立了另外的特务组织“内行厂”，权力在锦衣卫和东厂、西厂之上。通过特务来监督官吏和百姓，制造恐怖气氛，维持自己的专权。他受起贿来也是来者不拒，有为了得到高官向他行贿的，有为了徇情枉法、制造冤狱的，各种各样，千奇百怪。各地官员进京朝拜述职时总是要向刘瑾行贿，叫做“拜见礼”，少的要上千两，最高达二万两。如果升了官要立即用重金“谢”刘瑾，叫做“谢礼”。

刘瑾的专权使朝政混乱，正德五年(公元1510年)，安化王以清君侧诛刘瑾为名，举兵造反。武宗派都御史杨一清和太监八虎之一的张永去平定安化王的叛乱。叛乱平定之后，杨一清劝说张永在向武宗报告战况时，揭发刘瑾的十七条大罪。武宗看完后微微迟疑，说刘瑾怎么可能造反？张永磕头几乎磕出血来才把武宗说动，命令将刘瑾抓捕审问。第二天，张永，李东阳，杨一清联手组织御史拼命弹劾，武宗亲自出马，去抄刘瑾的家。结果发现了印玺、玉带等禁物并有黄金24万锭又57800两。还在刘瑾经常拿着的扇子中发现了两把匕首，武宗见了大怒，终于相信了刘瑾谋反的事实。

最终武宗下令把刘瑾凌迟处死，其族人、逆党也都伏诛。刘瑾当权专政虽然仅五年时间，但很多正直的朝臣因他而死，国家因他而乱。

白丁乱国

魏忠贤，原名李进忠，北直隶肃宁（今属河北）人。出身于市井无赖，目不识丁，整日游手好闲，酗酒、聚赌，无所不至，经常因为输了钱东躲西逃，后为赌债所逼遂自阉入宫做了太监。

他通过行贿被太监魏朝“引进”，作了熹宗生母王才人的一名办膳太监，当时太监魏朝是熹宗信重的老太监王安跟前的红人。魏忠贤为巴结王安，与魏朝结拜为兄弟，此时熹宗的|­乳­母客氏正与魏朝相爱，魏忠贤略施小计，横刀夺爱，将魏朝挤到了一边。

客氏十八岁入宫，给朱由校当­奶­妈。十九岁丈夫去世，成了寡­妇­。此人极为妖艳，朱由校大婚之前，她已“先邀上­淫­宠”。在朱由校心目中，客氏远远超出了|­乳­母的概念，是集各种女­性­角­色­于一身的不可须臾或缺的伴侣。所以，当上皇帝后的熹宗不到一个月就封客氏为“奉圣夫人”，升魏忠贤为司礼监秉笔太监。

魏忠贤善于察言观­色­，他见熹宗­性­好游戏，就别出心裁，糊制了狮蛮滚球、双龙赛珠等玩物，每天与客氏两人诱导熹宗专以嬉戏为乐。熹宗遂倚两人为心腹，顷刻难离。

此时，朝廷内部的两大派官僚争斗日趋激烈，东林党派的大臣掌政。东林党人以“清流”、“正人”自诩，对政见不合者均斥为“邪人”、“邪党”，甚至直指为阉党。东林党又多次上章弹劾客氏和魏忠贤二人，成为阉党这股邪恶势力的政敌。为此，魏忠贤在客氏的帮助下逐渐取得了熹宗的宠信，开始从中弄权，勾结外廷官僚，打击东林党人。

东林党当然不会坐以待毙，但在这场血与火的斗争中他们能取胜吗？

与东林党作对的各派官员便纷纷投靠到魏忠贤门下，形成一个强大的潜流向东林党派的朝臣们冲荡过来，人们称其为“阉党”。文臣方面有兵部尚书崔呈秀、礼部尚书田吉等为之出谋划策，讲解起草诏书，时称“五虎”；武臣方面有锦衣卫都督田尔耕、锦衣卫指挥掌北镇抚司事许显纯等五个负责捕杀、镇压异党，号为“五彪”。此外，还有所谓“十狗”、“十孩”、“四十孙”等大小爪牙。东林党首辅叶向高于天启四年(公元1624年)被斥辞官。内阁中的其他东林党人也均遭罢黜，阉党顾秉廉升为首辅，控制了整个内阁。

魏忠贤趁熹宗兴致勃勃地做木工活时让他审批奏折，使权柄落在自己手里，肆意搜刮，民不堪命。他每次出行，都乘坐文轩，羽幢青盖，身着锦衣玉带、脚蹬长筒皮靴、佩着利刃的卫士夹在两边保护，厨役、优伶、百戏等紧紧相随，总共数万人，声势浩大，尘埃蔽天。经过之处，一些逢迎拍马的官员甚至呼他为“九千岁”。

第四编 日落前的乌飞鸢唳(8)

天启六年（1626年）六月，浙江巡抚潘汝祯，第一个请给魏忠贤立生祠，熹宗准其请，并赐名“普德”。此后各地闻风而起，魏忠贤把它看作是衡量各地官员对自己效忠的尺度。各地争先恐后地立生祠，于是魏忠贤生祠“几遍天下”。

甚至有一国子监生，竟然向皇帝上奏请求将魏忠贤配祀孔子，于是在国子监西侧建立了魏忠贤祠。一个宗奉孔子的读书人，竟然让一个文盲阉宦来配祀大成至圣先师，还赢得了一些官员的喝彩，这些官员们的道德沦丧到何等地步可见一斑。难怪樊树志先生议论说：“如果没有昏庸的皇帝的纵容，没有奉圣夫人客氏的支持，没有一大批无耻官僚的吹喇叭抬轿子，局面不至于如此。那些内阁、六部大臣乃至封疆大吏，个个争以当魏忠贤的­干­儿义子为荣，这帮人的数量是不小的。《明史·阉党传》只列举了一些代表人物，如魏广微、顾秉谦、崔呈秀、王绍徽、田尔耕、许显纯等。崇祯初年清查‘阉党逆案’，一共查出三百一十五人，实在是一个不小的帮派。”（《国史十六讲》）中国历史一到了这种关键时刻，总会有一大帮这样的厚颜无耻之徒冒出来，过后，仿佛都是时势所逼，出于无奈，实则投机取利，恬不知耻。远了如武则天时期的群臣百相，近了如“文革”中的芸芸众生。

魏忠贤的族孙魏良栋仅三岁也被封为东安侯、魏鹏翼仅二岁封为平安伯世袭，他的从子魏良卿甚至代替天子在南、北郊的祖庙主持祭天地、祭祖宗的大礼。

魏忠贤的胡作非为，引起东林党人的极度愤慨，天启四年，副都御史杨涟上疏参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状。魏忠贤吓坏了，忙向熹宗哭诉，在客氏和王体乾的极力帮助下，才没有被处理，熹宗反而下旨痛责杨涟。魏忠贤这回决心赶尽杀绝。

天启五年(公元1625年)终于兴起大狱。副都御史杨涟、佥都御史左光斗、吏科都给事魏大中，都平素廉洁正直，但反被阉党诬蔑受贿，皆逮捕至京下狱。同时下狱者还有顾大章、周朝瑞、袁化中，时称“六君子”。天启六年(公元1626年)魏忠贤又捕杀东林党首领高攀龙、周起元、周顺昌等七人，史称“七君子”。于是，东林党成了十恶不赦的罪名。

魏忠贤的倒行逆施全靠熹宗的昏庸无知、懒于政事。天启七年(公元1627年)八月，熹宗病死，信王朱由检入继帝位，改元崇祯，即为思宗。下令把魏忠贤发往凤阳，后又派人追逮治罪，魏忠贤闻知，提前畏罪自尽，结束了他罪大恶极的一生。

皇帝的昏庸怠政，使得阉宦们有机可乘。掌权的宦官们完全没有政治良心，胡作非为、肆意荼毒，将国家机器当成了自己巧取豪夺的工具，这样的国家不亡也难！

3.守正清刚———东林党议

读书人的气节是显在关键时候的，所谓“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明王朝的晚期，宦官又一次专政，这必然又是一次知识分子的劫难，仿佛东汉。历史总是不断地相似，留给后人浩叹！

张居正死后，从万历十四年（1586年）开始，明神宗逐渐怠政，不肯上朝及接见阁臣来商讨国事。万历二十年后（1592年），他­干­脆把奏章留在禁中，不批不出，使政事陷于瘫痪。他还认为承平时期官吏不必多，加之猜忌成­性­，对官吏多不信任，因而在他的时代，有意使官吏任免处于半停顿状态，在职的不能正常升迁，空缺的不能及时得到补充，导致整个国家机器不能正常运转。再加上张居正的继任者认为张居正的覆灭是因为其“威柄之­操­，几于震主”，所以都一律的故作平庸，因循默守，对上无所匡正，对下敷衍了事，使明王朝失去了政治是非标准，中央议政体制形同虚设。官僚们腐败成风，上下通同，置人民痛苦和国家兴亡于不顾，到万历晚期，政局更加不可收拾。

在这样的背景下，一批正直的士大夫和官员抱着“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顾宪成语）的态度，积极参与中央决策和官员任免，反对擅权无能、尸位素餐的阁员和乱政虐民、贪污腐败的宦官，于万历中期以后，渐渐形成一股政治势力，力图挽救日渐没落的大明王朝，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东林党议”。

第四编 日落前的乌飞鸢唳(9)

东林党议是继东汉党锢之狱以来中国文人士大夫­精­神的又一次集体张扬，他们不畏权势、声张正义，将家国兴亡高高置于个人生死之上，与黑暗势力进行了不屈不挠、艰苦卓绝的殊死搏斗，其酷、其烈、其惨，比东汉更有过之而无不及。一批批文人士大夫在泯灭人­性­的严刑面前毫不屈服，终至虐杀，为中国的脊梁又增添了一份重量。

党议兴起

东林党为了吏治清明，天下安定，积极­干­预官员任命。在他们的呼吁得不到皇帝和首辅的重视时，就决定利用六年一度的“京察”作为反对政敌的机会。这样从万历十五年（1587年）丁亥京察到天启三年（1623年）癸亥京察间的七次“大计”，就成为双方争夺的焦点。

京察是明清两代考察京官的制度，始于洪武朝。在京的称京察，在外地的称大计。弘治十七年(1504年)五月，经吏科给事中许天赐奏定，京官六年考察一次，巳、亥年为京察之年。届时，四品以上京官具疏自陈，由皇帝决定去留。五品以下京官，由吏部会同都察院考察，然后具册奏请。京察由吏部尚书、都察院都御史、吏部考功司郎中主持，并密托吏科都给事中、河南道掌道御史咨访。以“四格”、“八法”为升降标准。“四格”为：守、政、才、年。每格按其成绩列为称职、勤职、供职三等。列一等者记名，得有升任外官的优先权。“八法”为：贪、酷、无为、不谨、年老、有疾、浮躁、才弱。分别给以提问、革职或降级调用的处分，年老和有疾者退休。“八法”后去掉贪、酷，改为“六法”。清初沿用明制，定为三年一次，子、卯、午、酉年为京察之年。

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癸巳京察，吏部尚书孙鑨、左都御史李世达和考功司郎中赵南星一意奉公，力杜请谒，将公论所不齿者贬斥殆尽，可结果却是孙、赵及支持他们的官员包括顾宪成、高攀龙等先后被迫辞职或革职为民。顾宪成居家后，希望通过讲学的方式激励人心、有益世道，于是联络当时地方官员修复宋朝学者杨时创建的东林书院，偕当时因遭打击而被罢官的正直士夫高攀龙、钱一本、薛敷教、史孟麟、于孔兼、顾允成（顾宪成弟）讲学其中。受到了另外一些“抱道忤时”的士大夫的纷纷响应，冯从吾在陕西、邹元标在江西、余懋衡在徽州也开始讲学，四书院彼此声援，与在朝的李三才、孙丕扬等遥相呼应，讲习之余，讽议朝政、裁量人物，使东林书院逐渐成为对在朝官员声誉、行动有重大影响的政治舆论中心，聚集为一股全国­性­的政治势力。

东林书院所起的作用，仿佛当年东汉的太学，这样一帮肆口横陈的书生，会遭到什么样的结局呢？

东林党的政敌是以山东莱芜人亓诗教为首的齐党、以湖北黄冈人官应震为首的楚党、以浙江慈溪人姚宗文为首的浙党、以南直隶昆山人顾天峻为首的昆党和以宣城人汤宾尹为首的宣党。万历三十九年（1611年）辛亥京察，东林党人控制北察，汤宾尹和顾天峻被察，东林党人首次在京察中获胜，但同时在南察中则受到打击。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丁巳京察则齐、楚、浙三党控制了朝政，东林党一再受到打击。神宗死后，由于对太子朱常洛有翼戴之功，东林党人全面参政，天启三年（1623年）癸亥京察中，赵南星再次以左都御史的身份罢斥了扰乱政局的亓诗教、赵兴邦等人，吏治为之一清，形成了“众正盈朝”的局面。

三案之争

神宗虽然于万历二十九年迫于众意立长子朱常洛为太子，结束了长年累月的“国本之争”，但朝臣当中已经分化成坚决反对郑贵妃和福王朱常洵的东林党和依违其间相对附和郑贵妃的“邪党”两派，这为日后的三案之争埋下了伏笔。

“晚明三案”是指“梃击案”、“红丸案”和“移宫案”。

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五月四日，一男子手持木­棒­，一直打到太子朱常洛居住的慈庆宫前殿檐下才被太监们慌忙捉住。神宗吩咐巡视皇城的御史刘廷元进行审问，后又交刑部复审，持­棒­人张差供出是宫里的太监将他引到慈庆宫门前的，东林党人都怀疑是郑贵妃和他的哥哥郑国泰­阴­谋策划借张差之手伤害太子，结果神宗仓促结案，不愿深究，以处死张差和秘密处死两太监含糊了事，是为“梃击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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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编 日落前的乌飞鸢唳(10)

“红丸案”发生在泰昌元年（1620年）九月，八月里明神宗朱翊钧死去，朱常洛即位，是为明光宗。郑贵妃首先拉拢朱常洛当太子时就得宠的西李选侍，提议立其为皇后，后又挑选了八个美貌的女子送给光宗。光宗不几天就病魔缠身，宦官崔文升进献泄药，一天要拉三四十次，人眼看着就要不行了，鸿胪寺丞李可灼又进红丸两粒，光宗服药身死。朝中大哗，东林党人指责崔文升是郑贵妃的心腹，又指责李可灼结交宦官，妄进红丸，是导致朱常洛死亡的元凶。最后两人同时被处死，红丸案也不了了之。

“移宫案”紧随“红丸案”发生。乾清宫是内廷的正宫，只有皇帝皇后才能居住。光宗病危时，住在乾清宫，西李随住。光宗死后，李选侍仍然占据乾清宫，控制太子，不让登基，妄图邀封皇太后。东林党人认为其非皇后，又与郑贵妃关系密切，所以坚决要求其移出乾清宫，并设计赚出太子，使得太子顺利即位，是为熹宗。

三案本是宫闱琐事，但遭到党争双方的利用，东林党人站在维护封建纲常的立场上，且抓住对方种种把柄，所以渐渐占了上风。但由于其过分依赖皇帝，攻击政敌时又不加严格的甄别，将其置于不可转还的“邪党”位置，致使许多人被逼投靠魏忠贤结成“阉党”时，东林党就无力与更加接近皇帝的权阉抗衡，惨遭屠戮。

蹈节死义

天启初年，魏忠贤联合客氏逐渐掌权，而此时的东林党却又重新开始追论“三案”，逼迫敌对的诸党重新联合起来，并且投靠在魏忠贤门下，结成“阉党”。两者结合后开始主动出击，首先诛杀了和东林党关系密切的太监王安，后又逼走东林大学士刘一，企图将东林党人尽数逐走。

天启三年（1623年），魏忠贤控制了东厂，东林党人面临巨大危险。天启四年六月，副都御史杨涟上疏参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状，遭到魏忠贤的反扑，先杖死痛诋魏忠贤的万，逼走首辅叶向高，罢黜赵南星、高攀龙、魏大中、杨涟、左光斗等东林骨­干­，接着于第二年开始大面积地逮捕杀戮，杨涟、左光斗、魏大中、袁化中、周朝瑞、顾大章纷纷下狱死。左光斗、魏大中被打死后均体无完肤，杨涟死状最为惨烈，尸体被家属领出时，全身已经溃烂。死时铁钉穿耳，沙囊压身。

天启六年魏忠贤又兴大狱，逮捕高攀龙、周顺昌、周启元、缪昌期、李应升、周宗建、黄尊素七人。高攀龙闻逮投水死。缇骑到苏州逮捕周顺昌时，引发了以颜佩韦等五人为首的苏州城乡数万人暴动，为之呼冤，打死缇骑二人。后周顺昌为不连累乡里，赴京城自首，被酷刑打死。颜佩韦等五人亦被处死。缪昌期下狱一月，就体无完肤，十指全脱，然大义凛然，词气不饶，旋即惨死狱中。阉党将缪遗体碎首暴尸城北，其状惨不忍睹。

大明王朝进入了最黑暗的时代，东林党人横遭屠戮，正人直士惨死殆尽。有能力的正直人士迫害死光了，­奸­邪全部把持着各路要律，国家会怎么样就可想而知了。等到崇祯帝上台后，重新惩治了阉党，东林党人又重见了一丝光明，然而党争并没有结束，它一直持续到苟且的南明时代，伴随着大明王朝相始终。

4.悔恨交加———崇祯自尽

和大多数末代皇帝相比，崇祯并不见得比他们更加腐败荒唐，相反，他还算是一位相对而言还比较励­精­图治的皇帝，那为什么大明王朝的江山却在他手上覆亡了呢？

明朝的末代皇帝是崇祯帝朱由检，他是一位勤政敬业的皇帝，一天只睡两个时辰，做梦都希望振兴大明王朝，一保江山。可惜国事日非、江河日下，内忧外患接踵而至，加上用人失策，苛严好杀，终于在清军及农民起义军的夹击下败亡了。

崇祯即位没有多久，就将魏忠贤逐出于凤阳，后下诏追逮，魏忠贤自缢死。并将阉党定为逆案，自崔呈秀以下凡六等，一时大快人心，颇得时望。

但其后不久，他就又发现只有宦官最忠贞，所以大量地派出宦官到各军队中去做监军，致使监军制度复活，后来就是这些监军们首先背叛他投靠了李自成。

第四编 日落前的乌飞鸢唳(11)

此时，外有强敌蒙古、瓦剌和满洲，边战不停。内部大臣之间门户之见日深、争论不断，崇祯已无可为。再加上他生­性­多疑，喜怒无常，常靠滥杀无辜来维护自己的权威，曾因地方失守，就将上任仅有七天的陕西华亭县尉徐兆麟斩杀，最终杀到了边防重将袁崇焕头上，大明王朝的长城也跟着土崩瓦解。

天下奇冤

袁崇焕，字自如，又字元素，祖籍广东东莞。天启六年(1626年)正月，努尔哈赤率十三万人围攻宁远。袁崇焕誓师与宁远城共存亡，军士感奋，士气高涨。袁崇焕行坚壁清野之策，同时将全部库存的白银置于城上，激励将士。二十四日，后金军来攻，明朝城楼上火炮齐鸣，弓箭齐发，后金军败去。次日，重振士气，再次来攻，总帅努尔哈赤被飞来的炮石击中，血流不止。后金又不得不收兵退去。在撤兵途中，努尔哈赤去世。

努尔哈赤死后，由皇太极即位当权。天启七年五月，皇太极率军攻打锦州，锦州守军一面坚决抵抗，一面飞报袁崇焕请援。袁崇焕识破皇太极围锦州是调虎离山之计，目的在宁远。于是坚守宁远不动，派­精­骑四千绕到清军后面猛攻，致使清军两面受敌。同时又奏请朝廷调其他路兵支援。皇太极见攻锦州不下，便回师进攻宁远。城上明军万炮齐发，矢石如雨，清军损伤惨重，又一次败绩。“宁、锦大捷”后，魏忠贤冒领功勋，大加封赏自己的爪牙，而袁崇焕不但没有封赏，反诬他“不救锦州为暮气”。袁崇焕一怒之下，辞官归乡。

袁崇焕既然已经辞官还乡了，后来怎么还会有那么多的故事，看来他还有复出的一天。

崇祯帝即位之后，召袁崇焕入京，与他商量平辽方略。袁崇焕离京赴任时，崇祯帝亲自为其送行，赐予尚方宝剑，对其寄予恢复边疆的厚望。袁崇焕深知身负重命，担心皇帝不能对己无疑，便再次恳请皇上“任而勿贰，信而勿疑”。还解释说“军中可惊可疑者殊多，但当论成败之大局，不必摘一言一行之微瑕”，崇祯帝皆“优诏答之”。

袁崇焕到边境后未立一战功，但请饷之奏却接连不断，使崇祯皇帝大为不悦。身旁礼部右侍郎周延儒又借机挑拨，使崇祯帝虽然勉强发去了军饷，但却开始怀疑袁崇焕恃边逼饷以充私囊。其后不久，袁崇焕又擅杀了皮岛守将毛文龙。毛文龙在辽东失陷后坚守皮岛，多次袭击清军后方，有力地牵制了清军的南下。但他恃功跋扈，不但不听袁崇焕调遣，而且还诬蔑袁崇焕克扣他的军饷。崇祯帝对袁崇焕诛杀毛文龙十分恼火，但碍于尚方宝剑，只能“优旨褒答”。

崇祯二年(1629年)十月，皇太极率大军避开袁崇焕的防地，从蒙古绕道入关，很快便直逼京师而来。袁崇焕心急如焚，立即亲率­精­锐部队，马不停蹄，急赴京师救援。他们赶到北京城外，与围攻广渠门的清军交锋，一场恶战，清军败退。

皇太极又遇袁崇焕，心下十分懊恼，决定利用崇祯帝多疑猜忌的­性­格，行反间计。他首先假拟了两封以自己口吻约袁崇焕私下议和的所谓“密信”，让部下“丢失”在明军经常出没的地方，后又让两名被捕的宦官“无意间”听到将士议论袁崇焕已与清主私下议和的消息，“逃”了其中一名。崇祯帝听说后，怒不可遏，当即传旨令袁崇焕入见，将其逮捕下狱。崇祯三年(1630年)八月十六日，以“谋叛欺君罪”将袁崇焕处以磔刑。袁崇焕死后，边将更无人选，集体投降的将士日渐增加，崇祯帝轻率疑臣，自毁长城，致使大明王朝的堡垒不攻自破。

死不醒悟

崇祯十七年（1644年）二月，李自成建国号大顺，改元永昌，进兵东渡黄河。崇祯急诏天下兵入京勤王，并调吴山桂入关。三次下罪己诏，罢天下辽饷，但进京赴王命者寥寥。三月十八日，李自成兵临城下，崇祯欲取库中钱财赏赐兵卒，却发现根本无银两可赏，最后只能发给守卫险要处的兵士每人一百个铜钱。起义军开始对平则门、彰义门发动攻击，声势猛烈，士兵逃亡大半，崇祯不得已只好命宫内太监上城拒守。下午战事越来越激烈，彰义门守门执事太监曹化淳开门纳降，起义军呼啸着破城而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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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编 日落前的乌飞鸢唳(12)

起义军破城的消息传到禁中后，城内大乱，留守的百官纷纷逃跑，崇祯更是心急如焚，慌忙闯入殿内撞钟招人，结果却没有人应答。不得已持剑跑入后宫，见皇后及公主嫔妃正聚在一处恸哭，下令皇后自尽。自己又流着泪，掩着面狠心砍向长平公主，公主尖叫一声，挥起左臂做挡，立刻血流成河，晕死过去。崇祯再也没有勇气对其心爱的女儿下手，提着剑跑到昭仁殿，砍死了另一个女儿昭仁公主。其他的宫人无计可施，只有对泣，崇祯又杀嫔妃数人，投水而亡者有数百人。

之后，他把太子及永王、定王等安排躲到了外戚周、田家，自己在混乱中与太监王承恩等准备换便装出城，可惜几个城门守将不是­射­箭阻止他逃跑就是躲起来不做理会，崇祯不得已再一次退回宫内击钟，希望有文武官员来护驾，结果和第一次一模一样。

已经是穷途末路的崇祯，临死之前留给后世一个遗诏，他悔悟了吗？

崇祯逃至万寿山上，看到自己的宫阙内烽烟四起，起义军鱼贯而入，当下泪流满面，心知大势已去。用剑割破手指立遗诏说：“朕自登极十七年，逆贼直逼京师。虽朕薄德藐躬，上­干­天咎，然皆诸臣之误朕也。朕死无面目见祖于地下，去朕冠冕，以发覆面，凭贼分裂，勿伤百姓一个。”逐披面赤足，著蓝衣，自缢于山角下一古柏旁。时年35岁。

临死都没有改变他喜欢巧言饰过的个­性­，将覆亡之责推到群臣身上，死不醒悟。殊不知，群臣可全是你自己选的啊！当初你感叹不能遇到像岳飞一样的将领，可你遇到时，又是怎样对待他们的！

总的来说，崇祯帝不和大多数历代末帝一样昏庸无能，但他也有自身不可饶恕的缺陷，《明史》评价说：“帝承神、熹之后，慨然有为。即位之初，沈机独断，刈除­奸­逆，天下想望治平。惜乎大势已倾，积习难挽。在廷则门户纠纷。疆场则将骄卒惰。兵荒四告，流寇蔓延。遂至溃烂而莫可救，可谓不幸也已。然在位十有七年，不迩声­色­，忧劝惕励，殚心治理。临朝浩叹，慨然思得非常之材，而用匪其人，益以偾事。乃复信任宦官，布列要地，举措失当，制置乖方。祚讫运移，身罹祸变，岂非气数使然哉。”此论公允。

崇祯死后，虽然还有几位地方朱氏王爷在群臣的拥戴下组织了几年南明王朝，但已经是强弩之末，不成气候。再加上皇帝昏庸，群臣纷争，没有几年也就纷纷谢幕了。重新执掌中华的新型贵族是从关外崛起的女真人，又一个二百多年的王朝就要开始了。明朝这后一百多年的政事，除了几个刚正不屈的士大夫能让我们看到一丝亮­色­外，剩下整个国家一片黑暗。中国历史上没有那个朝代的怠政皇帝有如明朝之甚者。嬉戏误国、荒­淫­怠政，将祖宗江山、百姓生死统统抛之脑后，只顾一己行乐，这样的天子还能维持一个国家二百多年，不得不佩服中国古代文官政府的厉害，这也是前人翻来覆去想窥测其（“超稳定结构”）奥秘的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