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刃有余的“旧”

游刃有余的“旧”——对卡纳曼、史密斯观点的质疑

有人为了省5元钱而花6元的汽油费开车去批发市场购买几包卫生纸；有人花不少钱为一件家具购买服务合同但这家具根本不会坏；当股市繁荣时股民会欣喜若狂跟风买进，而股市暴跌股民又诚惶诚恐地迅速出货……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卡纳曼等学者列举的上述“非理­性­行为”，只需运用“旧”经济学理论，就可迎刃而解！

2002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行为经济学的开拓者卡纳曼和史密斯认为，人们的一些实际经济活动用传统理论无法解释，比如你会看到有人为了省5元钱而花6元的汽油费开车去批发市场购买几包卫生纸，或者是你也会看到有人花不少钱为一件家具购买服务合同但这家具根本不会坏，或者是当股市繁荣时股民会欣喜若狂跟风买进，而股市暴跌股民又诚惶诚恐地迅速出货。于是他们引入心理学，发展出非理­性­、目标锁定等诸多理论，从新的角度进行解释。

但在事实上，我们只需要运用“旧”经济学理论，这些问题就可迎刃而解！

卡纳曼等学者列举的“难题”，我在《囚徒困境与理­性­悖论》（载《国际金融报》，2002年9月6日）中曾分析过：个体的理­性­行为，从集体或者宏观看来，很可能是非理­性­的（卡纳曼等学者也称为“半理­性­”）。人或者个体的行为，都是在一定约束条件下所做的最优化选择的结果，关键在于：（1）约束条件包括哪些？（2）按照什么准则决策？

我认为，“约束条件”就是人所依存的环境（包括自然环境、社会环境、文化环境等等）；游戏规则（包括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如道德等）、信息（也包括知识）、生存能力、智慧、时间等。比如说，博弈论中的经典例子——“囚徒困境”为什么会出现？简而言之，就是个体在约束条件下做出的最优化选择的结果。而这个约束条件，除了检察官所规定的外，就是隐蔽在现象后面的信息。这个信息就是对方将选择的策略。在圈外人看来，如果人是理­性­的，那么两个犯罪嫌疑人应该都拒绝招供，都被无罪释放，但由于信息的限制，一方不知道另一方的确切的选择方案，只好假定对方可能选择什么策略，而后自己应该选择什么策略才算合理。最终的结果是，双方的选择至多可以算做“次优选择”。

选择的“准则”，就是“收益最大化”原则。很多人以为这里所说的“收益”必须用金钱来衡量，显然有违经济学常识。在经济学上，金钱只是众多的衡量标准之一。微观经济学的主要基石之一——边际收益递减规律中的“收益”，在经济学上可划分为两种：可计算的、不可计算的。前者为基数效用论，后者为序数效用论（有人认为前者正确，有人认为后者正确，这方面的争论，至今未歇）。比如说，在同一时间段，我们选择看电影还是看话剧？这里的决策，无法用资金衡量，因为，我们从中获得的“收益”是心理上的，只能用序数效用论的思想，将二者排序，如张三主观地认为，看电影更好玩，则对张三而言，得自电影的效用必然高于话剧。还有，我们在BBS或QQ上耗费很多时间，付出大量的上网费，从表面上看，并没有获得什么“好处”（即收益或收入）。但实际上，我们获得的是心智上的收益，是序数效用论所研究的那种收益！而这些问题，早在经济学的边际革命时候就解决了。

综上所述，“行为经济学”所列举的“问题事例”，原因有两种可能（或者是这两种因素共同作用）：（1）消费者没有考虑到汽油费这个“信息”，股民所掌握的“信息”有限等。每个人考虑问题的时候，只能涉及问题的一个方面，而不可能面面俱到。古代的一个小故事更形象地表明了这一点：有人在光天化日之下抢钱，被抓获，官差问，“当时旁边有那么多人，你怎么就敢下手？”他回答说，“我抢钱的时候，只见到钱，没见着旁边的人。”（2）消费者将心理感受等计算在“收益”之内。存在这种可能，消费者花费6元的油钱开车去买几卷纸，并不是为了节省5元钱，而是享受购物的乐趣，还附带有兜风等想法，这些给消费者带来的“收益”是心智上的，但是，卡纳曼等学者并没将该“收益”考虑到。

类似的例子，仅在中国古代就能找出很多来，例如，为了忠于商朝而不吃周粟的叔齐，他的行为，同管仲或者魏徵相比较，似乎很不值得，因为如果归顺周朝，他不仅仅可以享受荣华富贵，而且还落个弃暗投明的美誉，但是他并没有这么做，因为他选择的目标与魏徵等不同。他所看重的，从个体角度讲，是一种骨气；从总体角度讲，是一种气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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