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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别“广积粮时代”(1)

告别“广积粮时代”——兼与盛洪、秦晖、姚景源等先生谈蛛网理论之误

蛛网理论只是教科书中出现的情形，它在农业领域从来没有实证的检验。退一步讲，即使认为蛛网理论是正确的，也没有采取价格管制的必要。随着农产品期货市场的发展，像蛛网理论所说的那种市场价格大幅波动的几率已经很小。

当大林编辑告知“粮食收购、粮食市场、粮食价格有可能在明年全面放开”的消息时，我心中非常激动：早就盼着这一天了，早该有这一天了！

我们也许还记得，20世纪90年代初期，美国学者布朗撰写了一篇题为《谁来养活中国？》的文章。当时，从中国政府有关部门到学术界、新闻界等，可以说是举国上下，发出一片###声。后来，这种现象被称之为“布朗旋风”。是的，在中国，没有比粮食问题更让各界关注的了。连续几代国家领导人都把粮食问题摆在工作的首位，政府工作报告中首先提及的往往也是粮食问题（本文不打算追溯其缘由）。于是，包括价格支持、财政补贴在内的各种管制政策纷纷出台，也就顺理成章了。但是，管制的结果是损害了农业的发展、农民收入的提高，财政背上了沉重的包袱……一言以蔽之，我们为粮食管制政策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粮食管制的代价

1996年初，我查核了国内外的相关资料，发现保护政策固然在特定时间下可以获得良好的效果，但若作为长期政策，则是违背经济规律的。因为，第一，这种政策是不具备顺利实施的前提条件的，因为中国的市场化程度不高，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和初级市场经济等并存，农业人口又过多，政策实施的结果只能是越管制越落后；第二，中国的粮食价格自1994年以来，就在向国际市场上的粮食价格靠近并有部分超过，管制政策的结果是使得中国粮食在国际市场上失去竞争力；第三，管制政策使财政背上沉重的包袱，而中国的财政赤字自改革开放以来逐年增加，有违背持续发展原则之虞；第四，中国存在区域经济差距，管制的结果是形成苦乐不均的局面，造成一定程度的区域摩擦；第五，管制政策会破坏市场规则，因为它会致使资源扭曲配置，抑制竞争，直接降低了农业的生产效率。1996年6月份，我把相关理论的文章投到国家计委的机关刊《宏观经济管理》，编辑部回函说，他们对此缺乏研究，将文章转给农价司研究，但一直没有下文，直到1996年10月，一家大学的学报将该文发表了。

随着时间的流逝，粮食管制政策的弊病也日益显现。中国为粮价管制政策付出了沉重代价，且不论财政是否不堪重负，粮食储备过量导致很多问题。据悉，仅1997年年末，国家粮食过量库存就超过1000亿公斤，为此粮食部门不得不大量亏损出口粮食。目前中国粮食年产量近5亿吨，国内粮食库存量约亿吨，约占产量的％，人均库存量200多公斤，粮食过剩局面已经形成。过多的储备粮只能增加政府负担，而且粮食储备过多、常年不用，容易陈化，基本丧失使用价值，还占压大量资金，花费人力物力。据《经济日报》报道，武汉市全市定购粮、保护价粮库存高达亿公斤，其中60%是1999年前收购的超期储存粮。

放开粮食市场会出现“蛛网效应”吗？

放开粮食市场，不仅仅是中国兑现加入世贸组织的承诺，更重要的是中国农业迈向产业化与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也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举措之一。可是，直到今天，很多经济学者认为，由于粮食市场存在着“蛛网效应”，粮食市场中的任何一个外部冲击都会被逐级放大而发散，市场无法自动调整至均衡状态，它将对人们的生活、生产带来不利影响。

譬如，经济学家盛洪先生认为，一旦放开价格，棉价的振荡幅度可能会比较大。这可能就会对棉农、对生产发生影响，形成蛛网循环。这就决定了政府可能还是要­干­预的。

经济学家秦晖先生认为，蛛网循环的问题，就是说在人们需求弹­性­较小、供给弹­性­加大的情况下，市场自发调节会出现问题。他认为，在正常条件下，棉花的需求弹­性­应该是比较高的，但是我们的棉纺织工业是国有的，这样一来我国的棉花需求弹­性­就会变得比较小了。这样的话，发散型的蛛网振荡几率就会更大一些。在这种情况下，至少从逻辑上讲，很难绝对地说市场机制调节会比政府行政价格调节更具有稳定­性­作用。

国家统计局的姚景源先生说：农产品有个经济规律，叫做蛛网理论，就是本期产量决定本期价格，本期价格决定下期产量。就是说，如果本期产量高了，价格就得下降，如果本期产量低了，价格就要上涨，而这个价格上涨和下降又决定下一期产量。因为价格上涨了，农民就会多种、多养。按照这个规律可以预测，上一年和现在粮价上涨肯定会刺激次年的粮食增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