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作家“只有当他确认他的良心和他邻人的良心完全一致的时候，才能感到真正的欢愉”。

——萨尔第科夫·谢德林

我住在海滨沙丘上的一栋小小的房子里。整个里加海滨都覆盖在白雪之下。积雪不断从高耸的松枝上一长缕一长缕地飘落下来，散成粉末，

雪时时飘下来，有的时候是给风吹落的，有的时候因为松鼠在松枝间跳来跳去。当四周悄然无声的时候，你可以听见松鼠剥松球的声音。

我的房子紧靠着海边。要想看海，得走出篱栅门，经过一栋封闭了的别墅，走过一段雪上踏出来的小径。

在这栋别墅的窗子上，挂着还是在夏天留下来的窗幔。微风轻轻地吹动着它们。想必风是从那些看不见的罅缝吹进这栋没人居住的别墅里去的，可是，从远处看去，好象是有人掀动窗幔，悄悄地窥视着你的行动似的。

海没封冻。雪一直齐到海的边缘上。雪上可以看到野兔的足迹。

当海上掀起波浪的时候，听见的不是惊涛拍岸声，而是冰的嘎札嘎札声和雪下陷的沙沙声。

冬天，波罗的海荒凉而­阴­沉。

拉脱维亚人把它叫作“琥珀之海”。恐怕，不仅仅因为波罗的海出产很多琥珀，还因为海水看上去稍微有点儿琥珀的颜­色­。

在天际，整天都飘浮着层层浓重的烟雾。低低的海岸的轮廓，迷失在烟雾里。在海上，只有在这烟雾中的某处，落下一条条毛茸茸的白带——就在那里，正在落着雪。

今年来得过早的雁，时不时地落到海上哀鸣着。焦灼的雁声远远地传遍了海岸，但没有引起应和的声音——沿岸的森林里，冬天几乎没有鸟儿。

白天在我住的房子里，生活是千篇一律的。劈柴在花瓷砖壁炉里噼啪地响，打字机声音喑哑，寡言的打扫女工莉莉雅坐在舒适的前厅里编着花边。一切都很平常，而且非常自然。

但一到晚上，那宛如地狱般的黑暗就笼罩住房前房后，松林紧紧地跟房子挨到一起，而且当你从灯火辉煌的前厅走到外面来的时候，面对着这严冬、大海、黑夜，你会突然感到十分孤独。

海伸展到千百里以外的黑铅­色­的远方。海面上看不见—星灯火，也听不到一丝浪涛飞溅的声音。

小房子好象一座最后的灯塔，屹立在烟雾迷蒙的深渊边缘上。这里是天涯海角。所以，屋子里静穆地燃着灯，收音机唱着歌，柔软的地毯使脚步无声，而桌子上放着翻开的书本和原稿，这就不禁使人觉得奇怪了。

从这里往西，往文茨皮尔斯那边，在层层烟雾的彼方，有一个小小的渔村。这是一个普通的渔村，有晾在风中的渔网，有着矮矮的小屋、低低的炊烟和拉到沙上来的黝黑的汽艇，家家都养着容易受骗的毛茸茸的狗。

在这个村子里，千百年来住着拉脱维亚的渔夫。世代相传。从前生着淡黄|­色­的头发、羞涩的眸子、说话莺声燕语的少女们，被风吹雨打，都渐渐成为结实的老太婆，裹着厚大的围巾。戴着漂亮的鸭舌帽，面颊红润的少年，曾几何时，都变成须发蓬松的老头子，瞪着一双沉静的眼睛了。

但是，和千百年前一样，渔夫们到海上去捉鲜鱼。也和千百年前一样，不是每一个渔夫都能平安归来。特别在秋天，当波罗的海被风暴刮得汹涌澎湃，象魔鬼的锅子一般翻腾着寒冷的浪花的时候。

但是，无论发生过什么事，不管人们知道自己的伙伴死了而不得不摘下帽子来多少次，总得继续他们危险的、沉重的、祖祖辈辈相传的事业。不能向海低头。

渔村近旁的海上有一块巨大的圆花岗石。在这块石头上，还在很久以前，渔夫们刻上了一行题词：“纪念那所有死在海上和将要死在海上的人们”。这行题词远远地就能看见。

当我知道了这个碑铭的时候，它和一切墓志一样，使我很忧伤。但对我讲述这件事情的那位拉脱维亚作家却不同意地摇头说：

“恰恰相反。这是一行非常雄壮的题词。它说明人们决不投降，无论怎样都要继续自己的事业。我倒想把这行题词用来给所有论述人类劳动和人类顽强­精­神的书作题词。这行题词对我大约有这样的意义：‘纪念那些征服了海和即将征服海的人’。”

我同意他的话，并且认为这行题词也适合叙述作家劳动的著作。

作家一分钟都不能向苦难屈服，在障碍面前退缩。无论如何，他们都必须不停地继续前辈遗留给他们、当代人委托给他们的事业。无怪萨尔蒂科夫—谢德林说，文学如果沉寂了，即使是一分钟也罢，都无异于人民的死亡。

作家的工作不是手艺，也不是职业，而是一种使命。当考据某些字，研究它们的发音本身时，我们就能得到这些字的原始的意义。“使命”这个字源出“召唤”①。

【①俄语(天职、使命、责任、才­干­)源出(呼唤、号召)。】

从来不会有号召一个人去作手艺匠的工作。只有号召人去完成天职和艰巨的任务。

是什么东西迫使作家从事那种有时叫他感到痛苦，但却是美妙的劳动的呢？

首先是他内心的召唤。良心的声音和对未来的信仰，不允许真正的作家在大地上，象谎花一般虚度一生，而不把洋溢在他身上的一切庞杂的思想感情慷慨地献给人们。

不能给人的视力增添一点点敏锐，就算不得作家。

一个人变成作家不仅仅是由于内心的召唤。我们听见内心的声音，多半是在青年时代，那个时候，我们感情的清新世界还没弄得闭塞而混乱。

但一到成年时代，除掉内心的召唤的声音而外，我们又清楚地听见一种新的强烈的召唤——自己的时代和自己的人民的召唤，人类的召唤。

由于使命的驱使，因为自己内心的冲动，人能够创造奇迹，经受最沉重的考验。

荷兰作家爱德华·德克尔的命运就是一个例证。他用“穆里塔图里”这个笔名写作。拉丁语中这个字是“备尝辛酸的人”的意思。

遗憾的是，他的优秀作品没有流传下来，我想说的就正是这个。

可能正是在这里，在这­阴­沉沉的波罗的海之滨，我才想起了德克尔，因为他的祖国——荷兰的海滨，也濒临着与此相同的暗淡的北方的海。关于他的祖国，他痛苦而惭愧地说：“我是荷兰的儿子，我是处在佛里斯兰和些耳德河中间的强盗之国的儿子。”

但是，荷兰当然不是这些文明强盗的国家。他们是少数，而且他们不能代表人民。它是爱劳动的人的国家、是叛逆的乞食团①和梯尔·乌兰斯比格②的后裔的国家。直到今天“克拉阿斯的尸灰”敲着许多荷兰人的心，也敲过穆里塔图里的心。

【①16世纪荷兰资产阶级革命时代，最初是指从1565年起来反对西班牙统治荷兰贵族的绰号，以后是指在陆地和海上与西班牙人进行游击战的人民起义者的战斗名称。】

【②梯尔·乌兰斯比格为法兰德斯人民英雄。其父克拉阿斯死于火刑，梯尔将父亲的尸灰，缝于囊中，终生挂在胸前，克拉阿斯的尸灰变成了为人民复仇的象征。故事详见比利时作家查理·得·科斯忒著乌兰斯比格轶闻录。】

穆里塔图里是名门出身，大学毕业时成绩卓著，井被任命为爪哇的行政官，过了不久，甚至升为这个岛上一个州的驻扎官。等着他的是荣誉、奖赏、财富、可能是总督之职，但是……“克拉阿斯的尸灰敲着他的心”，于是穆里塔图里把这些幸福都弃之不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