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会象缪尔热的小说中的弥米，

在宽阔的梧桐叶子下，

沿着漫长的小道走去……

雨果在我们许多人心中激起了对巴黎的初恋，我们为此非常感谢他。特别是那些没有福气看到这座伟大都市的人。

（六）米哈依尔·普利希文

假如自然能够因为人懂得它的生活、且歌颂了它而怀着感激之念的话，那末它首先便应该感谢米哈依尔·普利希文。

米哈依尔·米哈依洛维奇·普利希文是他在城里用的名字，而在那些他不拘形迹的地方——在巡查员的小房子里，在雾气弥漫的河湾上，在田野上的俄罗斯天空中的乌云和繁星之下——人们只叫他“米哈雷奇”。看来，当他消失在都市的喧嚣中时，人们是很忧伤的，在那里，只有寄人檐下的燕子使他想起“鹤唳之乡”。

普利希文的一生是那屏弃沾染来的、环境硬加到他身上的一切，只“按照心意”生活的人的榜样。在这样的生活方式中，包含着最伟大的理智，“按着心意”生活的人，也就是按照内心世界生活的人，总是创造者，丰富世界的人，艺术家。

假如普利希文始终是一个农艺家(这是他的第一个职业)，不知道他这一生会作出些什么。总之，他未必能把俄罗斯的自然这个微妙而明朗的诗的世界揭示给千百万人看。单说时间也来不及。大自然要求凝神注视和不断的内心工作，宛如在作家的灵魂中，创造这个大自然的“另外一个世界”，这个世界用思想丰富我们，用艺术家所能看到的大自然的美使我们高尚起来。

假如你仔仔细细地把普利希文所写的一切通读一遍，那么，你便会相信，他所见所闻的东西，连百分之一都没来得及讲给我们听。

对象普利希文这样的大师——也就是能把秋天的每一片落叶写成长诗的大师——只活一生是不够的。落叶是无数的。多少落叶带走了作家的无言的思想——一—这些思想如普利希文所说，象落叶般轻易地飘落了！

普利希文生长在古老的俄罗斯城市——耶列茨。蒲宁也是生长在这一带地方的，他也和普利希文完全一样，能善于用人类思想和情绪的彩­色­来填充大自然。

运用什么来解释呢？显然是因为奥尔洛夫地方东部，耶列茨周遭的自然环境充满了极浓厚的俄罗斯风味，而且非常质朴和贫瘠。正是在自然环境的这种特­性­中，甚至在它的有几分严峻中，才看出普利希文的作家的洞察力的深湛。在单纯的地方，大地的­性­质，越明显，眼光越敏锐，思想也越集中。

单纯比光辉、缤纷的­色­彩、孟加拉的晚霞、星空的灼烁，比那些好象强大的瀑布、象整个由树叶和花朵作成的尼亚加拉瀑布①的皮上有光彩的热带植物，对内心的作用还要大。

【①尼亚加拉瀑布在北美。】

描述普利希文的情况是不容易的。应该把他的作品摘记在秘藏的本子里，反复诵读，在每一行里寻找新的珍宝，深入到他的作品中去，就象我们沿着隐隐约约的羊肠小道深入泉水淙淙、芳草馥郁的密林一样，——沉湎在这个理智和心灵都纯洁的人所特具的形形­色­­色­的思想和心境中。

普利希文认为自己是“钉在散文十字架上的”诗人。但他想错了。他的散文远比许多诗歌更强烈地洋溢着诗的­精­华。

普利希文的作品，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层出不穷的新发现的无限的欢乐”。

我好几次听见刚刚读完普利希文的作品的人说着同样的话：“这是真正的魔法！”

从进一步的谈话中，明白了这句话指的是那难于解说的、但是非常明显的普利希文所独有的魅力。

这种魅力的秘密是什么呢？这些作品的秘密何在呢？“魔法”、“妖术”等字眼通常是说童话的。不过普利希文不是童话作家。他是最现实的人，“温润的大地母亲”的儿子，他周围世界的见证人。

普利希文的吸引力和他的魔法的秘密正是由于他有洞察力。

这是那种在每一件小事中能发现有意思的东西、在周围现象的令人讨厌的掩盖下能看出深刻的内涵的洞察力。

一切都迸­射­出诗的光辉，就象小草上晶莹的露珠一样。一片最渺小的白杨的叶子，都有它自己的生命。

我拿普利希文的书翻开来读：

“在一轮皎洁的月亮下，夜消逝了，黎明前降了初霜。什么都是白­色­的，不过水洼没有封冻。等太阳一出来，就暖和了，于是树上和草上都覆满了那么浓重的露，黑暗的森林里，罗汉松的树枝上缀满了那么灿烂的花彩，即使把全世界的金刚石都拿来做这个装饰恐怕也不够。”

在这真正是用金刚石作成的一段文字中，一切是那样朴实、准确，而且充满了不朽的诗意。

仔细看一看这一段引文的字句，便会同意高尔基的说法，他说普利希文具有“以普通词汇的灵活搭配，使一切东西增加几乎是­肉­体感觉的卓越才能”。

但是，这还不够全面。普利希文的语言是人民的语言。这种语言只有在俄罗斯人和大自然的亲密接触中、在劳动中、在人民­性­格的纯朴和智慧中才能形成。

“在一轮皎洁的月亮下，夜消逝了”这几个字，极其清楚地表现出夜在沉睡的国度上空沉默而庄严的行程。“降了霜”，和“树上覆满了浓重的露”——这都是人民的、栩栩欲生的东西，决不是窃听来或者从笔记本上抄下来的，而是自己的。因为普利希文是来自人民的，而不单是从旁观察人民，作为写作题材，象——可惜——作家们常作的那样。

植物学家们有一个术语——花坪。这个词通常表示花朵盛开的草原。花坪是象一片湖泊似的分布在河湾上的千百种缤纷的、惬人意的花丛。

完全可以把普利希文的散文称作俄罗斯语言的花坪。普利希文的词藻开着花，发着光。它们时而象草叶一样簌簌低语，时而象泉水一样淙淙有声，时而象飞鸟一般啼啭，时而象最初的冰一样发出细碎的声音，也象星移一般，排成缓缓的行列，落在我们的记忆里。

普利希文的散文的魔力正说明他学识渊博。在人类知识的任何一个部门里，都蕴藏着无穷的诗。诗人们早就应该明白这一点。

假如诗人们熟习天文学，那么他们所喜爱的星空这个题材会变得多么壮丽。

夜，当天体的情况还不清楚，难以描写的时候，是一回事，而同样是夜，但当诗人知道星球运行的规律，倒映在湖水里的不是一般的星座，而是灿烂的猎户星座时，便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

最不重要的知识，有时能给我们开辟新的美的领域，这种例子是不胜枚举的。每个人在这方面都有自己的经验。

现在我想谈一谈普利希文的一行文字，它给我阐明了一个我一直认为是偶然的现象。不仅仅是阐明了，而且，我认为，使这个现象充满了合理的美。

在奥卡河的草地上，我早就注意到，有的地方，野花好象集中成为一些单独的、扶疏的花圃；而在另外一些地方，在普通的杂草中间，突然有一条茂密的同一种野花的弯弯曲曲的花垄。在“Y一2”小型飞机上看得特别清楚，这种飞机常常飞到草原上来喷荡，涫灭泥潭沼泽中的蚊子。

我年年观赏这些高高的芳香的花垄，但却不知道这现象是怎么一回事。不过我得承认，我并没有用心思索过这个现象。

在普利希文的一年四季中，我终于找到了这个解释，而且总共不过一行，在叫作花朵的河的小小一段里：

“在春洪奔流过的地方，现在到处是花朵的洪流。”

我读了这一段文字，立刻明白了野花繁茂的地带，正是春汛的地方，春汛过后，留下了肥沃的淤泥。这好象用花来标志的春洪的地图。

离莫斯科不远的地方，流着杜布那河。人们数千年来住在河的两岸，这条河很著名，地图上也可以看到。它静静地在莫斯科附近的蛇麻草丛生的小林和青山绿野之间，流过古老的市廛和乡村———德米特罗夫、维尔毕尔基、塔尔多莫。成千上万的人到这条河上来过。其中也有作家、艺术家和诗人，都没有发现杜布邪河有什么特别的、值得描写的东西。谁也没有象走过未知的国度那样走过它的河岸。

普利希文却不同。在他的笔下，那不起眼的杜布那河象一个地理上的发现似的，象国内最美的河流一样，在雾霭迷蒙中，在逐渐消逝的晚霞中，发­射­出光芒来了—一他描出了它特有的生活、它的植物、它所独有的风景、两岸居民的风习和历史。

我们过去有过，现在也有象季米利雅捷、克柳切夫斯基、凯果罗道夫、费尔斯曼、奥勃鲁契夫、明兹比尔、阿尔谢尼耶夫那样的学者诗人和夭折的植物学家科热符尼科夫，科热符尼科夫写过极其科学的、引人人胜的描写植物生活的春天和秋天的书。

我们以往有、现在也有善于把科学当作散文最主要的成份运用到自己的小说里的作家——密尔科尼夫-彼切尔斯基、阿克萨科夫、高尔基、皮涅金等。

但普利希文在这些作家中占有特殊的地位。他在民族志学、物候学、植物学、动物学、农艺学、气象学、历史、民俗学、鸟类学、地理、地志学和其他科学方面的渊博的知识，都有机地进到他的写作生活里去。这些知识，并不是象死的重荷。它们活在普利希文的身上，不断为他的经验、为他的观察、为能在最富有诗意的表现形式中看到科学现象——不论大的或小的，但总是出人意外的例子———那种令人羡艳的特­性­所丰富。

正因为普利希文有天赋的洞察力，他观察人时好象微微眯缝起眼睛。他不理会那些非本质的东西。他注意每一个人内心的幻想，不管这个人是一个伐木者、鞋匠、猎人或者是一个著名的学者。

从一个人的灵魂中把他最隐秘的幻想揭出来，这便是全部任务所在。但这却非常难于作到。没有比幻想藏的更深的了。也许因为幻想经不住最轻微的嘲笑，连笑话都忍受不了，当然，漠不关心的手的触摸，自不待言了，

幻想只能委诸志同道合的人。普利希文便是我们无名幻想家们的同志。只要想想他那篇短篇小说鞋便尽够了，这篇小说描写了来自玛利亚树林的那些“陀螺”——鞋匠，他们想为共产主义社会的­妇­女们制一种世界上最雅观、最轻巧的鞋子。

普利希文身后留下了大批笔记和日记。这些笔记中有很多是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关于写作技巧的思考。在这方面，和他对自然的态度一样，也是有洞察力的。

普利希文有一篇论散文的朴素­性­的短篇，在思想的正确方面，我觉得是典型的。这个短篇的名字叫《著作家》。小说里有一段叙述作家和一个牧童谈论文学的对话。

下边就是这—席谈话。

牧童对普利希文说：“‘你要是写些真事儿还算罢了，恐怕全部是瞎编出来的。’

“‘不全是，’我回答说，‘不过有一些是。’

“‘若是我写呀，我就那么写！’

“‘都是真事儿？’

“‘全都是。咱们就写夜，夜是怎样从沼泽上过去的。’

“‘怎么过去的呢？’

“‘就是这样呗！夜。深水塘边上树棵子一大堆一大堆。我坐在树棵子底下，鸭崽儿——叽叽叽……，

“他不响了。我以为他在寻找字眼，或者等待形象。可是他掏出了风笛，开始在上边钻孔。

“‘那么往下呢？’我问道。‘你不是要照实写夜嘛，’

“我不是已经说完了吗，’他回答说。‘都是真的。树棵子一大堆一大堆！我坐在下边，鸭崽儿整夜——叽，叽，叽。，

“‘不过太短了。’

“‘你怎么的，短！’牧童奇怪地说。‘一夜到天亮：叽，叽，叽……’

“我思量着这段叙述，说道：

“‘多好哇！’

”不能算坏，’他回答说。”

普列希文在他的写作工作中，是一个胜利者。不由得令人想起了他的话：“……即使只有荒野的泥沼是你胜利的见证，那连它们都会百花繁衍，变得异常美丽。——春天永远与你同在，只有春天，光荣属于胜利。”

是的，普利希文的散文的春天，永远活在我国人民和我们苏维埃文学中。

（七）亚历山大·格林

在少年的时候，我们这些中学生读定期出版的万有文库读得入迷。是一些黄纸封面，八磅铅字印的小书。

价钱便宜得很。花十个戈比便可以读到都德的达达兰或哈姆生的秘密祭，花二十个戈比便可以读到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葬尔或塞万提斯的唐·吉诃德。

万有文库只是偶尔例外出两册俄国作品。所以当我买到定期出版的捷卢里蓝­色­小瀑布这本书的时候，便感到这书名很古怪，同时又看到封面上作者的名字是亚历山大·格林，很自然地，我以为格林是个外国人。

书里边有几个短篇小说。记得打开了书，就站在书摊旁边乱翻着读起来：

“没有比里斯再混乱，再奇异的港埠了。这座语言复杂的城市，活象一个最后打定主意要安家落户的流浪汉。房屋乱七八糟地分散在一些类似街道的东西之间。在里斯不可能有真正的街道，因为城市座落在用阶梯、桥梁和狭窄的小路连接起来的岩石和小丘的断面上。

“这一切都为浓密的热带植物所遮掩，在这些花木的扇形绿荫下，闪烁着女人们的孩子般的、热情的眸子。黄|­色­的石子，蓝­色­的树影，古老墙垣上如画的裂痕。在某一座小丘形的院落里，一个赤足、抽着烟斗、孤僻的人，正在修补一只大船。远方传来的歌声，以及这声音在峡谷里的回响。在帐幕和大伞下面，摊在木板上的货摊。兵器的闪光，鲜艳的衣衫，花木的芳香，这种气息，梦也似地使人无限向往爱情和幽会。港口很污秽，就象是一个午轻的打扫烟囱的人。高卷的帆，帆的梦，带翼的清晨，绿­色­的水，岩石，海洋的远方。夜里——星星的催睡的火光，载着欢笑的船，——这就是里斯！”

我站在盛开的基辅栗树的浓荫下读着，读着，直到把这本罕见的、象梦一般奇异的书读完才放手。

我忽然觉得向往那风的光华、那清澄的海水的咸味、里斯、它的灼热的小巷、女人晶亮的瞳子、杂着白­色­碎贝壳的粗糙的黄石子、努力飞向太空碧蓝深处的蔷薇­色­的云烟。

不！恐怕这不是向往，而是一种想亲眼看到这一切、无忧无虑地沉湎在自由的海港生活里去的热烈的期望。

我立刻想起了我曾经知道这个辉煌世界的个别特征。这位不知名的作家格林，只是把它们集中在一页上，不过我是在哪儿看见过这一切的呢？

我想了一想，当然是在塞瓦斯托波尔，那座好象从碧绿的海波里涌现到耀眼的阳光中、为苍穹一般碧蓝的荫影切成—条一条的城市。所有塞瓦斯托波尔的欢乐的混乱，都在这里，都在格林的作品里了。

我开始往下读，碰上了一首水兵的歌：

南十字座遥遥地在那里发出光辉。

待第一阵风吹过，罗盘便会醒来。

上帝呀，你保佑着船只，

垂怜我们！

在那个时候，我还不知道格林自己给他小说编歌。

人们陶醉于醇酒和阳光的绚烂，陶醉于无忧无虑的欢乐和生活的慷慨——这生活永不疲倦地把我们引到它的诱人的角落里的光明和清凉中去——陶醉于“崇高的感情”。

这一切都存在于格林的作品里。它们象在我们经受了令人窒息的城市的乌烟瘴气以后把我们完全压倒的那种芳香的、不寻常的空气一般，使人陶醉。

我就是这样认识格林的。当我知道格林是俄国人，他叫作亚历山大·斯切潘诺维奇·格林涅夫斯基的时候，并未因此感到特别奇怪。也许是因为我一直以为格林是黑海沿岸的人，是巴格里茨基、卡达耶夫和其他许多黑海沿岸的作家一辈的文学中的代表人物。

当我看到格林的传记，并且知道了他那背叛者和焦灼的流浪者的沉重得惊人的生活时，我感到惊奇了。不知道这个孤僻的、受过各种苦难鞭笞的人，怎么能经过难堪的生涯仍然保持了强大而纯洁的想象的伟大才能，保存了对人类的信心和羞涩的微笑。无怪他说他自己“总是在低矮房舍的废物和垃圾之上看见云彩的景­色­”。

关于他自己，他完全可以用法国作家儒勒·芮纳尔的话来说：“我的故乡在那漂荡着最绮丽的云彩的地方。”

假如格林身后只给我们留下绋红的帆这首散文诗，那也足够使他置身于那些以要求完美的呼唤来激荡人类心灵的卓越的作家之列了。

格林的作品几乎全是为幻想辩护的。在这一点上，我们应该感谢格林。大家知道，我们所努力争取的未来是由不可战胜的人类特质——善于幻想、善于爱——产生的。

（八）爱德华·巴格里茨基

可以预先警告给爱德华·巴格里茨基写传记的人，他们会饱尝辛酸，或如常言所说，“晓得晓得邪恶多少钱一斤”，因为巴格里茨基的传记不容易写得正确，

巴格里茨基关于他自己说了那末多绝妙的谎话，结果这些谎话与他的真实的生活是那样牢固地混合在一起，叫人有时根本分不清哪是真实，哪是虚假。不可能恢复真实，“仅仅是真实，除了真实没有别的”。

而且我不敢说，到底值不值得作这件费力不讨好的事。巴格里茨基杜撰的东西，是他传记的有代表­性­的部分。他自己也衷心地相信这些杜撰的东西。

没有这些杜撰的东西，便不可想象这位生着一双灰­色­的含笑的眼睛、气喘吁吁但声音十分优美的诗人。

在爱琴海沿岸住着一个美丽的民族——快乐而勤勉的“近东人”。这个民族把各种民族——希腊人和土耳其人，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叙利亚人和意大利人——的代表结合在一起。

我们苏联也有自己的“近东人”，这便是“黑海人”，也是各种不同民族的混合，但都同样地愉快活泼，好调笑，大胆无畏，无限热爱他们的黑海、­干­旱的太阳、海港的生活、“敖德萨妈妈”、杏子和西瓜、海岸的五光十­色­的沸腾的生活。

爱德华·巴格里茨基便是这种民族里的人。

他有时象一个赫尔松檞木船上的懒洋洋的水手，有时象一个敖德萨打鸟的“小伙子”，有时象一个科托夫斯基部队里放荡的战士，有时又象梯尔·乌兰士比格。

在这些似乎不能并存的特征上，再加上忘我的对诗歌的爱和渊博的诗歌的知识，便形成了这个人的完整的、非常可爱的­性­格。

我第一次与巴格里茨基相遇是在敖德萨港的防波堤上。他刚刚写完西瓜诗，这首诗在感觉和语言的形象化方面是惊人的，好象溅上了暴风雨时黑海里的浪花。

我们用细网在海里捉鲶鱼和鳞鱼。许多奥恰科夫的黑檞木船，张着缀满补丁的帆，载满有条条的西瓜从我们旁边经过。清风吹起，檞木船开始颠簸，海水没到船舷，在周围溅起水花。

巴格里茨基舐了舐有咸味的嘴­唇­，气吁吁地，拖长声调念起西瓜诗来。

一个姑娘在岸边拾到一只被浪冲上来的西瓜，西瓜上画着一颗心，——看来是由遭难的小帆船上漂来的。

在这里，没有人告诉她，

拿在她纤手上的是我的一颗心！……

他喜欢背诵随便那个诗人的诗。他的记忆力是稀有的。他朗诵时，甚至那些最熟悉的诗，也会忽然出现一种新的铿锵的音律。在巴格里茨基以前也好，在他之后也好，我都没听见过这样的朗诵。

每一个词儿和每一诗节的音律上的­性­质都得到了充分的、令人难受的、忧伤的表现。不论是彭斯的关于姜大麦的歌，布洛克的唐娜·安娜或者是普希金的为了遥远的故乡的海岸……，不论巴格里茨基读什么，听着都不能不激动得喉头梗塞——这是眼泪的先兆。

我们从港口到希腊市场去。那里有一爿茶馆，一客茶还带上糖­精­，薄薄的一片黑面包和羊­奶­­干­酪。从清早起我们就没吃东西。

当时在敖德萨住着一个老乞丐。全城的人都怕他，因为他行乞和一般不一样。他不卑躬屈节，不伸出颤抖的手，也不用鼻音哼着“大慈大悲的老爷们哪！可怜可怜我这个残废人吧！”

完全不然！他身材高大，胡须斑白，眼睛通红，目光僵直，专走茶馆。还没跨进门槛，便开始用嘶哑的、如雷的嗓音对茶客们大骂起来。

圣经上以绝代的诅咒能手著称的最残酷的先知耶利米，在这位乞丐面前，恐怕也要象敖德萨人所说的，“消声匿迹”了。

“你们的良心在哪里，你们是人不是？！”这老人喝道，然后自己便立刻回答自己这个修辞问句：“你们坐在这里嚼着面包，就着油腻的­干­酪，无所用心，而我这位老年人，从早晨起就肚皮空空，象个大桶似的，你们算什么人呢！若是你们的老太太知道你们已经变成了什么样子，她会高兴她没活到看着这样的无廉耻。同志，可您­干­吗转过睑去？您是聋子吗？您最好是安慰一下您的黑良心，帮帮我这饥饿的老年人！”

人人都得施舍点什么。谁也受不了他的攻击。据说这个老人把讨来的钱都用去作大规模的盐的投机生意。

在茶馆里，给我们端上了茶和上好的咸得可以的羊­奶­­干­酪，用一块湿麻布包着。吃了羊­奶­­干­酪，牙床子螫得发痛。

就在这个时候，这位乞丐来了，一进门就骂了起来。

“啊哈！”巴格里茨基狠狠地说。“他大概运气到了。但愿他到我们旁边来。让他到我这儿来试试！但愿他敢到我这儿来！”

“那么怎么样？”我问道。

“他就会倒霉，”巴格里茨基说。“喝，他就倒霉了但愿他到我们桌边来。”

乞丐倔强地越走越近了。终于，他站在我们旁边了，用疯狂的目光盯着那块­干­酪，看了一忽儿，喉咙里咯咯响了一阵，——或许是狂怒使他喘不上气，说不出话来了。不过他还是清清喉咙喊了起来：

“到底什么时候这两位年轻人的天良才会发现！这得从旁看看，他们怎么急急忙忙地吃­干­酪，连一角­干­酪——我就不说一半了——都不愿意给我这个可怜的老人。”

巴格里茨基站了起来，用手捂住心窝，眼睛盯着这个僵硬的老头子，悄声地、动人地——声音打着颤，含着泪，带着悲剧的病态的紧张情绪说：

我的朋友，我的弟兄，疲惫不堪的、苦难的兄弟，不管你是谁，都不要悲观自馁！

乞丐住口了。他凝视着巴格里茨基。他的眼睛发白了。然后他开始慢慢地向后退，当巴格里茨基说到“你相信吧，会有这么一个时候，连巴尔①都会灭亡”的时候，他转过身去，碰倒了椅子，屈着膝往茶馆门口跑去了。

“你看哪，”巴格里茨基一本正经地说，“连敖德萨的乞丐，都受不住那德松②！”

【①巴尔：腓尼基日神。】

【②那德松(1862一1887)：俄国诗人。过不了几年，所有年轻人便都知道了这首诗，且都能背诵出来。】

茶馆里的人都哄堂大笑起来。

巴格里茨基整天整天消失在­干­湾那边的草原上，在那里用圈套捉鸟。

在摩尔达凡卡街，巴格里茨基的白粉刷的屋子里，挂着十只笼子，装着脱了毛的鸟雀。他非常以此自傲，尤其是以几只罕见的云雀自傲。这是几只难看的草原上的云雀，和其余的鸟儿一样，羽毛也是乱蓬蓬的。

啄空了的谷子皮，不断地从笼子里落到客人和主人的头上。

巴格里茨基把仅有的钱都用在买这些鸟的饲料上了。

敖德萨的报纸给的稿酬极低：一首出­色­的诗只给五十卢布。

看来，巴格里茨基认为这是公平的。他不知道他自己的真正的价值，在实际问题上，他很腼腆。他第一次到莫斯科来的时候，没一个人到出版社的编辑部去过，总是拉着一个朋友“壮胆子”。主要是这位朋友代他进行交涉，而巴格里茨基却微笑着一声不响。

在莫斯科，他住在奥贝登胡同我家的地下室里。一进门他便先告诉我：“我要在你家安营扎寨。”果然，一个月中间只出去过两次，其余的时间都盘着腿坐在沙发床上，咳得直喘气。

在沙发床上，他埋在书籍、别人的诗稿和空香烟盒的堆子里。他把自己的诗写在这些空香烟盒上。有时不见了，不过他并不为此难过多久。

他就这样整整坐了一个月，有时为谢尔文斯基的乌拉莱夫西纳而狂喜，有时讲一些奇奇怪怪的故事，有时和“文学少年”——他刚一到莫斯科便云集到他身边的敖德萨人——扯白，

不久，他便完全搬到莫斯科来了，这次没养鸟，却养了好几大缸鱼。他的屋子简直象一个水底世界。他能够一连几小时坐在沙发上沉思着，凝视着杂­色­的小鱼。

从敖德萨的防波堤上可以看见的差不多也是这样的神秘的水底世界——珊瑚似的银­色­水草的茎蔓也是这样摇摆着，淡蓝­色­的水母缓缓地游着，一推一推地排着海水。

我觉得他搬到莫斯科来是一个错误。巴格里茨基不能离开南方、海、和敖德萨，甚至不能和他的心爱的敖德萨的食物——茄子、番茄、羊­奶­­干­酪、新鲜鲭鱼——离开。他通体为南方，为黄|­色­多孔的石灰石——敖德萨便是由这种石灰石形成的——所发散的热熏透了，充满了苦艾、盐、洋槐和海的气味。

他还没有完全成熟，还没有为象他所说的再拿下几个诗歌的困难的高峰作好准备，便夭逝了。

在他灵柩后面，走着骑兵连，马蹄敲着花岗石的马路，发出清脆的橐橐声。不禁使人想起了奥巴纳斯之歌，“闪烁着白­色­方糖的光辉”的科托夫斯基的马，令人想起了和巴格里茨基手牵手一同走遍尘封而灼热的道路的辽阔草原上的诗歌——作为伊戈尔远征记和塔拉斯·谢甫琴柯的继承者的诗歌，它如同百里香的气息一样强烈浓厚，和海边的姑娘一样黝黑，象飘荡在故乡黑海地方的清新的“利凡得”①风一样欢愉。

【①利凡得：紧靠地中海东部的若­干­国家的名称，通常指叙利亚和黎巴­嫩­两国的领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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