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意火得一塌糊涂，一天能推销出四五万元的产品，利润相当诱人。借着势头，郑荣德连开好几家包柜台经营的铺子，之后­干­脆包店经营。国营商店受到启迪，为私营经济包租经营打开通道。竞争对手看到郑荣德如此赚钱，也学习包柜台经营。而郑荣德却退出这种经营方式，出资几十万元与上海机电一局合作创办了扬子电器厂。

温州个体户们的命运也是*两重天。经济整顿目标旗帜鲜明，不幸的“小商小贩”，碍了当权者的眼，被“开涮”也就不足为怪。可仍然有幸运的个体户，瞒天过海，小心翼翼地做自己的小买卖。

相对于郑荣德的激进与大胆，柳上淡就谨慎了许多。作为温州第一批个体户，柳上淡本人几乎见证了温州民营经济成长的每一个过程。但是，在这位不修边幅、习惯穿拖鞋的企业家记忆里，念念不忘的是1982年的尴尬。

17岁，柳上淡当上五六十人的镇办机电厂的学徒工，月工资12元。厂业务不景气，十多元的工资也经常发不出。柳上淡的唯一收获是，学得一身­精­湛技艺，为日后在机械制造领域叱咤风云奠定了基础。

从学徒到工人，一­干­就是十年。27岁时，柳上淡感到“这样下去连老婆也娶不到”。于是他与几位朋友开办地下工厂。上海、南京、西安到新疆，他走遍大江南北，拿到大批电焊机、卷扬机的业务订单。接到业务后，没有图纸，柳上淡花100多元买海蜇皮、虾­干­等土特产跑到上海“等价交换”一大捆卷扬机的图纸。那年月，温州人缺技术，上海人则想吃海产品。在朋友的配合下，一间公社化留下来的农机修配小厂里，柳上淡生产的卷扬机质量达到部委颁布的设计要求，受到各省建委技术部门的认可。

至1982年，柳上淡已经腰缠万贯。具体到有多少钱，一则故事可以说明。他从上海回家过年准备买几支别直参。南京路外滩一家药店，因为柳上淡穿着旧大衣，营业员­操­一口上海腔对他说，“侬不用看，不用看了，这种东西不是侬这种人买的。”

柳上淡反问：“多少钱一支？”

对方说：“120元一支，侬买不起的！”

“我买，你里面还有多少支？”

“还有11支。”

柳上淡拿出两捆人民币说：“我全买，全都给我。”

就是这么有钱的柳上淡，怀揣着大把钞票却花不出去。他想投入80万元，联络十几位有技术和业务的朋友，征地三亩，合股扩大生产规模。一腔热情的他来到鳌江镇政府，请求一位副书记支持。话没能讲完，副书记一脸严肃地说：“这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吗？我告诉你，你搞资本主义的检举材料早已经到了书记陈桂莲手里。”

听到书记的话，柳上淡拔腿往家跑。他立即将已凑起来的股金重新退还，把自己的32万元深深地埋在地板之下。

后天的努力能否改变未来的命运？

有人说，非要改变那些无法改变的东西，到头来只是徒劳。可是本可以改变的却不努力，那就是懈怠。换句话说，既存在因后天努力而改变的命运，也确实有由命运主宰的人生。令人迷惑的是，人不可逆天而动，但人的行动都是为了逃脱宿命。那么，是虚妄的盲动还是满怀希望的拼搏，林敏芝站在了人生的路口。

林敏芝算是一个颇有想法的温州女人。这一年，她将两个女儿留在家中，借来买机票的钱，毅然踏上赴美打工的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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