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理说，穿那种妖艳到极致的拖鞋的男人，应该属于那种闷­骚­型的男人，谈吐间尽显魅力，举止间无尽勾魂，而我没有看到熟饭的半点闷­骚­，他一直很夸张的­骚­包着，热情时时刻刻的燃烧，我必须随时随地的冲他浇冷水，才能坚守住阵地。

我不知道是不是所有学文的男人都会如此，爱的深刻，浓烈，带点­精­神质。我问熟饭，熟饭否认我的看法，他认为自己那不叫­精­神质，而叫随­性­。

是啊，他的确很随­性­，我总是担心他会不会随随便便就乱了­性­。

“中国的文人，不都应该是含蓄的么？我怎么在你身上没发现这一点？”我问熟饭。

熟饭完全否定我的看法：“中国的文人，向来都不是含蓄的，翻开中国的文学史，无论是哪个阶段，爱情都占据着很重要的一部分，当别的男人还在四处找媒婆为自己穿针引线盼着与女子见上一面的时候，文人们早已借着诗歌与高墙大院中的小姐们互通曲款了。”

熟饭说，文人的爱情，即便是安静，也是热烈的，直白的，只有我这种笨人才会一直领会不到其中的情趣所在，所以才会走了太多的弯路。

我不相信。

熟饭问我：“近现代的文人当中，你最喜欢谁？”

我回答：“沈从文。”

“我还以为你会说徐志摩。”

“沈从文对张兆和一见倾心，然后开始了追求，在得不到张兆和任何回应情况下，他写了整整三年的情书。”

“你不觉得他的行为在当时的那个年代很疯狂吗？”

“可他一直只是给张兆和写情书，平时私底下却不接触。”

熟饭笑了：“你认为文字比动作语言要来得含蓄吗？”

“是的。”我承认，“至少比你每天在我房门外鬼叫鬼叫要含蓄得多了。”如果换成是被别人，熟饭那些让人苦笑不得的言辞可以称得上是­性­­骚­扰了。

“那你知不知道在沈从文写给张兆和的情书当中，有一句非常大胆的，我和他比起来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

“哪一句？”

熟饭站起来，回房间里换了一件中山装穿上，又不知道从那里翻出一条白­色­围巾，打扮成一个解放前知识分子的模样，一手背在背后，一手拿着书，文绉绉地吟诵：“我不但爱你的灵魂，更爱你的­肉­体。”

“不可能。”我不相信，“一定是你瞎掰的。”沈从文那个木讷的文人，怎么可能写出这种就算是现在看来都非常让人震撼的话来。

“这就是文人。”熟饭一本正经地说，“米，我也是：我不但爱你的灵魂，更爱你的­肉­体。”

“呸！”我全身的­鸡­皮疙瘩都起来了，“为什么任何话经你一说，听起来就不是那个味了呢？”

“我那是什么味？”

“俗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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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的日子，熟饭常常拉着我走街串巷，把我介绍给他的各个朋友，喜笑颜开地接受着大家的祝福与请客，酒没少喝，人也没少醉，我常常要在曲终人散之后拖着神志不清的熟饭回家，忍受他半真半假的毛手毛脚和亦正亦邪的胡言乱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