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红二方面军遵照中央和军委的指示，于10月4日向北移动，夺路前进，渡过渭水，越过西兰大道，又经过lO多天的艰苦行军和奋战，于22日到达静宁以北的将台堡，与红一方面军第二师会合。至此，三大主力红军胜利会师，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地完成了1934年10月开始的战略大转移。中共中央祝贺红军会师说：这在“国内政治关系上，将要起个决定的作用”，势将推进抗日民族革命战争新阶段的到来。作为西方野战军统帅的彭德怀，对红军三大主力会师格外欣慰，但他无暇和三军将士共享这经历无数险阻而取得的胜利的欢悦。

10月23日，彭德怀同徐海东在打拉池与朱德、张国焘会晤，以商决下一步夺取宁夏的作战计划。蒋介石对红军三大主力会师，惊恐不安，急调10几个师的兵力追击红军，分别由东、南、西3面向静宁、会宁地区疾进。

鉴于敌情变化，彭德怀于10月29日请示军委毛泽东、周恩来，提出3个方面军主力协同作战，集中力量，在海（原）打（拉池）消灭胡宗南1至2个师，迟滞毛炳文、王均部的部署意见。这一计划如果实现，可扼止南面敌人进攻的势头，为实现宁夏战役创造条件。

毛泽东同意彭德怀29日的作战部署。30日，红一方面军6个师，红四方面军第三十一军准备从东西两面歼灭胡宗南先头部队一至两个师；其余部队钳制毛王二部。当两军临战关头，张国焘命令四军和三十一军后撤，使一方面军完全暴露在胡军面前，破坏了彭德怀的作战部署，战役计划落空。接着，张国焘又贻误了在海原与同心城之间击敌的作战部署，使诱歼胡军一部的目的未能实现。而胡军则得机进至靖远、打拉池等地，打通了增援宁夏的道路。红军夺取宁夏的战略计划被迫中止，不得不放弃预旺以西的大块土地，丧失了控制西兰公路以至甘肃全省的时机。

为排除张国焘对作战指挥的­干­扰，中共中央军委在11月15日授权彭德怀，并下令红军“一切具体部署及作战行动，各兵团首长绝对服从前敌总指挥彭德怀同志之命令。军委及总部不直接指挥各兵团，以便适合情况不影响时机地战胜敌人”。同时指出：“目前中心是打破敌之进攻，然后才能开展局面”。

为诱敌军东进，寻机歼敌，红军开始由同心城、王家团庄、李旺堡之线东移，经过几日行军，红一方面军进至预旺东北地区待机。红四方面军四军、三十一军分别进至红城水、萌城、甜水堡地区待机，红二方面军进至环县地区。这时，胡宗南第一军在攻占同心城后，错误地认为红军不堪一击，十分骄横，急向东进，将所部分成 3路追击红军。

11月18日，红军一、二、四3个方面军领导人联合署名发出《关于粉碎蒋介石进攻的决战动员令》，号召一、二、四方面军全体指战员“服从命令，英勇作战，克服困难，并准备连续战斗”，“不怕疲劳，勇敢冲锋，多捉俘虏，多缴枪炮”，粉碎敌人的进攻，开展新局面，作为3个方面军会合于西北后赠给苏区人民的第一份礼物。

当日晚，周恩来由陕北亲赴前线河连湾，代表中共中央热烈欢迎和慰问红二、四方面军。在彭德怀的要求下，周恩来暂留前方，同彭德怀一起指挥作战。

彭德怀根据军委指示­精­神，于11月19日赶赴陕甘两省交界甘肃境内的山城堡前线。这里川源相交，沟壑纵横，地形复杂，便于大部队设伏。山城堡住户很少，却有一股笔孔大的、在这­干­旱地区难得的泉水。彭德怀预计胡宗南军为得到饮水，非到此地不可。随即召开前敌总指挥部会议，拟定山城堡作战部署。当日，各部迅速到达指定地点，就地构筑工事，隐蔽待机，群众坚壁清野，封锁消息，军民协同，布下阵势，准备打击深受蒋介石倚重、一贯骄横的胡宗南的第一军七十八师。

11月20日，胡军七十八师果然开来，占了山城堡，翌日放胆向东进攻，红军突然发起攻击，全歼该师一个旅又两个团。进攻盐池之部，也被红二十八军击溃。这次战斗，迫使胡军撤到萌城、甜水堡以西地区，停止了对陕甘根据地的进攻；还进一步争取了东北军，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

山城堡战役后，彭德怀率军在长城南盐池、洪德之间待机，准备乘胡宗南军通过沙漠饥渴之际给以伏击。这时在数百里外的古都发生了震动中外，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西安事变”。数十年后，彭德怀还记得这历史转折时刻的情景，在其《自述》中写道：“十二月十二日深夜，我和任弼时（此时，中央刚指定任为前敌政治委员）住在一个一米高，二米宽的土洞（牧羊人住的）内，聊避风沙，点灯看地图。外面狂风、飞沙、迷雾，译电员送来电报，高叫‘蒋介石被张学良捉起来了！’以后，中央又来电征求对蒋处理意见。我和弼时经过反复交谈，一致同意中央放蒋方针。”

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主张下，西安事变获得和平解决，国民党军队随即向潼关、天水撤去。历时半年的西征胜利结束。东北军向西安集结，将洛川、庆阳放弃。红军遵照军委指示迅速南下，进驻庆阳、西峰镇一带，向东北军、西北军靠拢，为争取停止内战，实观对日作战，继续进行斗争。

西征在中国共产党和红军作战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这次西征，粉碎了蒋介石消灭红军的计划，使苏区的面积发展到东西长1200余里，南北达600余里；也使神府、关中苏区以及陕南几个游击区，获得不同程度的巩固与发展；西征实现了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壮大了革命力量，推动了中国革命的发展。

彭德怀在西征中，运用人民战争思想，根据中央军委的部署，结合敌情变化，正确制定了各个阶段的具体战役计划，亲赴前线组织指挥，取得整个战役的胜利。他认真贯彻中央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决策，将打击重点放在蒋介石的嫡系胡宗南和西北军阀马鸿宾、马鸿逵上，而致力于争取和团结要求抗日的东北军和其他抗日武装。在西征中，彭德怀十分注意部队的政治工作和群众纪律，严格贯彻少数民族政策，得到西北民众的支持和拥护。

1935年9月，蒋介石在西安设立“西北剿匪总司令部”，自兼总司令，委任张学良为副总司令兼代总司令，利用东北军向陕甘革命根据地大举进攻。东北军在与红军作战中连吃败仗，遭受了重大损失。

早在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中，张学良接受蒋介石“不抵抗”的命令，丢掉了东北三省，遭到全国人民的唾骂。张学良代蒋受过，几年来，东北军几无容身之地。“剿共”毁了自己的部队，从蒋介石那里不仅得不到补充，反被取消番号。张学良国恨家仇集于一身，开始厌恶内战。为复仇雪耻，抗日救国，盼望找出一条新的出路。

中国共产党决定争取张学良，促使东北军停止内战，一致抗日。1935年11月，毛泽东和彭德怀共同署名发表《告围攻陕甘苏区的各部队官长与士兵书》，提出只要东北军不打红军和陕甘苏区，红军便愿意和他们互派代表，订立抗日作战协定，组成抗日联军与国防政府。还表示，不论哪一派的军队，也不论从前有没有打过红军，都一律欢迎同他们联合起来共同抗日。

在全国抗日救亡Ｇao潮下，彭德怀亲自对东北军进行联合抗日工作。这一工作是从争取高福源取得重要进展的。高福源是东北军六十七军一一○师一个主力团团长，原系北京大学学生，后毕业于东北军官讲武堂，又东渡日本就读于士官学校，当过张学良的卫队长，有强烈的抗日要求，深受张的信任。不久前，高福源在榆林楱为红军所俘。

1935年12月，一军团开始围攻甘泉。几次攻击，均未成功。这时，彭德怀让把押在瓦窑堡的高福源送来前方，多次到高的住处同他谈话，说明红军抗日救国的诚意，请高观看红军演出的抗日节目。随后又派政治部秘书长周桓继续做高的工作。高福源深受感动，对红军心悦诚服，愿意去甘泉说服守军指挥东北军一○七师参谋长刘汉东与红军合作抗日。

周桓将高的意见报告彭德怀，彭德怀慨然允诺，并派周桓同高福源到甘泉。在甘泉城下，高向城内喊话，刘汉东答话说：“高福源能进城来面谈吗？”刘汉东本意将高福源一军，没想到高福源甘愿冒生命危险进城。

高福源在甘泉向刘汉东介绍自己在红军中的见闻，并说共产党是爱国爱民的，使刘对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政策有所了解。高福源从甘泉回到红军驻地，向彭德怀反映说，驻甘泉城内的东北军被围得很苦，没吃，没烧。彭德怀即派周桓带着二三十垛猪牛羊­肉­和柴米等物到甘泉慰问，并解答了刘提出的很多问题。

数日后，高福源来到彭德怀的住处，对彭德怀说，张学良、王以哲都要求抗日。打回东北老家去，是东北军普遍的要求。张学良如果能够了解红军的真实情况，是可以同红军合作抗日的。他提出：“你们要相信我，我愿回东北军去劝说张学良放弃反共政策，与红军停战，联合抗日。”彭德怀爽快答复高福源说：“我们相信你，”

第二天清晨，彭德怀派骑兵护送高福源到东北军王以哲六十七军防线边，并赠送了路费。

不久，返回东北军的高福源从洛川乘飞机到甘泉，骑马来到红军政治部，高说：“这次是奉命而来的，少帅要面见你们的代表，商议抗日大计。他已到洛川等候。”周桓听后，十分高兴。

彭德怀接到周桓电话，立即报告中央，建议派人同张学良会见。中央回电要彭德怀从周桓、伍修权两人中选一人为代表去洛川，如张学良确有诚意，即派全权代表前去与张会谈。

这时，恰值李克农从道佐铺做情报工作回来，因李克农长期做白区工作，彭德怀接受周桓建议向中央提出派李去洛川。1936年1月19日，李克农与高福源一起前往洛川会见张学良。同日，彭德怀、毛泽东致东北军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转张学良将军电：日本在包头、五原等地遍设特务机关，加紧活动，华北五省危机加深。 “日本灭亡中国之行动，均得到南京政府蒋介石之赞助与拥护”，对“贵军与敝军之联合抗日含恨甚深，希望贵方不为­奸­人谣言所动，胁利所屈，坚持联合抗日之立场”。

李克农同张学良在洛川第一次会面，便取得了良好的进展，李克农向彭德怀汇报时说：“如我方站在诚意方面，张学良愿奔走，将赴甘肃、南京斡旋”。张学良还约彭德怀或其他人在延安、洛川见面，以商谈两方各就原境划作疆界，并在可能范围内恢复经济通商等问题。

2月中旬，李克农代表中共再次赴洛川，时张学良去南京，便与王以哲真诚友好地谈判了10数日。2月28日，双方取得谅解，先与东北军六十七军订立了局部口头协定。同东北军的整个协定，则待张学良返回后再议。口头协议的内容是：为巩固红军与六十七军一致对日，互不侵犯，各守原防线，在防区恢复通商关系，彼此负有保护责任等。

3月5日，双方口头协定正式生效。彭德怀、毛泽东致电王以哲，我方已通知红军及地方党政机关执行。要求王通知甘、郧、洛等地军政机关立即实行。指出此虽系口头协定，但双方出于抗日救国诚意，会比“寻常外交上之文字协定更为诚信无欺”。红军与六十七军订立和实施口头协定，增强了双方的信任，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和东北军统帅张学良就抗日救国大计作进一步会谈创造了条件！

不久，张学良从南京回来，表示希望和中共最高级人士会谈，以解答他的某些疑问。4月9日，周恩来赴延安与张学良举行了著名的肤施（延安）会谈。在会谈中，周恩来阐述了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分析了国内外形势，解答了张学良提出的各种问题，张学良深为折服。双方对联合抗日的许多重大问题达成了一致意见。这次会谈的成功对于西北地区统一战线的形成，促进全国统一战线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

彭德怀非常重视教育部下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他向西方野战军提出，统一战线工作和“消灭敌人的战斗任务一样的重要”。⑤在彭德怀的号召下，野战军从上到下对敌方开展了争取工作。他们给敌方官兵写信，提出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号召；交战时，向对方喊话：“中国人不打中国人”；被俘的敌军经过教育后，归还武器，全部释放。“在曲子、马岭、阜城几次战斗中，对俘虏的纪律是前所未有的”。“掏腰包、虐待的事，个别现象也未发现”。在红军同东北军对垒的前方，两军渐渐地熟悉起来，白天阵地上鸦雀无声，夜晚，抗日歌声从双方的阵地上传出来，此起彼和，悲愤激昂。以后双方官兵在阵地上开联欢会，变成要求抗日救亡的朋友，建立了友邻关系，体现了抗日民族团结的感召力。

山城堡战斗后彭德怀曾会见王以哲，和王以哲推心置腹地交谈。8月中旬，彭德怀给东北军将领何柱国去信，说明停止内战，共同抗日救国的道理，请他将部队撤到固原城及其以南地区，不要阻拦红二、四方面军北上抗日，红军保证在其部队移动时给予方便，决不进攻。同时，派朱瑞为红军代表前去同何谈判。由于红军的努力达成了口头协议。

马鸿宾部一○五旅旅长冶成章夫­妇­在曲子镇被俘后，不吃不喝，默不作声。红军给他­精­心治伤，彭德怀向冶谈话，讲抗日救国，停止内战的道理，将冶氏夫­妇­放回。这对后来在回族军队中开展统一战线工作，起到了作用。对极其反动的宁青四马（即马鸿宾、马鸿逵、马步芳、马步青），彭德怀也曾通过各种方式进行工作。

12月28日，彭德怀和任弼时就张学良放蒋介石回南京后的形势和推动抗日运动问题致电中央军委。电报说：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放了蒋介石，中国局势有走向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较多可能，但美帝国主义的动摇态度，会影响南京。所以蒋介石回南京后，可能产生新的动摇；不过，西安事变后，再组织大规模进攻红军的战役可能­性­小了。但蒋介石仍不会放松限制红军的发展。我们认为应用最大力量和方法扩大红军，巩固抗日根据地，加强白区义勇军的发展，以实力促进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早日建成，推动全国抗日运动的迅速发展。彭德怀、任弼时的电报与中共中央在西安事变前后所采取的方针完全一致。后来彭德怀率红军主力驻在陕西三原、耀县地区，继续做了大量的争取东北军、十七路军将领的统战工作，收到明显的成效，对促进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为全民抗战，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段非常重要的时期。中国共产党从血的教训中走上了武装革命的道路，达到了政治上的成熟。列宁说：“无产阶级革命第一次使过去单枪匹马进行革命斗争的英雄有了真正的基础、真正的群众、真正的无产阶级军队，使这些领袖能够大显身手。”彭德怀便是这样的革命所造就的领袖人物之一。他在军事上的卓越才能，作战中的英勇无畏，政治上的忠诚坚定和坦率正直的秉­性­、艰苦卓绝的作风，使他在党内军内获得了很高的威信，也使他在以后更为壮阔激烈的抗日战争中，能够身当大任，建立卓著功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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