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一座碉堡上发现由村子那边过来一支送葬行列。如此大殡实在少见。当行列走近碉堡旁时,分队长等人完全不假思索,放下吊桥,武装整齐地走出碉堡。刚刚来到行列近旁,突然送殡人群大乱,许多手枪一齐射击,分队长等应声而倒,随后冲入碉堡,残兵均被消灭。”
专门对付中共的日本情报机关“黄城事务所”曾给冈村送来一份新获得的中共北方局刊物,上面登着彭德怀的重要报告,彭德怀在报告中提出,要用两面政策来对付他的自首政策。冈村警惕起来:怪不得最近对冀中“扫荡”时有人出来自首、“维持”,原来是共产党的策略,休得上当。冈村马上下令把出来“维持”的人抓起来杀掉。实际,“两面政策”在冀中尚未实行。冈村这一杀,却把一些畏敌、投敌的人杀反了,杀抗日了。冈村老奸巨猾,暗知吃亏,表面不动声色。
诡计多端的冈村,在经过对八路军战略战术的半年多研究之后,学习八路军的游击战术,直接指导制定了一套对抗日根据地的进攻计划,其重点是对居于华北心腹地区、号称华北粮仓的冀中开刀。冈村认为,冀中是太行山八路军的“兵站基地”摧毁了冀中,就可置八路军总部所在的太行区于死地。
从4月开始,敌人开始散布假消息、假计划,声东击西。先以万余兵力进攻冀东,再以万余兵力“扫荡”冀南。当冀东冀南吃紧之际,5月1日,日军以5万余兵力对冀中区实行“铁壁合围”。冈村亲至石门(石家庄),设临时指挥所坐镇指挥,意在一举摧毁冀中抗日根据地。
日军将冀中首脑机关压缩在小范围内,正图一举而歼之,不料冀中主力部队和首脑机关仍跳出重围。冀中军区司令员吕正操奉八路军总部命令率主力暂向太行转移,八路军各部奉总部命令向华北各交通线发动广泛出击,支援冀中的反“扫荡”作战。冈村琢磨着他那些和八路军已打过数年交道的幕僚的意见:“破坏中共组织,中枢机关乃为至要,应尽量逮捕其主要人物。”于是,冈村将目光从冀中义转向了太行山。冈村要求他驻山西的第一军好好研究八路军的游击战法,革新自己的战术。第一军司令长官岩松义雄,费尽心机,制定了一个“C号作战计划”。决定集中第一军所属各兵团主力3 万余人,从5月15日开始,进攻太行、太岳,对八路军和一二九师首脑机关实行“捕捉奇袭”。
岩松从日军第三十六师团挑选了两个联队,组成两支“挺进杀人队”,在日军主力的进攻中执行特殊任务。一支叫“益子队”,其任务是破坏八路军总部,刺杀彭、左等;一支是“大川队”,破坏一二九师师部,刺杀刘、邓等。
“挺进队”行动采取严格保密措施。人员身着便衣,自带粮袜和雨衣行囊,不许宿村住店。
为掩护作战意图,在发动进攻前,日军以部分兵力向正太路和平汉路东发动“扫荡”,转移八路军的视线。
5月中旬,日军第一军司令部在长治设立指挥部,印刷了彭德怀、左权、罗瑞卿、刘伯承、邓小平、李达等人的照片、简历,发给挺进队和特工队员。
当冀中军民和日本侵略军展开生死搏斗之际,错综的消息涌向武军寺村八路军总部:大批日军在河北、山西间频繁调动,冀中、晋西北发现敌四十一师团番号,浓云滚滚,扑朔迷离。5月以来,八路军总部日夜注视着冀中的形势,部署各部在平汉、津浦、正太各线出击,牵制日军后方,减轻日军对冀中的压力。此时,日军的动向是真的要增兵冀中呢?还是“扫荡”晋察冀呢?还是别有企图呢?……
5月22日,情报表明,从太原向和顺方向,从邢台向武安方向,从襄垣到潞城方向,都有日军活动的迹象。
当晚,又获悉,敌四十一师团主力从晋西北乘大批汽车,连夜经太原向辽县、和顺方向开来。彭德怀和左权慎重商讨后,决定八路军主力立即转移到外线,准备反“扫荡”作战,第二天开始行动。
向部队下达命令后,左权连夜计划第二天总部转移的具体事项。
除了作战科值班人员,左权常常是总部院子里最后休息的人。曾随八路军总部转战数月的作家刘白羽写道:
“在这掌握半个中国战场的八路军总指挥部里,左权同志的确是最忙的人了。”
这位毕业于黄埔军校第一期、曾在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伏龙芝军事学院深造的八路军副参谋长,年仅 36 岁,学识丰富,久经战阵,身体因积劳而瘦削,却总是以过人的精力和惊人的效率工作着。彭德怀对这位寡言深思、机敏沉毅、文武兼备的战友和助手十分敬重,凡重大军事问题都与左权共同研究决策。从朱德回延安以后,“彭左”就代替“朱彭”成为八路军指战员对自己前方最高指挥的亲切称呼。
有一件事使彭德怀深为不安。左权在1931年王明“左”倾路线时期,曾被指在苏联期间有托派嫌疑,问题一直未澄清,使左权因负历史的委曲,不能一展担任方面指挥之雄才。经过5年的并肩战斗,艰难与共,1942年的春天,彭德怀决然给毛泽东、张闻天写了一封信说:“左权同志对党忠诚,富有才干,实为我党好同志,望中央解除对他的怀疑,给予完全的信任。”
左权并不知道彭德怀写信之事,他也永远地不会知道了。在总部开始转移的第二天,24日午,总部在郭家峪得报,日军增兵辽县、和顺。下午陆续得报,武乡、襄垣、潞城日军也增了兵。不出两个小时,各地续报:平汉路方面,武安、涉县、内邱、邢台,敌同时增兵,辽县敌己分路出动。
以往,日军大“扫荡”前两三日,总部即可准确侦知,唯这次事先没有确切信息。而此时,日军的两个挺进杀人队,于日军出动前,化装成八路军,已从潞安(长治)潜入太行区。杀人队昼伏夜动,假冒八路军番号“敌采取鱼目混珠,亦打扫房屋,帮助春耕,买物给钱,俨然与八路军一样”。挺进队虽曾引起根据地军民一些怀疑,因伪装巧妙,未受阻挡。
24日夜,北方局总部机关、野战政治部、后勤部、党校、报社2000余人,根据总部命令,分路继续向麻田以东隐蔽转移,准备敌人接近其预定的合围圈时,从敌人的合围缝隙分散突围,这是八路军在敌后总能脱出敌人合击的成功经验。其诀窍在于掌握“利害转换线”,即掌握敌人在运动中进至最有利于我突围的位置。敌人分进合击,我突围行动过早,转不到敌后;突围迟了,敌空隙小,突不出去。突围成功的保证,则在于八路军的情报的准确及时,指挥员的沉着决断,和队伍成员的勇敢坚定、高度自觉。无论何等艰难,何等危险,突围后都分而能合,散而复聚。然而,这一次情报工作不利,敌人的伪装使八路军广泛的群众耳目,一时失灵。
这天夜里,云幕低垂,星月无光,总部和北方局大批人马,翻山越岭,在崎岖狭窄的山路上摸黑移动,后勤部门包括被服厂等的骡马驮着辅重,一夜只走了20多里。至25日拂晓,总部、北方局和野战政治部与后勤部门的队伍,不期同时进入南艾铺、窑门口、偏城地区。而敌独立混成第三、第四旅团主力,独立混成第一、第八旅团之一部和第三十六师团主力共万余人,已根据挺进队的报告,从四面八方迅速奔进,对该地区构成合围。窑门口、偏城、南艾铺地区,位于山西辽县与河北涉县界上,紧靠太行制高点峻极关西南,大山连绵,方圆不过10余里。一条大岭东西横架于呈南北走向的众山之上,状如十字,故名十字岭。岭东南一道大沟约10余里,可到南艾铺村,岭西北一道大沟直下数里,通往北艾铺村。
日军袭击八路军机关,多在白天,以发挥其武器优势。总部决定上午隐蔽,于25日午后敌合拢前穿Сhā突围。然而2000余人马,挤在十字岭下,若被敌发现,施以轰炸,后果将不堪设想。左权把各路负责人找来,指出这个严重情势。由于人马较多,决定后勤部队单独一路,往东北羊角、黄泽关先走突围,其余听候命令。近午时分,果然有敌机前来低空侦察,接着敌机数架轮番扫射、轰炸。掩护部队也与地面敌人接火,枪声一阵紧似一阵。彭德怀、左权、罗瑞卿等在南艾铺村外树丛中紧急碰头,20分钟后,彭德怀下令开始突围:总部和北方局由左权率领向西北方向突出,从和顺、辽县间通过公路转入外线,野战政治部由罗瑞卿率领向东突围转武安方面。作战参谋分随两路,各携电台联络,由警卫连掩护,各自为战。必要时机关人员化整为零,冲出去以后再集合。口授命令毕,左权提出由他留后指挥,彭德怀则要左权带电台突围,左权十分着急,催促说:“你是副总司令,你先冲出去,总部就跳到圈外,就主动了!”
彭德怀沉默刹那,翻身上马。
北方局秘书长张友清身患肺病,体质很弱,彭德怀不放心。勒马回头向左权说了声:“我再去北方局看看。”就骤马下坡,向东驰去。左权指挥部队掩护总部机关北进,敌机发现运动部队,开始猛烈轰炸。
配合飞机的投弹扫射,东面之敌以山炮、机关枪对准十字岭开火,集结在十字岭南及西面的队伍中,有些非战斗人员和后勤单位人员,初次遇到这样激烈的战斗场面,四下躲避飞机。飞机轰鸣,枪弹横飞。岭东是北方局的队伍,大家在突围中看到,在横岭西面的山坡上,一个人一手握枪,一手勒疆骤马,后面紧随十余骑,向着敌人火力交织的岭头冲去。那宽阔的肩背,娴熟的骑术,正是副总司令彭德怀。敌人注意到了为首那匹枣红马,马上把火力对准了它。警卫员工传和在彭德怀身后拼命地奔赴、呼叫:“11号,下马!11号,下马!”“敌人射击!敌人射击!”彭德怀伏在马背上,头也不回。许多人屏着气,忘记了自己,只顾看对面山上枪林弹雨中那匹大红马,和那个矫健的身影。大家看到他从南艾铺方向冲上十字岭,又沿山路直下北艾铺,把敌人的火力封锁网抛在身后。
“好了,好了!彭老总冲出去了!”“总部有救了!我们能冲出去了!”有人竟欢叫起来,忘记了自己的危险。
从东面袭来的6000 敌人接近了十字岭。在正岭西南,突围的人流朝着彭德怀冲出的方向,从沟底向岭上涌去。这时大家看到左权披着一件缴获的日本黄|色军大衣,站在半坡上左右指挥着。左权一面扬手向上,一面向人群高喊:“冲啊,冲出山口就是胜利!”“莫怕飞机,快冲!部队在前面接应大家!”
人群镇定下来,跟着左权高喊:“冲啊!冲啊!……斜阳映红了十字岭长长的横梁,大部分人员终于突过山口,冲出了敌人的包围圈。最后一部分总部的人员,也冲到敌人最后一道火力封锁线前,突围胜利了。
这时,左权发现挑着总部文件箱的人没有跟上,命令警卫员前去寻找。一架日机突然转过头来搜索扫射。左权发现总部几名女译电员在向树下跑,那里正是敌人扫射的目标。左权直起身来,大声喊:“小鬼,不要怕飞机,冲出去!”
就在大家闻声的瞬间,从南艾铺方向射来的一发炮弹在她们身旁炸开。一块弹片击中左权头部,左权血染青山,壮烈殉国。他倒在如巨梁般横架于众山之上的十字岭头,离山脊仅数十步的地方。只消几分钟,翻过这条巨梁,就是安全地带。年青的译电员伏在他的身旁,恸哭悲唤:“参谋长!参谋长!”最后的突围者冒着炮火,流着眼泪,将左权的遗体掩藏在横岭南坡的树丛中,悲泣着翻过山梁,掩护部队同时撤离。晚霞消尽,夜幕降临。当南艾铺方面的敌人冲到十字岭时,发现岭上已空无一人。
5月末的延安,天气微热。26日黎明时分,毛泽东在枣园窑洞里面色冷峻,略露倦容。他已经一天一夜没有入睡了,一直在等候着太行前线的消息。
25日,一二九师报告,八路军总部遭敌袭击,北方局总部人员分路突围。总部电台中断,情况不明。
5月21日夜,在总部被袭之前,日军大川挺进队伪装八路军新编第六旅(实无此番号),潜入一二九师师部驻地黎城县之会里村。村中空空如也,刘伯承己率师部转移了。前后只差3个小时!日军不甘心,仍在向刘师转移的方向跟踪追击。
27日晚,毛泽东又是彻夜未眠,他不只担心总部的安全,还不能不从最坏处着想:万一总部不保,如何处置。东方渐白,刘师来电,总部在遭敌合围后,彭德怀率部由石灰窑西北方向突出,左权在突围中阵亡,罗瑞卿、杨立三向黑龙洞方向突围后,再次与敌遭遇。
毛泽东拿着电报向朱德处走去。两个老战友在无言中交流着深沉的悲痛和不安。左权牺牲,北大折柱,罗、杨安全未卜,所幸彭德怀已经突围,总部就必定在战斗。不论形势多么危急,处境多么困难,彭德怀从不丧失信心。这一点,毛泽东和朱德都毫不怀疑。毛泽东坐下未,提笔蘸墨,起草了一封电报:
刘邓转彭:感日5时电悉。总部被袭,左权阵亡,殊深哀悼。瑞卿、立三已否脱险?甚念。目前总部电台已全部损坏,建议总部暂随一二九师行动。如何望复?
毛泽东 朱德
27日夜,太行清漳河畔,小南山村中,彭德怀向随他突围的总部人员讲话。他的周围只有十几个干部和百余名战士。“同志们!台坍了不要紧,搭起来再干!”他接着说下去:“这是总司令说的。”“1928 年红五军上井冈山,在宁冈和红四军开会师大会,主席台忽然塌了,好多人议论:”不吉利,怎么台刚搭起来就塌了呢?‘这时候,朱总司令站起来,说:“同志们,台坍了不要紧,搭起来再干嘛!”“25日到27日,彭德怀一面部署部队在敌人的严密搜索下寻找收集失散的突围人员,一面回想分析着这次敌人奔袭得手的原因。
27日夜,总部和北方局突围人员在小南山村集结。牺牲是惨重的。北方局秘书长张友清尚未找到,新华社华北分社社长何云,刚刚成立的北方局调查研究室主任张衡宇和全室10 余名工作人员牺牲。朝鲜共产党的领导人之一金白渊,亦在突围中不幸牺牲。
彭德怀站在打麦场上点着一个个名字问:×××,到了吗?×××,到了吗?周围的人一个个回答着。
大家注意到,他没有问到一个人——浦安修——他的妻子。她刚刚找到总部,因为饥疲过度,倒在一个小屋的炕上昏昏睡去,谁也没有发现她。
北方局的队伍被敌冲散了。她那么瘦,一定是牺牲了……大家默默地想,望着彭德怀,心里说不出是更难过,还是更为感动。左权和数十名战友的牺牲带来了巨大的悲痛,场里场外,都有人在落泪、抽泣。
一声集合令,人们马上振作起来,聚集到打麦场上。皓月当空,万籁无声,只有彭德怀那不更改的湖南话,重锤铿锵,震人心弦:“……同志们,让我们擦干眼泪,咬紧牙关,为参谋长报仇!为牺牲的战友报仇!为惨死的同胞报仇”
彭德怀的话扫除了悲观、阴霆,人人都牢记住了这一天,记住了彭老总那坚定的、愤怒的吼声。
总部通讯科长海凤阁在突围开始就不幸中弹牺牲,总部与中央的电台联络一时中断。到29日,八路军总部方恢复和中央的联络,彭德怀根据几天的亲历和所获情报,向中央和各战略区报告了敌人奔袭总部采用的新战术,同时,部署八路军各部在外线广泛出击,命太岳部队袭击长治机场,以示对该基地飞机空袭总部的惩罚。太岳区出击告捷,击毁敌机3架。
分而能合,散而能聚。台没有塌,暂时被拆散,马上又搭起来了。
自平江起义以来,16年的革命战争,无数的流血牺牲,亲密的战友一个一个在彭德怀身旁倒下,彭德怀为战友洒下热泪。这一次,左权和许多优秀干部牺牲,他没有掉泪。极端残酷的敌人,极端残酷的战争,使他必须忍住自己的眼泪。左权是为保卫总部而献出自己的生命的,能够告慰于烈士的,是总部和北方局仍然屹立,仍然指挥着半个中国战场上的战斗。他对左权的怀念,在以后他对左权的妻子和女儿的长期关怀中,才深沉地体现出来。
日军周密计划的这次大规模“扫荡”——“C 号作战计划”,历时30余日,终未达到摧毁太岳、太行抗日根据地和八路军总部、一二九师师部的自的。
没有谁比彭德怀更深切、更痛心地感到左权牺牲的损失。谁来弥补这个空缺呢?
在彭德怀案头摆着一份电报,短短两行字,使这个问题似乎成为不必要。这是7月14日北方局书记杨尚昆从延安发来的,询问彭德怀:“中央曾有一电,提出前总机关转移晋西北的问题,征求你的意见,收到否?你的意见如何?请复。”
彭德怀虽然还没有收到中央的电报,但中央提出总部转移晋西北,无疑是考虑敌后的困难局势,顾虑总部的安全。他没有想错。
7月3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在给彭德怀的电报中说:“今明两年内,敌后斗争将异常残酷,我们要更善于熬过困难才能避免极大的损失与牺牲。敌人‘扫荡’多注意摧毁主要首脑机关。此次袭击,左权阵亡就是极大的教训。”我们认为总部有移晋西北之必要。“”此种移动并未脱离敌后,对外是有理由说明。如不移动而受损失,则影响甚坏。“
总部和北方局被袭,左权和多名重要负责干部牺牲,是抗战以来八路军首脑机关遭受的最大一次损失。彭德怀痛心反省,总结教训:对敌人在战术上的高度灵活变化估计不足;5月以来,总部集中注意于敌对冀中的空前残酷的“扫荡”,对敌人同时发动对太行区的突袭警惕不够;总部、北方局机构与年俱增,非武装人员过多,根据地边沿民众发动不充分,民主建政与减租减息工作不落实……
彭德怀向中央如实报告华北敌后特别是河北平原的严重形势。在6月15日给中央书记处的报告中说: “敌后战争空前紧张,平原根据地之主要地区已变为游击区。军事力量与地方干部严重损耗。山岳地带根据地在敌‘蚕食’‘三光’政策的‘扫荡’摧毁下,有重大部分的紧缩。”但同时,反蚕食斗争、武工队工作亦在有成效地开展:“这种积极防御政策,近两月在太行已取得显著成绩,山岳区基本停止了飞速紧缩的现象。这表明敌后斗争坚持到胜利完全可能。但力量削弱、根据地紧缩也不可避免。”为应付严重环境,他向中央建议野政与北方局机关合并,同时提出:“北方局直属单位过多,我个人兼职过多,能力固不胜任,精力亦难持久,如在严重环境发生意外,即会领导脱节,使工作受到损失。”彭德怀向中央提出3个来前方工作的参谋长人选:兼备文韬武略的中共中央军委参谋长叶剑英;能征善战,刚从苏联养伤回国,也恰恰是36岁的林彪;党性坚强、熟悉敌后情况的抗日军政大学校长滕代远,等候中央的答复。
总部被袭后,刘少奇从中原返延安路过华北,根据沿途了解的情况,对华北的群众工作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刘少奇认为华北的群众发动不够,减租减息不彻底,在敌占区表面应付敌人、实际为抗日工作的村政权不应叫“两面政权”,而是非法斗争和合法斗争的结合;彭德怀则认为,在敌占区不存在合法斗争的形式,是我们利用敌人的组织来欺骗敌人、发展自己,只能是“两面政权”。尽管他们之间对工作估计和对“两面政权” 的提法存在不同的看法,原则上,彭德怀接受了刘少奇的批评,决心以总部所在的麻田为点,深入开展减租减息,使广大贫苦农民经济状况得到实际的改善,把根据地建立在更坚实的群众基础上。
彭德怀从各方面考虑怎样扭转局面,怎样战胜敌人,但没有考虑总部后撤的问题。
中央郑重地提出总部迁晋西北,又十分着重地征求他的意见,他必须排除一切感情因素,完全冷静地估计形势、权衡利害,对这个明确的问题作出明确的答复。
“谁能熬过最后的五分钟,谁就能获得最后的胜利。”这是延安《解放日报》1942年7月17日社论《外强中乾的敌奇袭战术》中的一句话,彭德怀深信黑暗的时刻即将过去。尽管敌猖狂愈甚,敌后的斗争正在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各方面深入,转机就要到来。
在延安枣园,朱德、毛泽东等人一直等着彭德怀的回电以定大局。毛泽东十分着急,和朱德、工稼祥研究一阵,于7月15日再电催问。同时,答复关于代替左权的人选问题:“林病仍重,不能工作,叶不能离开军委,总部参谋长以滕为宜。”
16日晨,毛泽东收到彭德怀详细陈述关于总部问题的复电:彭德怀提出:如对外及实际还须保留集总,移晋西北只是为了避免损失,八路军总部仍在晋东南为宜。列举了几个理由:
1)华北山区最大之太行山、太岳山、中条山之根据地,从其地位(较之五台山偏僻,对敌威胁较小)、地形、物资等条件来看,将形成坚持华北主要重心。北方局、集总可利用此地经验,帮助其他地区。
2)冀鲁豫区、中条山领导均较弱,须具体帮助者甚多,此间与冀南及冀鲁豫秘密交通甚顺利。
3)开封、新乡、济南、太原、临汾、石家庄伪政权工作在建立与开展中,总部移晋西北对于工作有损失。
4)夏季夜间短,不到十点须通过祁、太、文水数道封锁线,事实上很困难,当敌后局势艰难时期,总部撤走不无某些影响。机关正在缩小中,总部、野政、北局全部共约500人(两个警卫连在外),较前减少三分之二,今后行动轻便小心,想可避免损失。
中央书记处同意了彭德怀的意见,同时,决定彭德怀兼任中共中央北方局代理书记。
8月29日,滕代远到麻田就任八路军参谋长。
两个共同领导了平江起义、1933 年在红三军团依依分手的老战友,在民族艰危的1942年秋,又一起并肩作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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