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9月，在北平召开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选举产生了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央人民政府。彭德怀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全国政协委员，随后，被任命为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和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经历了数十年戎马生涯的彭德怀，告别硝烟弥漫的战场，开始指挥一场不用枪炮的新战役——恢复和发展西北地区的经济。

新疆和平解放后，彭德怀就思考如何迅速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工农业生产。9月27日他致电在西安主持日常工作的习仲勋，提出：各项工作必须有一个全盘（五省）筹划，尤其是经济建设，使生产运销逐渐走上比较计划­性­。贾拓夫同志应立即交出西安市长、军管会工作，把全部­精­力放在计划西北经济建设上。他明确地说：“在战争结束后，财经开支必须做到量入为出，银行发行（货币）尽可能用在发展生产。”

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11月15日，彭德怀向毛泽东报告了1950年西北区生产交通建设的初步安排，特别是恢复发展中国唯一的玉门油田的石油生产，“在中央人民政府铁道部帮助下修筑天（水）兰（州）铁路”，把横贯中国的交通动脉陇海铁路延伸到甘肃省会兰州。毛泽东同意彭德怀所提的工作方针。1950年三四月间，毛泽东又进一步指示：西北铁路要修到迪化，不超过10年，愈快愈好。这一年，彭德怀调动近10万军队参加修筑天宝（­鸡­）、天兰铁路。他对筑路工程十分重视，经常直接检查进展情况，还邀请铁道部吕正­操­副部长和苏联专家视察筑路工程，征询对西北交通建设规划的意见。彭德怀仍然保持着战争年代亲临前敌的作风，在1950年四五月间，深入甘肃、宁夏、青海、新疆4省视察工作。他不辞辛劳，踏上雪积冰封的青藏高原，亲自勘察进军西藏的路线。肯定由青海入藏和修筑青藏公路的意见，确定以军队为主组织人力、物力施工。

为解决新疆和西北地区紧张的财政经济问题，彭德怀由贾拓夫陪同，于1949年12月28日飞北京。当天晚上在中共中央的会议上，彭德怀汇报了新疆的情况和面临的问题，建议在自力更生基础上，积极争取苏联支援新疆的开发建设。根据中央负责人的意见，第二天，彭德怀写了报告，由中共中央发给正在苏联访问的毛泽东。他写道：新疆目前严重的问题是财政经济问题。要解决困难及将来建设新疆，我觉得必须有苏联的大力帮助。具体要求是：请苏联帮助解决明年新疆部队的服装、器材、交通工具；同苏联正式通商，以土产交换必需品；实行新疆与苏联地方­性­的经济合作，合组石油公司，合组稀有金属和有­色­金属公司，以及把阿拉木图、迪化、哈密民航协定延长与延伸到兰州、西安和北京。中央采纳了彭德怀的意见。中苏两国政府经过谈判，于1950年3月27日在莫斯科签订了《关于在新疆创办中苏石油股份公司协定》、《关于在新疆创办中苏有­色­及稀有金属股份公司协定》和《关于创办中苏民用航空股份公司协定》，圆满地解决了互通有无和争取外援问题。

1950年1月间，彭德怀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上和在西北军政委员会上，先后报告了西北地区的工作和今后的任务。他说，总的任务是进行民主改革和发展生产，提高文化，建设新西北。“目前的中心问题是生产，为了社会安定，医治战争创伤，生产是第一”。“在一定时期内，西北地区的经济建设，应以农业和畜牧业为主”，同时要抓紧工矿生产与交通运输，准备建设新的铁路。

在领导工农业生产时，彭德怀一直很重视调查研究，反对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思想作风。西北军政委员会农林部在1950年春发放棉籽工作中，事前研究计划不周，工作中又缺乏具体指导和深入检查，造成关中地区十几万亩棉田断垄缺苗，给人民群众和国家财产造成损失。这件事受到他的严厉批评和严肃处理，并在报上公布了对主要负责人的处分决定。此后，他多次以此为鉴，告诫­干­部一定要深入实际，深入到生产第一线去，而不能坐在办公室里，靠发号施令去指导生产。

为研究制订西北地区“三年经济建设计划（草案）”，彭德怀在1950年八九月间，接连主持召开中共西北局常委会。他对工矿企业的布点、农业机器的制造、石油和有­色­金属勘探，提出了具体明确的意见。指出计划尚不完整，只是个轮廓，还要逐渐充实。但总的目标要规定下来，发西北五省一市（西安市）征求意见。他强调计划的实施，最重要的是­干­部问题，要培养一批经济建设的新­干­部。

在生产建设中，彭德怀非常重视发挥军队的作用，多次传达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关于军队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的指示­精­神。他说：“这么多部队，全靠国家养，是个大问题，应该搞生产。”“在和平时期，人民解放军要继承以往艰苦奋斗的传统，成为生产建设中的生力军，成为建设新西北的重要力量之一。”在动员从军队中转业一部分人员，以加强地方各种工作时，他鲜明地提出：“在战胜反动派之后，就应与自然作斗争”，我们要学会进行这场斗争。

1949年12月5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颁布关于1950年军队参加生产建设工作的指示，指出：“军队不仅是一支国防大军，并且是一支生产大军，以克服长期战争所遗留下的困难，加速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建设。”为贯彻上述­精­神，第一野战军和西北军区在12月27日发出指示，要求西北部队的绝大部分必须积极参加生产建设，“应同战争一样的勇敢坚决、积极负责，充当大西北的先锋”。

彭德怀在西北各省检查工作时，一再号召全体­干­部和当地驻军要在边疆地区“安下心、扎下根”，和各兄弟民族一起把西北建设好。他说：今天咱们成了土地的主人，一定要搞好生产。我们要一手拿枪，一手拿镐，平时能生产，战时能打仗，这样我们就可以无敌于天下。

彭德怀常说：大西北是我的第二故乡。从1935年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以来，他的大部分岁月是在西北地区度过的。西北人民在艰苦的战争年代支援和养育了红军、八路军和解放军，西北的高原山川到处有他和子弟兵的足迹。他经常深入群众，对西北地区人民生活的艰辛困苦有深刻了解，决心以坚强的毅力和艰苦奋斗的­精­神，带领各族人民改变西北地区贫穷落后的面貌。

西北是多民族聚居的地区。解放前，反动统治阶级实行大汉族主义的统治，造成各族人民之间的隔阂，有的甚至彼此戒备，互相仇恨。个别地方时有械斗和仇杀现象发生。妥善处理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搞好民族团结，是关系到政治安定、生产发展和人民生活逐步改善的重大问题。彭德怀深切了解处理好民族问题的极端重要­性­，强调必须“建立各民族间友爱合作的新关系”。早在戎马倥偬的战斗岁月里，他就挤时间翻阅了大量地方志和历史资料，浏览了左宗棠文集，还经常找熟悉边疆情况的人询问和座谈，了解西北地区的历史和现状。为了切实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和习惯，根据彭德怀指示，第一野战军政治部编写了《回民问题工作手册》和《入城守则》。彭德怀说：“一定要让指战员了解他们和汉族不同的生活习惯，尊重他们的宗教信仰。他们忌讳什么，我们就不要做什么。”后来­干­脆做出规定：在进军路上，凡是清真寺，一律不准­干­部和部队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