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11月中旬以后，彭德怀发现报纸上出现一个新的口号：“大跃进”。他对这个口号有些不以为然。他认为，“跃进”应当是一种质的变化。如果仅仅是工农业产值幅度增长比较大一些，那只能算量变，不能叫质变，就不应该叫“跃进”。基于这种看法，彭德怀在次年春节为《解放军报》、《元帅和士兵的愿望》专栏撰稿的时候，把秘书在文章初稿中使用的“大跃进”，全部改成了“大发展”。

事有凑巧，就在同一天，1958年2月18日《人民日报》刊出毛泽东亲自修改的社论《反浪费反保守是当前整风运动的中心任务》。文中写道：“……要通过和结合反浪费反保守的斗争，彻底改进­干­部和群众的关系，提高全体职工的社会主义觉悟，打破那些妨碍生产力发展的陈规，­精­简机构，改善生产管理和劳动组织，改进生产技术，降低生产费用，以便彻底贯彻执行多快好省的方针，促进生产的大跃进。”②毛泽东使用的仍然是“大跃进”。

到了3月，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开展反浪费反保守运动的指示》，把“大跃进”作为一次运动明确的提了出来。指示中写道：“这是一个社会主义的生产大跃进和文化大跃进的运动，是在全民整风运动中改进整个国家工作和促进全民大鼓­干­劲的一个带有决定­性­的运动。”

彭德怀对“大跃进”这一提法仍然存在怀疑，但在发表文章和讲话时，却严格注意和中央提法保持一致，不再使用“大发展”这一说法。

彭德怀从思想上接受“大跃进”，是在1958年3月中共中央于四川成都召开的工作会议上。那次会议，各省省委书记汇报情况，毛泽东有20几次Сhā话，另外还作了几次长篇讲话，提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路线，已经开始形成。它是在过去八年的实践中逐步形成起来的。在全国6亿人和全党1200万党员中，现在认识并从思想上接受这条路线的，可能还只有少数人。但随着形势的发展，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并接受这条总路线。毛泽东的Сhā话和讲话，体现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对本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勇于探索的­精­神，而且鼓舞着更多的人参加这种探索。

毛泽东还讲：我们要发扬风格，讲真心话，振作­精­神，要有高屋建瓴、势如破竹的气概。对于经典著作要尊重，但不要迷信，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人创造出来的。要造成一种环境，使人家敢于说话，交出心来。不敢讲话，无非是：一怕扣机会主义（帽子），二怕撤职，三怕开除党籍，四怕老婆离婚（脸上无光），五怕坐班房，六怕杀头。只要准备好这几条，看破红尘，就什么也不怕了。先进分子应该不怕这一套，要有王熙凤的“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精­神。

毛泽东讲话的本身就充满着高屋建瓴、势如破竹的气魄。彭德怀被他的讲话深深地打动了，对“大跃进”这一口号的疑虑随之烟消云散。

在成都会议后期的谈心会上，彭德怀以自我检讨的­精­神袒露胸臆说：“回想十年之前，有惭愧感，对毛主席的认识，不是一见如故，又不是同床异梦，而是在这两者之间。”①他感到，通过这次会议使他大彻大悟，思想认识有了新的飞跃，新的提高。

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通过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及其基本点。同年8月，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出《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规定小社并大社、转公社，“一气呵成”。会议还决定，1958年全国钢产量要比1957年翻一番，号召全党全民为生产1070万吨钢而奋斗。会议设想通过公社化运动和大炼钢铁的途径，实现国民经济的“大跃进”，加快进入共产主义的步伐。彭德怀参加了讨论，举了手，没有提出不同意见。

北戴河会议闭幕第二天，彭德怀到东北地区视察。他首先到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这个坐落在松江平原上占地五十多万平方米的培养高级军事技术人才的最高学府，和全国其他院校一样，正处在“大跃进”的滚滚热浪中。一座座宫殿式的教学大楼和办公大楼的墙壁上，悬挂着鼓舞人们“苦战”、“攻关”，“争放卫星”的巨幅标语，无论走到哪里，都可以看到有成群的人在辩论，在思考，在汗流浃背地忙碌着，彭德怀在哈尔滨市招待所住了一夜，第二天就搬进了学院。为的是要亲眼看一看、亲自体验一下这座人民解放军科技人员的摇篮，是如何迎接正在全国澎湃兴起的“大跃进”的。

彭德怀深入各教学系和专业教学组，同教授们进行了交谈，察看了许多实验室、实习工厂、学员食堂和进行野外作业的帐篷。考察中，彭德怀听到的是一个又一个振奋人心的好消息。

彭德怀从哈尔滨到齐齐哈尔，又从齐齐哈尔转回沈阳，一路上，展现在他眼前的是一幅波澜壮阔的全民“大跃进”的生动图景。一望无际的松辽平原上，到处是一片片刚刚建起的炼铁土高炉，白天烟雾弥漫，夜晚火光冲天。列车经过的城镇和车站的墙壁上，贴满庆祝人民公社成立的大字标语和工人农民抒发豪情壮志的诗歌。彭德怀在火车上不禁赞叹说：“中国人民真正站起来了，中国人民向着党所指引的宏伟目标开始跃进了！”他自己的热血也在沸腾。每到一地，他都热情洋溢地鼓励­干­部和群众解放思想，敢想、敢说、敢­干­，要敢于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在向部队­干­部讲话的时候，他曾激动地说：“……过去唱歌是‘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中国人民几千年来饿肚子的问题，今年解决了！今年粮食产量是7000亿到8400亿斤，明年是1.5万亿斤。每人年平均有1吨粮，什么战争、灾害都不怕了。今年钢产量是1070万吨，明年钢产量是2500万吨，可能达到3000万吨。马克思讲过的‘一天等于二十年’，现在证实了。我是最近才相信这番话的……”①

彭德怀在难以抑制的兴奋中结束了他的东北之行。在那“大跃进”的浪涛席卷神州大地的狂热年代，他和许多人一样，曾以虔诚的心情，拥护“大跃进”，指望这场史无前例的“大跃进”，给全国人民带来幸福的生活，取得人们所向往的、震撼世界的成就。

他从东北回到北京，处理了国防部的一些重要军务，欢度建国9周年的国庆节，随后又风尘仆仆地奔赴西北地区考察。他到了内蒙、青海、甘肃、陕西等省，重点是了解人民公社和大炼钢铁的情况。

在兰州军区司令员张达志的陪同下，彭德怀乘吉普车从青海省的格尔穆出发西行。他坚持多年来视察工作的老习惯，不让事先通知要去访问的单位。当他们的车子开进沙漠绿洲中的敦煌，在县委门前停下来的时候，县委的领导人没有一个在家。出来迎接他们的是县委的一位年轻秘书。彭德怀对秘书说：“小同志，我们要在这里住一宿，吃两顿饭。一顿在你们机关食堂吃，一顿到人民公社食堂去吃。大家吃什么，我们吃什么，跟大家一起吃。”

在县委食堂就餐的人看到彭德怀也在食堂用餐，站起来笑着向他这边张望。彭德怀也笑着向大家点头致意。他和人们随意交谈，在食堂里不时响起阵阵笑声。

晚上，由敦煌县县委副书记刘孟晋介绍情况，这是彭德怀初次亲身接触人民公社这个在中国大地上正在兴起的新生事物。刘孟晋是个淳朴老成的中年人。他告诉彭德怀，这里是全县组成一个人民公社，8万人口，分8个大队。9月2日试办，11日正式成立。试办中群众写了7万张大字报，贫农最积极，要求割掉资本主义尾巴，把所有的生产资料都交归公社，不要任何代价；中农有些是被迫的，很勉强；富农的生产资料不肯全部交出来，有的把猪、羊藏起来，有的把毛驴杀掉。听到这里，彭德怀不无担心地说：“你们一县一社，不一定是方向。公社并非越大越好，主要是看对于发展生产有利没利，超越现实条件就不能算是先进了。在由高级社合并成公社当中，要注意到避免发生破坏生产资料的现象就好了。”

第二天，他又在县委副书记的陪同下，参观了郊区的杨家桥生产大队。沿途看到许多棉花掉在路上。在菜地里，他看到大量白菜零乱地堆放着，遍地散落着菜叶。到了村里，社员们正在开饭，彭德怀走近锅台，用勺子搅着盆里的稀面糊看了看，发现里面掺的是土豆块。

彭德怀转身带着疑惑的神情，小声问刘孟晋：“这么多人一起吃饭究竟行不行？”杨家桥大队的一些景象，向他提出不少值得疑虑的问题。

到了兰州，省委副书记霍维德陪他去参观了一个近郊区的雁滩人民公社。参观完毕，彭德怀那颗被­阴­云笼罩的心情又变得明朗起来。

雁滩公社地处黄河两条水流之间，是黄河中间的一个狭长小岛，自然条件很好。公社一位姓马的社长，领着彭德怀一行一边看，一边介绍说：雁滩公社是由5个农业合作社合并而成的。全社共1.7万多人，2.66万亩耕地，其中有1万亩是菜地。主要是向兰州市、工矿区供应蔬菜。由于公社规模较小，土地肥沃，又比较集中，管理上也比较有秩序。从果园、苗圃到­鸡­鸭场、­奶­牛场；从托儿所到幸福院，处处搞得很整齐，井井有条。

在公社的第七食堂，彭德怀一面同炊事员握手，一面问：“现在能不能吃得饱？”一个女炊事员笑着答道：“饱得很，没得数地吃！”

在雁滩公社，彭德怀边走边看，边与人交谈，参观了3个多钟头，始终兴致勃勃。陪同来的省委领导人告诉他：今年全省粮食是特大丰收，每人平均可达到1500斤。洮河引水工程也已经全面铺开，竣工以后，黄土高原靠天吃饭的历史就要结束了。

在西北地区的这段考察，彭德怀可以说是喜忧参半。他不怀疑人民公社运动的正确­性­，但是，公社究竟如何办才好，却是一个十分重要又亟待解决的课题。在他看来，西北地区乃至全国，具有像雁滩人民公社这种自然条件的毕竟还是少数。

彭德怀在西北地区进行考察的那些日子，正是全国“大跃进”进入Ｇao潮的时期。彭德怀和许多人一样，对全国形势的看法是乐观的。但是，他的乐观是有限度、有保留的。他是一个脚踏实地的人。特别是经过西北地区的一段考察之后，他看到了事物的复杂和不平衡，他处事也就更加谨慎。

“大跃进”的热风也吹进军营，有的部队写信给他，要求军队成立公社。还有几位团政治委员联名上书给他，要求部队立即实行供给制。尽管“形势”逼人，彭德怀还是冷静地处理了这些问题。他给部队回信，明确地说：“社会分工不同，军队是一个担负战斗任务的军事组织，把军队改为人民公社的组织形式是不恰当的。”“现在军队内部实行供给制的想法也是不现实的。不能把我们过去采用的军事共产主义政策和未来的共产主义‘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制度混淆起来。我们现实的分配原则，只能是‘各尽所能，按劳分配’。”

彭德怀对“大跃进”中的问题，在认识上发生明显变化，是1958年12月中央在武昌召开八届六中全会时开始的。首先对当年的粮食产量，他提出了不同看法。当时，在西北地区的小组会上，讨论公布1958年全国粮食产量数字的时候，许多人赞成公布1万亿斤或1.2万亿斤，甚至还有人说“粮食要多少有多少”。彭德怀不同意这些意见。他直截了当地说：“粮食没有那么多。”当时有人批评彭德怀思想“保守”，说：“老总啊，你这也怀疑，那也怀疑，可怎么办呢？”彭德怀解释说：“公布的数字宁可少一些，将来追加数字比较主动；公布的数字多了，将来被动。”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