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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9章 在争论的漩涡里

50年代,军队在学习苏联经验问题上,存在着一个争端,就是学不学和怎样学的问题。1956年以前,“学不学”的问题比较突出,主要是军队­干­部同苏联顾问的争端;1956年以后,“怎样学”的问题比较突出,主要是军事训练部门、军队院校中的争端。彭德怀在后一个问题上,直到1959年他被免职的时候,也没有真正使全军统一认识。

新中国建立后,军队从苏联购买飞机组建航空学校,聘请一些苏联顾问帮助训练。从那时起,便有了军队­干­部同苏联顾问的关系问题。早在新中国建立前夕,毛泽东提出“苏联共产党就是我们最好的先生,我们必须向他们学习”,在政治上要“一边倒”。1950年2 月,同苏联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全党全军掀起学习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热潮,各个业务系统都聘请了苏联顾问,因之学不学苏联经验,尊重不尊重苏联顾问,就被看作是一种政治态度问题。

彭德怀到军委工作时,正值全军学习苏军经验活动普遍展开之际。由于当时许多­干­部认识比较模糊,对苏军的某些经验不愿学习,他曾经在两次全军­性­会议上进行专题阐述,动员大家认真学习苏军的经验。一次是在1952年12月,全军各大区参谋长和政治部主任联席会议上,他传达了毛泽东的重要指示:“永远不要骄傲自满,一定要将苏联的一切先进经验都学到手,改变我军的落后状态,建设我军为世界上第二支最优良的现代化的军队,以利于在将来有把握地战胜帝国主义军队的侵略。”还对学习苏军经验中的种种错误认识,进行了分析和批判。

另一次是在一年以后,1954年1月,他在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总结中,进一步讲解学习苏联军事科学的重要­性­,明确提出四条学习要求:一、就是要学,向苏联顾问学习;二、要亲自去摸,到实践中去下一番苦功夫;三、要发展,把苏联军事科学与自己的经验结合起来,使其条理化,变成自己的东西,提高­干­部军事理论水平;四、要克服骄傲自满、墨守成规和防止机械搬运。

总的来说,在1955年以前,彭德怀所侧重的主要方面,是动员大家积极学习,批判那些不愿学习的思想。在强调这个方面的同时,他也经常嘱咐大家,在运用苏军经验解决我军实际问题当中,不要机械搬运。他说:“我们不回避原则­性­的争端,他们(按:指苏联顾问)不了解的情况,一定要说通;他们从愿望出发对我们不满的意见,要解释通。”“在政治上,谁不拥护苏联,那是错误的。在战术、诸兵种合成战斗战术方面,都要百分之百的学习。但有些问题是可以争论的。这样的争论,不是反苏。”

这个时期,在他处理的事务中,就有不少没有采纳苏联顾问意见。遇到下边有些事情盲目听从顾问建议的,他便予以批评。

1952年10月15日,他主持第一次军委例会,把部队训练时间的分配确定为,军事训练占60%,政治教育占20%,文化教育占20%。事后苏联顾问提意见说,文化教育时间占的太多,没有必要。彭德怀对顾问解释说,旧中国文化教育落后,文盲多,战士入伍以后才能学文化,学了文化才能掌握军事技术,将来复员回家也便于参加社会主义建设。苏联和一些发达的国家,征来的新兵不仅多数人有文化,有的还会开汽车、拖拉机。中国现在则相反,是军队把战士培训成司机或坦克手,然后复员到地方上才能开汽车和拖拉机。这是中国的实际。1953年初,在军委例会上讨论国防工程建筑,业务部门依据苏联顾问的意见,为了国防保密,要求把内伶仃岛上的居民全部迁走。彭德怀当即批评说:“迁移居民一定要慎重,要积极动员。岛上的(居民),有证明的留下,重大嫌疑的迁走,但这是极少数。内伶仃的居民全部迁走,要不得,这是单纯军事观点。”对于当时按照顾问意见构筑的一批海岸炮阵地,彭德怀每次看到都要发脾气,从山东一直批评到海南岛,还把具体情况报告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这批海岸炮,是抗美援朝开始以后,为加强沿海防务,从苏联进口的几十个连的火炮,按顾问的设计构筑了阵地。彭德怀在报告里说:“所有这些阵地都出于一个公式,战术缺点很多而且严重:阵地完全是露天的,对空毫无遮蔽;火炮位置放在最前沿,胸墙很薄(30——50公分水泥,仅能防弹片);炮和炮之间距离很近(每门炮相隔40公尺,中间安放弹药库),而且等距离排列在一条直线土,只要有一枚凝固汽油弹或重磅炸弹落入阵地,全连火炮和弹药都有被毁的危险。到了战时,在敌人飞机轰炸和舰炮­射­击的情况下,不待发挥作用就可能被敌火力摧毁。”这些炮阵地的设计,在苏联有强大空军掩护,有大、中型口径火炮的海岸防御火力配系,或许是适用的,但照搬过来,就是完全脱离中国实际的战术思想。

彭德怀对待顾问提供的建议和经验,绝不盲目采纳,绝不机械照搬。但是在有的问题上,他的看法和做法也不是没有矛盾的。对于军队是否学习苏军实行“一长制”的问题,就是一例。1953年上半年,他曾一度设想和准备在军队中实行“一长制”。在一次军委例会上,他提出军队团以上的政治部(处)可以不设政治部(处)主任一职,其职务由该级政治委员兼任,以便抽出一批政治工作­干­部培养为军事指挥员。并且将这个建议作为军委决定通知全军实施。他的这一建议,当时有些人认为这是降低了政治委员的地位,削弱了政治工作,受到明显的抵制。就在这个期间,总政治部起草的《军队政治工作条例》(草案),送交军委讨论,军队是否应当实行“一长制”的问题,又发生了争论。在这场争论中,彭德怀认为主张“一长制”的那种意见“是有道理的”。同年4月中旬,军委审查《内务条令》修改稿时,彭德怀把有关营教导员和连指导员的职责全部删去,也表现出他准备首先在营、连两级试行“一长制”的想法。到5月间,他在同总顾问的一次谈话中,更直截了当地说“准备十年之后实行‘一长制’”。

50年代,在军队中实行“一长制”的主张,是遭受多数­干­部反对的,特别遭到政治工作­干­部的强烈抵制。在这种情况下,彭德怀曾找过不少­干­部交换意见,最后他终于改变了原来准备实行“一长制”的主张。在同年10月准备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报告时,提出军队必须实行的是“党委集体(统一)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而不是“一长制”在报告中曾列为专题详细阐述。以后的几年中,他对“一长制”的思想,甚至还作过不止一次的批判。

学习苏联经验,军队和全国一样,到1956年有一个明显的变化。在这以前,领导上强调的主要方面,是要把苏联的一切先进经验都学到手;在这以后,强调的则是要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习。彭德怀在1957年2月到南京军事学院,批评该院学习工作中“教条主义相当严重”,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提出的。

在1956年3月17日的一次军委会议(有各大军区的首长参加),黄克诚传达说,毛主席和邓小平同志对于军队如何保持优良传统的问题曾有指示,即在实行军衔等一系列正规制度之后,担心我们军队的优良传统不能很好保持,如官兵关系、军民关系、政治工作、群众路线、党委领导等,应该引起严重警惕。让各军区、各院校、各部门加以检查。很明显,这些问题是和如何学习苏军经验有着密切关系的。

同年4月,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一文中,着重提出要“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习外国经验,“不能盲口的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运”。同年,《人民日报》编辑部在苏共第20次代表大会以后,发表《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明确提出反教条主义的问题。随后,在同年6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学习(改造我们的学习)等五个文件的通知》,进一步提出“克服实际工作中的主观主义即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特别是克服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外国经验中的教条主义倾向,克服学术研究、报刊宣传、教学工作中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

当时军队在有组织地深入学习这些文章和文件中,许多­干­部的思想认识起了变化,学术研究空气活跃起来。特别是军事训练系统中,在如何学习苏军经验问题上发生了激烈争论。这种争论当时在南京军事学院更加公开化,在全院学习中央关于5个文件的通知中,暴露出对教学工作看法的很大分歧,直到学习5个多月以后,准备进行学习总结时,有些看法还没有取得一致,一时难于作出定论,以致学院党委不得不宣布暂时不作文字总结。军事学院有一个战役系,在这里学习的有52名将军,他们多数是红军老­干­部,参加过国内战争和朝鲜战争,具有实战经验。他们之中有些人在学习过战役法之后,认为苏军经验有些是先进的,有些虽然先进但对我军并不适用,还有些其本身就是不先进的,囚此必须批判地学习。同时,迫切要求学院做出改革措施。 1956年8月25日,一位战役系的学员写信给彭德怀,提出“几年以前,我们在‘把苏联的一切先进经验都学到手,的口号下,从教材、教法和许多教育制度方面全盘学苏联,这是完全对的。但是我们感觉在向苏联学习中也产生了教条主义倾向。这主要表现在:教材方面,教学方法方面,对待我们的经验的态度方面以及其他方面”。他建议:“基于以上看法,学院提出的’反对经验主义,防止教条主义‘的这一带方针­性­的口号,似应请领导上加以考虑。”彭德怀对这封信没有作任何批示,但开始引起他对南京军事学院一些问题的重视。

同年11月30日,彭德怀又看到一封信,是从另一个方面反映学习苏军经验问题的。信是直接写给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的,经过中央办公厅转给了彭德怀。写信的人是军事学院的战史系教授会主任,不久前曾担任军委训练总监部军事科学和条令部的处长蔡铁根。

信的开头写道:“邓小平同志:我是最近离开军委训练总监部的,我在那里曾经工作了4年多。在我离开之前,深深感到北京存在着严重的军事思想上的混乱,急需提请中央和军委领导上的注意。为此,我写了《关于向苏军学习的问题》,请您看看,并把它转给中央负责同志和军委负责首长。”由于作者直接把问题反映给中共中央,彭德怀自然不能不给予特别的重视。

信中对于学习苏军经验的方法写道:“为了确实了解苏联军事科学的全部内容,在步骤上,第一步应该是全部学会、学通。只有真正地全部融会贯通之后,才谈得到批判。几年来,我们深深体会到苏联军事科学的系统­性­,它虽然不是天衣无缝,确实漏洞很少。小自对一个日常生活小节的规定,大至军事原则的规定,都是互相结合、互相为用、互相保障着的一整套。但我们在学习和运用苏军这一整套的时候,却往往是割裂开来,随意取舍。采用了这一套,丢掉了那一套;吸收了这一规定,抛弃了那一规定,结果弄得四分五裂,驴­唇­不对马嘴,八方不对头。还美其名日‘批判地接受’,最后只好都执行不通。不说自己学习上有问题,还说苏军的东西不适合我军的情况。”

写信的人最后恳切表示:“这不是一个小问题,而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大问题,是一个关系着建军思想和军事路线的问题,是直接关系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安危问题。”“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基于自己为党为国的热诚,我不敢隐讳自己的愚见,并大胆地把它提出来。

彭德怀看过这封信,立即批示:“蔡铁根同志给邓小平同志的信,应发给军委主席、委员及总参谋长、副总参谋长、各部首长、国防部各副部长阅。”看来,他已感到学习苏军经验这个问题,到了迫切需要解决的时候了。

与此同时,主管全军院校工作的副总参谋长张宗逊,率领一个工作组到了南京,在军事学院和总高级步兵学校举行一系列座谈会,写出一份调查报告。在报告中肯定了几年来院校学习苏军经验的成绩,同时指出学习中的片面­性­,把许多不适用于中国军队的东西也学来了。彭德怀看过这份调查,感到南京军事学院的问题,很有必要亲自前去进行了解,以便着手解决。

1957年2月21日,彭德怀写信给毛泽东,专门报告他准备同副总参谋长陈赓、总政治部主任谭政等 10余人,到南京军区检查国防工事和勘察地形,另外了解一下学院工作、军事训练、军内关系、军民关系等。毛泽东于25日批复“同意”并附注:“请注意军中思想动态,政治教育情况。”

彭德怀一行于27日到达南京,住西康路33号。第二天即开始了解军事学院的教学情况。他和陈赓、谭政一起,上午听取高级速成系和战役系部分学员的汇报,下午听取学院政治部两个领导­干­部的汇报。3月1日,同学院训练部门和其他机关­干­部交谈,听取他们对教学中一些问题的看法。每日听完汇报,在吃饭时间和晚土,彭、陈、谭3人交换意见。3月2日听取学院领导­干­部集体汇报,刘伯承院长由于在上海休养,没有参加。彭德怀在听取汇报后,谈了自己对学院教学工作的意见。这次讲话,便是后来引起很大争论的那篇《在听取军事学院汇报中的谈话》。

在这篇讲话的前一部分,他肯定了学院的成绩,并详细列举了学院的各种成果。接着他具体指出学院教学工作中的缺点说:“根据汇报的情况来看,在学院教学中,不是有教条主义的问题,而是教条主义相当严重。最主要的表现是教学内容和我国我军实际情况不相适应。”“当然就军事学院的历史和客观情况来看,就现在的事实来看,产生了现在这种相当严重的教条主义现象,也不是意外的,不能把责任归咎于哪一个人。要论责任,我也是有责任的。”

彭德怀讲话的后半部分,主要是阐述学院的教学方针应当是“以我军现实装备技术情况为主,照顾将来可能发展的情况作为依据”。

关于学习苏军经验的问题,他认为“学习苏联先进军事经验,我们是坚定不移的,但应坚决贯彻‘批判地学习’方针。在这个方针之下,就全军范围来说,应当以学习苏联的军事技术和合同战术为重点,对于苏军的战役、战术,应当从我军的现实情况出发,在以我军经验为主的基础上加以学习和参考”。

彭德怀回到北京,对这篇讲话记录加以斟酌修改,于4月24日送给毛泽东,并附信说:“这次我在南京着重了解了军事学院的情况,同他们的教职学员分别座谈了3天,感到该院在教学工作中教条主义倾向相当严重。因为这个学院是训练我军高级­干­部的学校,对于全军的学校和部队影响很大,所以我特别向该院党委讲了一次话,着重提出该院应当展开反教条主义的工作”。毛泽东在25日批复:“退彭。此件已阅,同意。”

彭德怀还把这篇讲话稿送给了邓小平,邓阅后转送周恩来。后来对这篇讲话,他又稍加整理(把其中“工作是有成绩的”改为“成绩是显著的”) ,作为《视察南京军区工作向党中央和军委的汇报》中的一个部分,分送中央政治局和军委。尽管彭德怀这次讲话慎之又慎,后来事实证明,学院有的领导­干­部并不完全同意他的看法。这一点,在军事学院的《关于深入开展反对教条主义的决定》中表现得很清楚。这个决定是在他讲话后的第4天,即3月6日,学院党委召开的扩大会议上,经过6天热烈讨论作出来的。决定中对于学院的工作成绩写的是:“会议认为学院成立以来的工作成绩是基本的、主要的”,而没有采用彭德怀所讲的 “工作是有成绩的”或“成绩是显著的”写法。对于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决定》中也仅仅是写作“教条主义倾向”,而没有同意“教条主义相当严重”的提法。彭德怀看后,没有不满的表示,用肯定的语气批复道:“你们关于开展反对教条主义的决定很好,同意你们这个决定,望按照决定的­精­神贯彻执行。”又叮嘱,在执行中“应坚决执行和风细雨的­精­神,以便达到真正提高认识和改进教学工作的目的”。“要反复向群众讲清楚,不要追究责任,追究责任就会更不好。同时教条主义现象,不但是在学院教学工作中存在,而且是在全军许多工作中存在。如果要论责任,军委的责任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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