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行参谋没有说话。过了一会儿彭德怀又说：

“去年大跃进的经验很丰富，发生的问题也不少，本应该认真研究一下，可是在会议上，到现在还没有人讲这个问题。我有些意见又不好在小组会上讲，想给主席写封信，请主席在会上讲一下。只要主席讲一次，就会起很大的作用。”

这是彭德怀第一次明确表露给毛泽东写信的想法和动机。

在此之前，周小舟到176号别墅去看望彭德怀，两人也曾谈到写信问题。彭德怀在笔记中记下的情况是这样的：周小舟向彭德怀问了一些他出访八国的情况，话题就转到这次会议上来。彭德怀问周小舟：“你们小组对于国内形势讨论得怎么样？”

周小舟说：“不怎么样。讨论不容易展开。”

周小舟谈到小组会上发言时，只要一谈缺点和问题，就会被人打断。

彭德怀说：“西北小组讨论得不错。我还有些不成熟的意见不便在小组会上讲，打算把没有讲完的意见，写一封信给主席。”

周小舟说：“你同主席当面谈谈不好吗？”

彭德怀说：“当面谈固然很好，不过我说话总是不容易说完全，又好顶撞。主席对问题的看法很尖锐，看得很深。对问题没有很好研究时，当面谈不仅浪费他的时间，有时还容易引起误会。”

周小舟说：“那你就写信也好，把你在西北小组会上的Сhā话加以充实，写给主席看看，也就很好了。”

彭德怀笑着说：“你当了我的参谋了。”

7月13日中午，彭德怀拿着拟好的提纲，把参谋王承光叫来，口述了他给主席写信的内容，让参谋起草初稿。然后，彭德怀作了修改，交参谋誊清，成为二稿。7月14日中午，彭德怀又对二稿仔细作了修改，交参谋誊抄清楚后，彭德怀签上了自己的名字。下午5点半左右，王承光奉彭德怀之命，把信送给毛泽东的秘书高智。

这就是触发了一场政治风暴的所谓彭德怀给毛泽东上书的简单过程。

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接受批判时，为了保护身边工作人员，一直坚持说这封信是自己花一夜的功夫写成的。王承光在抄信时，把彭德怀信中说大炼钢铁“有得有失”错抄成“有失有得”。毛泽东在批判这封信时，对“有失有得”四个字特别指责说，把“得”放在后面，“失”放在前面是经过仔细斟酌的。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彭德怀也没有作一句解释和辩驳。他这样做，也是为了避免株连身边的工作人员。

这封具有特殊价值的信，全文如下：

主席：

这次庐山会议是重要的。我在西北小组有几次Сhā言，在小组会还没有讲完的一些意见，特写给你作参考。但我这个简单人类似张飞，确有其粗，而无其细。因此，是否有参考价值，请斟酌。不妥之处，烦请指示。

甲，1958年大跃进的成绩是肯定无疑的。

根据国家计委几个核实后的指标来看，1958年较1957年工农业总产值增长了百分之四十八点四，其中工业增长了百分之六十六点一，农副业增长了百分之二十五（粮棉增长百分之三十是肯定的），国家财政收入增长了百分之四十三点五。这样的增长速度，是世界各国从未有过的。突破了社会主义建设速度的成规，特别是像我国经济基础薄弱，技术设备落后，通过大跃进，基本上证实了多快好省的总路线是正确的。不仅是我国伟大的成就，在社会主义阵营也将长期的起积极作用。

1958年的基本建设，现在看来有些项目是过急过多了一些，分散了一部分资金，推迟了一部分必成项目，这是一个缺点。基本原因是缺乏经验，对这点体会不深，认识过迟。因此，1959年就不仅没有把步伐放慢一点，加以适当控制，而且继续大跃进，这就使不平衡现象没有得到及时调整，增加了新的暂时困难。但这些建设，终究是国家建设所需要的，在今后一两年内或者稍许长一点时间，就会逐步收到效益的。现在还有一些缺门和薄弱环节，致使生产不能成套，有些物资缺乏十分必要的储备，使发生的失调现象和出现新的不平衡就难以及时调整，这就是当前困难的所在。因此，在安排明年度（1960年）计划时，更应当放在实事求是和稳妥可靠的基础上，加以认真考虑。对1958年和1959年上半年有些基本建设项目实在无法完成的，也必须下最大决心暂时停止。在这方面必须有所舍，才能有所取，否则严重失调现象将要延长，某些方面的被动局面难以摆脱，将妨碍今后四年赶英和超英的跃进速度。国家计委虽有安排，但因各种原因难于决断。

1958年农村公社化，是具有伟大意义的，这不仅使我国农民将彻底摆脱穷困，而且是加速建成社会主义走向共产主义的正确途径。虽然在所有制问题上，曾有一段混乱，具体工作中出现了一些缺点错误，这当然是严重的现象。但是经过武昌、郑州、上海等一系列会议，基本已经得到纠正，混乱情况基本上已经过去，已经逐步的走上按劳分配的正常轨道。

在1958年大跃进中，解决了失业问题。在我们这样人口众多的、经济落后的国度里，能够迅速得到解决，不是小事，而是大事。

在全民炼钢铁中，多办了一些小土高炉，浪费了一些资源（物力、财力）和人力，当然是一笔较大损失。但是得到对全国地质作了一次规模巨大的初步普查，培养了不少技术人员，广大­干­部在这一运动中得到了锻炼和提高。虽然付出了一笔学费（补贴二十余亿），即在这一方面也是有失有得的。

仅从上述几点来看，成绩确是伟大的。但也有不少深刻的经验教训。认真地加以分析，是必要的有益的。

乙，如何总结工作中的经验教训：

这次会议，到会同志都正在探讨去年以来工作中的经验教训，并且提出了不少有益的意见。通过这次讨论，将会使我们党的工作得到极大好处，变某些方面的被动为主动，进一步体现社会主义经济法则，使经常存在着的不平衡现象，得到及时调整，正确的认识“积极平衡”的意义。

据我看，1958年大跃进中所出现的一些缺点错误，有一些是难以避免的。如同我们党三十多年来领导历次革命运动一样，在伟大成绩中总是有缺点的，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现时我们在建设工作中所面临的突出矛盾，是由于比例失调而引起各方面的紧张。就其­性­质看，这种情况的发展已影响到工农之间、城市各阶层之间和农民各阶层之间的关系，因此也是具有政治­性­的，是关系到我们今后动员广大群众继续实现跃进的关键所在。

过去一个时期工作中所出现的一些缺点错误，原因是多方面的。其客观因素是，我们对社会主义建设工作不熟悉，没有完整的经验。对社会主义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体会不深，对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没有贯彻到各方面的实际工作中去。我们在处理经济建设中的问题时，总还没有像处理炮击金门、平定西藏叛乱等政治问题那样得心应手。另方面，客观形势是我国一穷（还有一部分人吃不饱饭，去年棉布平均每人还只十八尺，可缝一套单衣和两条裤衩）二白的落后状态，人民迫切要求改变现状。其次是国际形势的有利趋势。这些也是促使我们大跃进的重要因素。利用这一有利时机，适应广大人民要求，加速我们的建设工作，尽快改变我们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创造更为有利的国际局面，是完全必要的和正确的。

过去一个时期，在我们的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方面，也暴露出不少值得注意的问题。这主要是：

1.浮夸风气较普遍地滋长起来。去年北戴河会议时，对粮食产量估计过大，造成了一种假象。大家都感到粮食问题已经得到解决，因此就可以腾出手来大搞工业了。在对发展钢铁的认识上，有严重的片面­性­，没有认真地研究炼钢、轧钢和碎石设备，煤炭、矿石、炼焦设备，坑木来源，运输能力，劳动力增加，购买力扩大，市场商品如何安排等等。总之，是没有必要的平衡计划。这些也同样是犯了不够实事求是的毛病。这恐怕是产生一系列问题的起因。浮夸风气，吹遍各地区各部门，一些不可置信的奇迹也见之于报刊，确使党的威信蒙受重大损失。当时从各方面的报告材料看，共产主义大有很快到来之势，使不少同志的脑子发起热来。在粮棉高产、钢铁加番的浪潮中，铺张浪费就随着发展起来，秋收粗糙，不计成本，把穷日子当富日子过。严重的是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不容易得到真实情况。直到武昌会议和今年一月省市委书记会议时，仍然没有全部弄清形势真相。产生这种浮夸风气，是有其社会原因的，值得很好的研究。这也与我们有些工作只有任务指标，而缺乏具体措施是有关系的。虽然主席在去年就已经提示全党要把冲天­干­劲和科学分析结合起来，和两条腿走路的方针，看来是没有为多数领导同志所领会，我也是不例外的。

2.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使我们容易犯“左”的错误。在1958年的大跃进中，我和其他不少同志一样，为大跃进的成绩和群众运动的热情所迷惑，一些“左”的倾向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总想一步跨进共产主义，抢先思想一度占了上风，把党长期以来所形成的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作风置诸脑后了。在思想方法上，往往把战略­性­的布局和具体措施，长远­性­的方针和当前步骤、全体与局部、大集体与小集体等关系混淆起来。如主席提出的“少种、高产、多收”，“十五年赶上英国”等号召，都属于战略­性­、长远­性­的方针，我们则缺乏研究，不注意研究当前具体情况，把工作安排在积极而又可靠的基础上。有些指标也逐级提高，层层加码，把本来需要几年或者十几年才能达到的要求，变成一年或者几个月就要做到的指标。因此就脱离了实际，得不到群众的支持。诸如过早否定等价交换法则，过早提出吃饭不要钱，某些地区认为粮食丰产了，一度取消统销政策，提倡放开肚皮吃饭，以及某些技术不经鉴定就贸然推广，有些经济法则和科学规律轻易被否定等，都是一种“左”的倾向。在这些同志看来，只要提出政治挂帅，就可以代替一切，忘记了政治挂帅是提高劳动自觉、保证产品数量质量的提高，发挥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从而加速我们的经济建设。政治挂帅不可能代替经济法则，更不可能代替经济工作中的具体措施。政治挂帅与经济工作中的确切有效措施，两者必须并重，不可偏重偏废。纠正这些“左”的现象，一般要比反掉右倾保守思想还要困难些，这是我们党的历史经验所证明了的。去年下半年，似乎出现了一种空气，注意了反右倾保守思想，而忽略了主观主义“左”的方面。经过去年冬郑州会议以后一系列措施，一些“左”的现象基本上纠正过来了，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这个胜利既教育了全党同志，又没有损伤同志们的积极­性­。

现在对国内形势已基本上弄清楚了，特别是经过最近几次会议，党内大多数同志的认识已基本一致。目前的任务，就是全党团结一致，继续努力工作。我觉得，系统地总结一下我们去年下半年以来工作中的成绩和教训，进一步教育全党同志，甚有益处。其目的是要达到明辨是非，提高思想，一般的不去追究个人责任。反之，是不利于团结、不利于事业的。属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等问题的不熟悉方面，经过去年下半年以来的实践和探讨，有些问题是可以弄清楚的。有些问题再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摸索，也是可以学会的。属于思想方法的和工作作风方面的问题，已经有了这次深刻教训，使我们较易觉醒和体会了。但要彻底克服，还是要经过一番艰苦努力的。正如主席在这次会议中所指示的：“成绩伟大，问题很多，经验丰富，前途光明。”主动在我，全党团结起来，艰苦奋斗，继续跃进的条件是存在的。今年明年和今后四年计划必将胜利完成，十五年赶上英国的奋斗目标，在今后四年内可以基本实现，某些重要产品也肯定可以超过英国。这就是我们伟大的成绩和光明的前途。

顺致 敬礼！

彭德怀 1959年7月14日

信送上去之后，彭德怀如释重负，静待毛泽东的回音。在萌生了写信的念头之后，彭德怀曾对人谈过他在写这封信前的一些考虑：他知道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对当时党在指导思想上的“左”都有觉察和担心，但他认为刘少奇不便讲；周恩来刚被批了“反冒进”不能讲；陈云、邓小平在山下没有机会讲；只有他来谈谈比较适当。他认为：“如果有意见不讲出来，那我们党还有什么战斗力！”

彭德怀估计毛泽东看完信后会找他去谈谈，或把信拿到中央常委会上议一议。但毛泽东对那封信的处理方式，完全出乎彭德怀的意料。

1959年庐山开会时，毛泽东住的“美庐”别墅②，门牌为180号。

彭德怀送去的信，毛泽东看后，没有立即做出评论。两天以后，7月16日，毛泽东在彭德怀信上加上《彭德怀同志意见书》的题名，并批示：“印发各同志参考。”

毛泽东对中央常委的几个同志说：“要评论这封信的­性­质。”并决定会议讨论的时间延长一周，并且通知留住北京的彭真、黄克诚、薄一波、安子文立即上山来参加讨论。在电话上还告诉彭真说，如果林彪身体情况允许，请他也一起上山。毛泽东要中央办公厅将会议小组重新划分，由原来按大区编配的6个小组，改为各地区穿Сhā编配的6个小组。目的是为了各地区便于交流情况，交换意见，避免同一个地区的人谈来谈去总是一个调子，问题展不开。

毛泽东的这一决定，使彭德怀感到十分突然。他事后在一本笔记中写道，我是给主席个人写的信，是供他参考的，怎么一下子变成了《意见书》，事先也不跟我招呼一声，就印发给大家呢？

第二天上午，《彭德怀同志意见书》印发给到会人员。它像一块巨石投入本来已不很平静的湖水，激起层层波澜。原已沉寂下来的“神仙会”骤然活跃起来。人们的发言由研究《议定记录》（草稿）转向集中讨论《意见书》。有些没有讲话的人开始谈出自己对形势的看法，模糊的观点趋向明朗，会上开始有了不同意见的争论。

从7月17日到22日，各组共讨论了6天，完全赞同或明确反对《意见书》的，只有几个人。大多数人是基本上赞同《意见书》的看法，但对其中个别问题的提法、分寸掌握和文字表达上，有些不同意见。有的认为，《意见书》对1958年“大跃进”的成绩是讲够了，但在讲如何总结经验教训时，有的话讲得重了一点。还有人说，《意见书》中“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和“大跃进”中暴露出来的问题是“政治­性­”等说法不妥，值得斟酌。赞同《意见书》的人，包括参加起草会议《议定记录》（草稿）的几位“秀才”表示，彭德怀信里的观点和他们的看法是一致的。有的说：“只有彭老总才有胆量敢于这样写。”他们认为，彭德怀的信对于引导大家畅所欲言，对于打破会议的沉闷空气，把讨论继续引向深入是很有好处的。当讨论中听到有人批评信里的某些提法不妥时，有人还起来为彭德怀解释、辩护。

关于“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他们说，有的地方热得过火，有的县提出三五天消灭文盲，两年进入共产主义等等，说它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也并不过分。

关于“政治­性­”一语的提法，他们说：刮共产风，一平二调，严重影响了党与群众的关系，说它是政治­性­也未尝不可。过去中央转发上海市委文件的批语中，也说过市场紧张是政治问题。

许多人在发言中，称赞彭德怀为了党的事业和人民利益而大胆直言的­精­神。一位省委书记说：“彭总那封信里虽然有个别地方提法需要斟酌，但信的总的­精­神是好的。个别字句可以不去计较，要看总的­精­神，我们目前需要彭总这样的­精­神。”一位在中央负责国防工业的领导人，在会上联系自己作检讨说：“过去一个时期经济生活上的脱节现象，不能不说已使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威信受到了些微的影响，造成一定的被动。作为高级­干­部，由于自己缺乏经验，头脑发热，向中央反映了一些不确切的情况和资料，以致造成这种后果，想起来感到很沉重。”

也有人基于某种经验，表示了自己的担心，悄悄对人说：“这封信可能要惹乱子！”

在为数众多的赞同的发言中，最重要的是黄克诚、周小舟和张闻天3个人的发言。

黄克诚是7月17日早晨才到达庐山的，上山后和彭德怀共同住176号别墅。一个住东头，一个住西头。他们两人在庐山第一次见面时，彭德怀就问黄克诚，“我给主席写的信你看了吗？你觉得写得怎么样？”

黄克诚坦率地说：“我看了，这信写得不怎么样。有意见可以当面说嘛，写信­干­什么。信里有些提法和用词也不太妥当。”

在7月19日的第五小组会上，黄克诚作第一次发言。他表示同意主席对形势估计的三句话：“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他认为现在争论的主要点是中间那句话——“问题不少”。他同意《议定记录》（草稿）中所提的三条缺点。又补充了几点：

第一，对农业生产成绩估计过高；第二，经济各部门比例失调；第三，1959年计划指标过大。

他认为，作风上的主要问题是：只讲成绩，不讲缺点；讲好的高兴，讲坏的不愉快。

工作中的缺点造成的后果是：一、紧张。粮食紧张是解放以来没有过的，基建原材料、市场副食品也紧张；二、党与群众的联系受到了影响；三、党在国际上的威信也受到影响。

黄克诚在发言中没有使用“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政治­性­”等等词句，但可以看出，他对形势总的看法和彭德怀的信是一致的。

7月19日，周小舟在第二小组会议上发言。他说，庐山会议是高级­干­部会议，在肯定成绩的前提下，应着重总结经验教训。他赞成刘少奇所说的“把成绩讲够，把缺点讲透”。他说，基层­干­部的强迫命令、浮夸作风，与我们上面的计划偏高偏大是有很大关系的。“我认为彭老总给主席的信总的­精­神是好的，我同意。至于某些提法、分寸、词句，我认为是可以斟酌的”。

在赞同和支持彭德怀《意见书》的发言中，观点最鲜明，对问题分析最透彻的，要算7月21日小组会上张闻天的发言了。他的长篇发言，分作13个问题，系统地阐述了对“大跃进”以来的成绩和缺点、经验和教训的看法。自庐山会议开幕二十多天来，像这样态度严肃，内容­精­辟，对大跃进从理论上加以分析的发言还没有第二份。

在谈到彭德怀的《意见书》时，他表现了毫不含糊的赞同与支持：“这份意见书提出了一些问题，中心内容是希望总结经验，本意是很好的。但是从各方面的反应看，不少同志似乎对彭德怀同志这个出发点研究不多，只注意了他这封信的一些具体说法。其实，他的信是好的，是肯定了成绩的。他说成绩是基本的。这同大家说的一样。至于个别说法，说得多一点少一点，关系就不大。”他对《意见书》中某些不大准确的提法，逐个为彭德怀作了解释。

在张闻天谈的13个问题中，特别强调说，“现在的问题是要防止骄傲自满、麻痹大意的情绪。要多多地看到存在着问题的一面。有些地方发生浮肿病，死了一些人，数字虽不大，但问题是存在的。我们胜利一个接一个，胜利本身有消极面，因为它容易使人头脑发热，骄傲自满，问题也就随着发生。这一点必须严加警惕。谦虚一点有好处。头脑冷静一点，倾听一下不同意见，苦苦想一想，我们的问题在哪里，把热锅上的蚂蚁变成冷锅上的蚂蚁，否则，满足于成绩，虽然心宽体胖，却研究不了问题，接受不了教训……”

这几天，黄克诚、周小舟、张闻天的发言，还有许多人的虽然不很系统但观点鲜明的发言，都是对彭德怀《意见书》的有力支持。

在分组讨论《意见书》的几天里，毛泽东虽然没有明确表态，但他对各组讨论的情况一直是十分关注的。他仔细阅读会议“简报”，接连分头召见持各种不同意见的代表人物和各组组长谈话。

鉴于有些发言中提到《意见书》中有些提法和分寸需要斟酌，彭德怀在小组会上又作了几次发言，反复说明他给主席的信，是在听到会议即将结束的消息之后仓促写成的。他申明他的信在文字上、逻辑上有不少缺点，有些提法不够准确、严密，未能充分表达他的本意，他欢迎大家对信多提意见。他说自己的信原是写给主席个人参考的，他建议会后把信收回来存档。

对《意见书》持反对态度的人，为数不多。在7月23日毛泽东讲话以前，他们很少发言，发言也是笼统地提到彭德怀的信“不是个别词句和分寸问题”，“是看问题的思想立场有问题”等等。但也有人明确地说彭德怀的《意见书》“刺”很多，“是影­射­毛主席的”；更有人加以发展和推论说，“既然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就是路线­性­质的问题，路线错了，就必须改换领导才能纠正错误！”

持反对意见的人从彭德怀的信中仔细挑“刺”，大多也无恶意，他们主观上是在忠心耿耿地维护党的利益，因为那时大家都认为并坚信，维护党的利益的最高标志就是无条件地相信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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