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9月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10周年前夕，因庐山上书获罪被撤销了国防部长职务的共和国元帅彭德怀，举家从中南海永福堂迁出。新的去处是北京西郊颐和园附近的挂甲屯吴家花园。

从葱笼四百旋的庐山回到气象庄严的北京，开了一个月的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全军高级­干­部1000 余人对彭德怀的批判刚结束，彭德怀就让妻子浦安修去找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提出他搬出中南海的要求。他对妻子说：“我没有工作了，中南海也没有活动的地方，再住会玷污党中央的声誉。你说我请求找一个能劳动的地方住，实现我对毛主席的保证：”劳动生产，自食其力‘。“

中南海这个明清两代王朝的帝王之居，从1949年以来，就是中国共产党和新生的人民共和国核心领导人物的住地，是博动着党和国家的心脏的地方。彭德怀在这里己经住了7年多。从11岁离家给富农刘十六家放牛以来，他的一生是在谋生的奔波与战争的驰骋中度过的。中南海，这是他少小离家以来住留最久的地方。彭德怀埋头大步，跨出永福堂，径直上了那部黑­色­吉姆轿车。中南海碧波依旧。汽车驶出西门，彭德怀没有回头瞥她一眼。其实，7年来他就没有给过她多少青睐。尽管他晚饭后也时常在湖边散步，满脑子装的总是工作中的各种问题，很少有闲心去品味她的旖旎风光。甚至感到住在这宫墙之内，有违他的意愿，曾想搬出中南海另觅住处。他却不曾想到今天是在这种情况下离开这个地方。

几天前，他把崭新的蔚蓝­色­元帅服、狐皮军大衣、几件军装、几枚勋章、一幅辛亥革命元老廖仲凯夫人何香凝绘赠的猛虎图，上交给了党中央。留下书籍、必要的换洗衣服和日常用品，还有几件具有特殊纪念意义的东西：一支左轮手枪、一枚红星勋章、一包历史资料、八块从红军时代保存下来的分伙食尾子所得的银元。他将要开始一种从来没有体受过的生活——离群索居、闭门思“过”。

195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盛大的阅兵式和群众游行，欢庆共和国成立十周年。游行队伍五彩缤纷，欢声如雷。城楼上，以毛泽东为中心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微笑着，频频向从东向西涌流的人群挥手致意。

天安门前的检阅指挥车上，肃立着向受检部队举手还礼的新任国防部长——另一位元帅林彪。人们很少注意到今天少了一个彭德怀。即便注意到的人，对于在当时群星灿烂的政治舞台上陨落了一个彭德怀，也并不感到对国家民族的前途会有什么重大影响。而导致彭德怀 “陨落”的庐山风云，却悄然掀起了在中国共产党内开展惨烈“阶级斗争”历史帷幕的一角。

离开中南海前，彭德怀接到了“十一”登天安门城楼的通知，他还保留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他向秘书摆摆手，表示他不准备去。在这个情况下，他和许多人怎么见面呢？

10月1日，彭德怀一整天都在整理安顿他的书籍、文件。晚上，他漫步到吴家花园南门外，站在一张木椅上，向东南方向眺。天际闪耀出一朵朵礼花，那是天安门的焰火，彭德怀不时指点着。此时此刻，他的心情很平静，尽管大跃进造成巨大的损失，但十年的成就是伟大的，足以骄人的。他将个人荣辱置之度外，衷心为建国十周年高兴。

国庆节刚过，彭德怀就在吴家花园内翻土、挖塘、平沟。吴家花园据传是吴三桂修建的一处园林。吴三桂原是明末的辽东总兵，后降清。沧桑300年，这座园林究竟几经易手，已不可考。解放后，做了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的专家招待所，这“吴家”二字，却始终冠于该园的称呼上。

吴家花园的中心是一座京式四合院。回廊四合，南北东西14间屋子，自成园中之院。正室门外廊柱上悬着一副木刻楹联：“云山绘合天然画，月下闲观物外春”。门上匾额题为“怀馨堂”。院外园内有小桥流水、假山亭阁和一些副宅，占地约5亩，绕以乱石镶砌的围墙，是一个既不华丽也不寒陋，颇为幽雅的去处。在杨尚昆把彭德怀关于搬出中南海的要求报告给毛泽东后，毛泽东马上同意，指示杨尚昆给找一处好一点的房子。经杨尚昆亲自安排，找到了它。

吴家花园所在的挂甲屯，座落在颐和园东约二里的地方，周围是一个大村落。这个村落很奇特，分为东南西北四块，各有一个名称，西北角为虎城，西南角叫挂甲屯，东北角叫北门楼，东南角叫教养局。这些威武森严的名字，把这个村落的历史蒙上一层神秘的­色­彩。村人传说宋朝杨家将中的六郎曾在这里晾晒恺甲，因而得名。但宋代，燕云十六州先后属辽、金、元，杨六郎何能来此晒甲？倒是元、明、清三代，西郊为京裴卫戍之所，将军挂甲总是不乏其事的。

彭德怀元帅今天来这里挂甲。挂甲屯这个名字，与其说它是一段历史的陈迹，毋宁说它是一个历史的预示。

彭德怀初进吴家花园，对着大门的牌号仔细看了一眼，上面标着“教养局”几个小字。这二个字是沿用了民国初年曾在此地设置的戒烟酒教养总局的名称。这个门牌号对彭德怀此时的心情与处境来说，未免难堪。他对左邻右舍说：我不是到这里受教养的，我这里不叫教养局，叫挂甲屯。为避免这种不愉快的联想，住进吴家花园的人就用了彭德怀的说法。这便是现今说彭德怀在庐山会议罢官后住京郊挂甲屯，而不说教养局的由来。

彭德怀住进了“怀馨堂”，他的心情和那副“云山绘合”“月下闲观”的楹联毫不沾边。他站在那里看了一遍，淡然一笑，就再没去注意它。然后，开始了读书兼务农的生活。

这个农民的儿子，在园内转了一圈，就用眼计量出院墙内空地约有1亩，污水塘约3分；院墙外还有属吴家花园所有的荒滩地两亩余。虽然秋意已浓，他自己年过60，也已进入人生之秋，他仍然卷起裤腿，赤着脚跳下浸凉的水塘。他用手抓起一把黑­色­的淤泥，放在鼻于前深深一嗅，连声称赞：“好泥，好泥！”仿佛嗅到了少年时在洞庭湖西林围筑堤时的泥土气息。他把警卫排的战士调动起来，和他一起用柳条筐把挖出的黑泥抬到地里去，不减当年横刀立马的气概。

彭德怀在吴家花园生活的第13天，10月13日的清晨，毛泽东打来电话，约他去中南海一晤。两个月前，在庐山的政治局常委会上，毛泽东一面说彭德怀和他历来是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为此，彭德怀和他争得面红耳赤；一面，毛泽东又问彭德怀：“三十年，难道就这样分手了吗？”彭德怀从来没有想到自己要和毛泽东分手。“大哥——先生——领袖”，这是在1944年延安整风中，他总结的自己看待毛泽东的著名“三部曲”，是发自内心的。但他对毛泽东也并非没有意见：“99.9％的正确，难道就没有0.1％的错误吗！”他一直坚持着他那种与对毛泽东的神化越来越不合调的看法。他对毛泽东太熟悉，他又太倔强、太求真，他始终拒绝把毛泽东的意见当成需要绝对服从的旨谕。在战争年代，毛泽东也不只一次根据他的意见修改了自己的指示。毛泽东在他的心目中是伟大的、英明的，但仍然是人，不是神。

在庐山上，他从毛泽东的话中痛心地发现，毛泽东竟然想到要和他分手的问题，他倔强地回答：“分手不分手那是你的问题。”毛泽东的电话打到吴家花园，使彭德怀重新燃起希望：还能和毛泽东心平气和地谈谈，是毛泽东并不想和他分手啊！他马上命车出发，连早饭也顾不得吃。

汽车直驶入中南海颐年堂毛泽东住地。彭德怀快步进入室内，发现除毛泽东外，还有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毅、彭真、李富春、谭震林等在座，原来是以中央的名义找彭德怀谈话。

彭德怀向在座的人一一注目致意，然后在侧面的一张沙发上默默落座。

毛泽东态度从容地对彭德怀说：“我们一起来商量一下你今后一段时间的工作、学习问题。中央同意你9月9日的来信，读几年书极好。每年有一段时间到工厂和农村去参观和调查研究也是很好的。你年纪大了，就不要去人民公社劳动了。”

彭德怀仔细听着，答：“同意主席的话。”

毛泽东问：“准备怎么学习？”

彭德怀答：“学习哲学、政治经济学。吴家花园离党校近，希望在党校参加学习，准备学四年。”

毛泽东表示同意，让彭真、杨尚昆两人负责安排。又说：“不要学那么长时间，两年就够了。”彭德怀答：“同意。”毛泽东没有说下去，注视着彭德怀，似在等待什么。从庐山会议以来，批彭这根弦绷得够紧了，在座的人看出来，毛泽东是在等待彭德怀认错，以便有所表示。

彭德怀默不作声。他也感觉到，他此时“认错”就能打开僵局，他的处境会好得多，但他决心不再作违心的检讨。庐山上的违心检讨是为了顾全大局，已使他痛苦到“万箭穿心”。现在，他还为什么呢？他认为，错在毛泽东，而不在自己。

空气凝固起来。片晌，彭德怀起身告辞，感谢毛泽东和中央的关心。

两个历史巨人谅解的机会在彼此的倔强和沉默中丧失。

几天后，彭真和杨尚昆来到吴家花园，具体安排彭德怀学习的事。彭真不无遗憾地和彭德怀谈起庐山会议，说：“庐山会议对你斗争过分了一些。”

这是庐山会议后彭德怀第一次听到党中央有人这样对他说。

彭德怀心如浪击，默然不语。

彭真向随后来到的高级党校校长杨献珍、副校长艾思奇、范若愚当面作了交代。自此，彭德怀成为党校的学员。

彭德怀是高级党校的一名特殊学员。从建国以来，政治局委员到这里学习，彭德怀还是第一名。

他仍住吴家花园，不和一般学员在一起。党校为他特别编了一个组，由党校党委成员等参加，还指定了两名教员为他担任个别辅导。教员的任务，除为彭德怀辅导学习外，还要把彭德怀的学习和思想状况向上报告。此事由杨献珍负责安排。杨献珍本来对大跃进中的错误做法就颇有意见，对彭德怀抱同情。嘱咐两个教员：对彭德怀的谈话听听就行了，不要记，回来和我说说便可。

不多日子，杨献珍在接踵而来的“反右倾”运动中，也被戴上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帽子，被撤掉了党校领导的职务。当一切都安顿下来之后，彭德怀才越来越真切地感觉到，他已从数十年为之奋斗的事业中被放逐出来，等待他的是看不到尽头的、与他整个战斗生涯格格不入的谪隐生活。

他生就的不屈从于命运，也从未在生活中嵌进过“闲逸”二字。他绝不能就此优游岁月。党校每周集体学习两次，他准时到达，不管一些人对他另眼看待，敬而远之。他自学时认真读书、作笔记；讨论时认真准备、积极发言，成为一个十分勤勉、遵守纪律的学员。

他把自己的生活日程排得很满，很早就起身，打拳、到园子里­干­活；早饭后整个上午专心读书、写笔记；下午除每周两次去党校学习，就看文件、报纸、杂志；4点左右出门走走，略事休息；晚上依然是看书、写笔记，只偶尔看看电视。

8月1日在庐山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毛泽东讲了很多哲学、世界观、方法论问题，批评彭德怀是“经验主义”， “不是马列主义”。毛泽东对彭德怀说：“你这个同志事务繁琐，事务太多，读书少”， “对马列主义基础的许多学说，……你根本不大懂。”

庐山会议上的这种批评，深深触动了彭德怀。理论修养是他的“短腿”当时，他痛心地承认，在几十年的战争中，他认真研读过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还是毛泽东在苏区时代赠送给他的列宁的两本书：《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 “左派”幼稚病》。现在他决心要弥补他自幼就丧失的机会——读书。

在高级党校的教员和他商量学习计划的时候，彭德怀想到毛泽东在8月1日的谈话，决定先从哲学开始。自1959年12月中旬到1960年2月末，他一气读了杨献珍的《什么是唯物主义》、艾思奇的《辩证唯物主义纲要》、苏联科学院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毛泽东的《矛盾论》、《实践论》、恩格斯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列宁的《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写了大量的摘记和学习心得。这些有珍贵历史价值的心得笔记和大量带有眉批的书籍在1975年10月被“彭德怀专案组”以防止扩散为由销毁了，不能不说是极大的损失。从今天还留存的一篇哲学笔记看，他对毛泽东的《矛盾论》、《实践论》评价很高。他曾指着书架上的《毛泽东选集》对奉派来辅导他的党校教员说：主席对马克思主义确实有很大贡献。

彭德怀仔细学习了列宁的重要哲学著作《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在书页上写下了许多批语。这本书现在作为彭德怀的珍贵遗物，陈列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

彭德怀的妻子浦安修在北京师范大学任党委副书记。吴家花园离北师大较远，她只能平时住学校，星期六回家。周末常来吴家花园的，还有彭德怀的侄女彭梅魁和几个已牺牲的老战友的家属。尽管他们的到来使院子里有了生气，但大家的心情沉重，很少有欢愉的气氛。而从星期一到星期六，园内便显得分外冷清。彭德怀上午学哲学，下午看报纸文件。报纸上的虚夸宣传和书中的哲学原理直接冲突，几乎天天登有醒目标题：“形势无限好，Ｇao潮日日高”， “实现全面大跃进”， “大办工业”， “大办钢铁”， “大办粮食”， “大办食堂”， “大搞副业”“大搞深翻”， “大办文教卫生”， “高速度万岁”……接近年末，则是丰收喜讯纷呈：《奇迹！奇迹！》彭德怀在庐山意见书中发出的警号：“国民经济比例失调”、“打消耗仗，全面紧张”等等，一一被报纸文章驳斥。与报纸上继续鼓动“大跃进”的同时，从中央到省、市、地、县，一直到人民公社、生产队，卷起了一场自上而下的“反右倾机会主义”斗争。首当其冲的是各级党员­干­部中那些敢于直言大跃进、人民公社之失的人。他们被称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小彭德怀”，受到大会小会斗争。在农村，一批生产队长、农民党员，因反对高指标和高征购，也受到了批判。

吴家花园内的冷清与园外的“热浪”形成鲜明对比，搅得彭德怀心神不宁。在连续多日对《人民日报》上的虚夸报道和言论无法忍耐之后，一天，他在列宁的《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分析唯心主义的段落旁，写下了几句感想：“人们如果把认识加以片面夸大，认为只要主观意识就可以创造出奇迹来——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这就不能不在具体事物中滑进唯心主义泥坑里。”

1960年4月6日下午，彭德怀在怀馨堂书房内，习惯地从一摞报纸中首先打开《人民日报》。

第八版几个大字跃入眼帘：《食堂之乐乐无穷》。这是中共湖南省平江县写的一篇通讯，描绘了平江一个大队食堂的情形。他仔细读下去：“春风徐徐，送来了阵阵歌声，阳春三月唱食堂，唱得心里乐洋洋，食堂之红赛杜鹃，我们住在天堂中……”他继续往下读去： “食堂门前，社员用雄健的笔姿写着这样一幅对联：”食堂巧煮千家饭，公社温暖万人心‘。“这是以后贴遍全国的一幅名对。

彭德怀把报纸一推，狠狠吐了一口气，闭上了眼睛。他想象得出被砸了自家锅灶的农民，生活会是什么样子。

毛泽东的哲学——实事求是给了他勇气，使他用更坚定的目光去冷静地审视毛泽东今日的政治经济学。经过半年的学习与反省，他看到了什么呢？他看到的是大反“右倾”使本来已经存在的“左倾”错误更加严重。他满腔愤懑，违心检讨、委曲求全，并没有给党和人民带来好处。他放下哲学，又埋头读了一个月的政治经济学，然后重读《中共中央第八届八中全会关于彭德怀反党集团的决议》。

看过一遍又一遍，彭德怀百思不得其解，自己的那封信，怎么会使得毛泽东这般震怒呢？眼前没有人可以倾吐心曲，向来不在妻子面前谈及中央成员间事情的彭德怀，瞪着眼睛问她的妻子：“你说说，我和毛主席也是老战友了，从井冈山以来同生共死三十多年，这次无非是提了些意见，为什么这样算帐，这样斗争？”浦安修只有用眼泪来回答。

“你说，为什么写了一封信就是反党、反毛主席，我想不通！”从庐山风云突变之后，浦安修就陷入悲伤与惶恐之中。从大学时代参加党以来，她勤奋地为党工作。她并不因为是彭德怀的妻子而稍稍放松对自己的要求。她生活极其俭朴，和彭德怀堪称志同道合。她善良忠诚，对党、对毛泽东和中央各个领导人抱着十分崇敬的心情。彭德怀不和她谈自己的工作情况，她也从不过问。即使1945年彭德怀在华北座谈会上受到不公正批判，她也不甚清楚其内容。对于庐山会议，她看到的也就是中共中央八届八中全会关于“彭德怀反党集团”的那份决议。为什么彭德怀的一封信会造成一场在她看来是天翻地覆的斗争，没有人给她做解释；而所有她能问及的人，都要她和彭德怀划清思想界线。她确实看不出、也确不曾看到彭德怀反党反毛泽东，她答复不了彭德怀的问题，甚至害怕他提出的问题。她只有不住地埋怨彭德怀：“你是管军事的，为什么要去管经济上的事情呢？”

彭德怀有时默默地、有时又不耐烦地听着她的抽泣与埋怨。其实，他十分不安。他很感谢妻子，和他一起在华北敌后度过了一般人难以想象的艰苦和危险的岁月。1942年5月八路军总部遭日寇合围，浦安修在山上露宿了3夜才找到总部。深夜，彭德怀见到疲惫己极的妻子，嘘了一口气说：“我以为你活不成了呢，彭德怀的老婆，不能叫敌人抓住活的呵！”解放战争中，她在野战司令部工作，随军转移，又备历艰险。以后每当回忆到这些往事，彭德怀常对妻子说：“安修，你跟我吃了这么多苦，从来没有埋怨我半句，我应该感谢你！”浦安修不在意地回答：“我为什么要埋怨你呢？那是怪敌人。”彭德怀笑起来，他的妻子是这样的单纯、忠贞。

但现在，她不断地埋怨他，使他的心情更加烦躁。有时大声说，我是共产党员，为什么看到党受损失不应当说话？！有时又把庐山会议算他老帐的那些问题，向妻子来说明原委。

浦安修又陷入了一种新的矛盾和恐惧之中。毛主席说彭德怀和他只有三分合作，在绝对敬爱的领袖和一贯信赖的丈夫之间，她应当相信谁呢？回到吴家花园，彭德怀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向她解释；来到学校，党委开会又要她汇报思想，揭发彭德怀的言行，她一贯遵循 “无事不可对党言”，但彭德怀所谈与毛主席之间的历史关系，一旦由她的口说出，其后果会怎样？她不寒而栗，­精­神极度紧张。“千万不能谈出去！”“千万不能谈出去！”她拼命地稳定和叮嘱自己。

她唯恐“彻底交代，放下包袱”的攻势冲破她那脆弱的防线，决心在家少问少听。彭德怀的谈话她不再深究，只劝他认错，责备他骄傲：“难道那么多领导同志都错了，就你对了吗？”“你懂得什么？就知道怕事！”彭德怀也生气了。

20年相敬相爱的夫妻出现了争吵。盼了一周的相聚却又常常不欢而别。她希望彭德怀通过学习反省作检讨；彭德怀却越学习越坚持自己的看法，对报纸的鼓吹忧心不己。

因为回家，浦安修就有交代不清的“彭德怀的反党言行”，划不清的和“右倾反党集团”的界线。向哪里去求救呢？人们都躲着她，她成了“不祥”的人。她悲苦地想起鲁迅笔下的祥林嫂，觉得自己就是一个现实的祥林嫂。

其实，彭德怀也很体谅她的处境，他并没有把自己思考的许多问题告诉她，以免给她造成很大的思想负担。他感到前所未有的孤独，又深信在他心中搏动的是亿万普通人的呼声。从童年时代就孕育起来的那股不屈于命运、不屈于压力、执著追求真理的劲在他的血管中涌动，他一连几天坐在书桌旁读那份《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他清楚这份决议的份量，那是以具有崇高威望的中国共产党中央的名义，在毛泽东主席的主持下作出的，是要传之千古的。但他越读越觉得它的错误严重，他决不屈从于这样一个谬误的决议。

从1960年4月到5月近两个月的时间，他总是伏案写着。

就在这一段时间，彭德怀写下了一本长达5万字的笔记，毫无保留、毫无顾忌地谈出自己《对八届八中全会决议的看法》。这个看法是人们迄今为止看到的、对那个已被历史证明是错误的决议的第一个直接的批判，也是高级党校这个特殊学员的一篇特殊学习心得。

在中国大地的另一个角落，在庐山会议上被罢官、时任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特约研究员的张闻天，这个具有学者气质、同样是不屈从的人，在1961年中，用知识分子的思辩，继续从理论上批判以“三面红旗”为表现形式的“左”的错误，写下了直到他身后的第9 个年头——1985 年才全部公之于世的3篇文章：《关于按劳分配的提纲》、《社会主义经济若­干­理论问题》、《关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要点》。

果然是一文一武。彭德怀的《 对八届八中全会决议的看法》 （以下简称《 看法》）完全是军人气质的。也许因为它太尖锐、太直率，这份笔记从彭德怀在成都永兴巷7号的住宅中被搜出以后，在“文革”中一直秘存于彭德怀专案组档案中，没有 “扩散”。彭德怀在《看法》 的开始就提出“《决议》究竟是什么？”的问题，然后，对《决议》作了如下总评：

“这个决议是脱离当时国内实际情况的，它违背了我党一贯坚持的实事求是的­精­神，避开实际情况，采用算旧帐，进行人身攻击的办法，在政治上、思想上提高到离开现实的高度原则，加以推测而得出来的。”

《看法》忧虑：“会后又在全国普遍开展反右倾运动，这就使得在当时本来己经存在着的‘左’的东西更加严重，给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带来更大的损失。”

“从1958年8月北戴河会议在经济建设上提出许多无根据的计划，就造成了严重损失。庐山会议没有重视这个问题，因而1959年农业减产已成定局。1960年这种形势仍将继续。”

“庐山会议既不正视这一严重事实，又不悬崖勒马进行调整。反而想从反右倾机会主义打开一条出路，结果事与愿违，愈陷愈深。人民将付出很大代价才能改正这个错误。”

《看法》联系实际，作了理论分析：“从1959 年下半年起，我国生产关系的变革远远地走在了生产力发展的前面，这是错误的。”

《看法》批评当时盛行的许多口号和做法，如：“三年苦战改变落后面貌”：“左比右好，左是方法问题，右是立场问题”：“矫枉必须过正”；各种“大办”“大搞”……《看法》认为：“这些全民大办并不是人民群众多数自觉的，而是严重的强迫命令、脱离群众的现象”，“这不是群众运动，而是运动群众”。对此，他认为“已经发展到了不可容忍的程度”。

彭德怀认为出现在报道中的工人劳动不计报酬，取消计时计件工资、商店无人售货、农村继续推行公共食堂、把富队与穷队拉平等等作法都是“左的蛮­干­”，是“党的各级机关的有些领导同志一意孤行、脱离群众……企图跳进共产主义的问题”。在《看法》中，彭德怀列举了一些他认为不能容忍的现象。如：“在‘苦战三年、幸福万年’的号召下，不分昼夜寒暑，甚至在严寒季节命令社员脱掉衣服劳动，以至吊打、系绑等”。“因粮食不足……人们体质减弱，疾病丛生，积劳成疾，不少因而残废”，“死亡者有之”。对于彭德怀这些痛心疾首的忧国忧民之言，“文革”中的专案人员在旁边批了八个字：“造谣特等，极其恶毒！”一埋头写了近半个月，思绪伴随着北京春季的狂风激荡，彭德怀终于搁笔，他的确需要休息一下了。

过了“五一”，他又拿起毛泽东的《矛盾论》和《实践论》。他已经读过几遍了，这次重读，仍然引起他很大的兴趣，在笔记中写道，因为读这两本书，“把八届八中全会决议对我的指责几乎完全遗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