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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股右派力量已论其二，现在剩下的就是那真正字号的法西斯主义了。法西斯运动又可分为几支，其一便是赋予法西斯现象其名的意大利。而意大利法西斯是社会主义倒戈者、新闻记者墨索里尼的杰作。墨氏的名字本尼多（benito），是为纪念矢志反对神职势力的墨西哥总统胡亚雷斯（benito（juarez）而取，十足象征墨索里尼的老家罗马涅（romagna）地区反教廷的传统。连希特勒都毫不隐瞒，自己那一套，原师法“墨”家道统，对墨氏本人自是无限尊敬。即使到了二战，墨索里尼和意大利露出其无能的弱点之后，希特勒的敬意也始终不衰。为了还报希特勒的热爱，墨索里尼也响应了前者的反犹太运动——但这是很后来的事情了。而在1938年之前，墨索里尼本人领导的运动，则根本不见反犹的影子；意大利自全国统一以来，也从来不曾有过反犹的举动。不过，意大利确也曾鼓励并资助过其他地方类似法西斯­精­神的运动，并在最意想不到之处，发挥了某种程度的影响力：犹太人锡安复国“修正主义”（zionist revisionism）的创始人杰保汀斯基（vladimir jabotinsky），即深受法西斯主张影响。这一支犹太复国运动的路线，日后于70年代在贝京（menachem begin）领导之下，入主以­色­列政府。可是单靠意大利的法西斯，不足以造成国际­性­的魅力。

1933年初，希特勒若不曾夺取德国政权，法西斯阵营绝不可能转变成这么普遍的大趋势。事实上，意大利地区以外，凡是稍有成就的法西斯运动，都在希特勒上台之后方才成形，其中尤以匈牙利的箭十字党派（arrow cross）为最，该党曾在匈牙利有史以来首次举办的神秘投票中（1939年），囊括了25％的选票。另外一个例子是罗马尼亚的铁卫队团体（ironguard），该派获得的实际支持比前者更大。墨索里尼曾提供财源一手扶持某些地区的活动。如帕韦利奇（ante pāvelich）领导的克罗地亚族恐怖团体乌斯达莎（ustashi，编注：原文ustasa，暴动者之意。主张克罗地亚独立）。可是一直要到30年代，转向德国寻求­精­神和金钱资助之后，这些团体才开始大展鸿图，并在思想上向法西斯靠拢。总而言之，希特勒若未曾在德国夺权成功，法西斯思想根本不可能如同共产国际在莫斯科领导之下成为左翼大军一般，一举成为右翼大旗，并以柏林为总部，演变成一种普及的运动潮流。但是，尽管后有希特勒予以发扬光大，法西斯主义毕竟不曾发展成一股重要的运动，最多只在二战期间的被德国占领的欧洲地区鼓动那些与德寇狼狈为­奸­之人罢了。至于各国传统的极右派，尤其是法国，不管其反动的意志手段如何残忍无情，却一律拒绝跟随法西斯的乐声起舞：这些右派分子只有一个立场，除了国家主义，还是国家主义，其中部分人士甚而加入地下抗德运动。因此之故，法西斯潮流之所以对欧洲造成任何冲击，全是因为当时德国国际霸权地位不断提高之故。否则，各国原本与法西斯无缘的反动统治阶层，又何必自找麻烦，装模作样频向法西斯分子送秋波呢？就是在德国声势震撼之下，葡萄牙的萨拉查，才于1940年宣称他与希特勒两人交好，英雄“所见略同，而携手同盟”（delzell 1970，p．348）。

各股法西斯，一致意识到德国霸权的势力，然而除了这个共同点之外，彼此之间却难寻出相似之处。像这样一类理­性­不足，全靠直觉意志当家的运动，理论基础往往甚为薄弱。虽然在保守知识分子活跃的国家里——德国即是一例——反动理论家深受法西斯思想的吸引，可是吸引他们的成分，往往是法西斯表面装饰­性­的一层，而非法西斯主义真正的内部构成。墨索里尼虽然有宫廷理论家金泰尔（giovanni gentile）供其御用，希特勒也有哲学家海德格尔（heidegger）在一旁大敲边鼓。可是墨索里尼大可请理论走开，于法西斯的存在也无妨碍。而希特勒本人，恐怕根本就不知道，更不在乎海德格尔是否支持。此外，法西斯也不主张如“统合国家”等特定的国家组织形态——希特勒很快便对这类做法失去兴趣了。更何况一国之内，企业组合群立的现象，根本上就和以个人为参政基本单位的平民社会观念（volksgemeinschaft people’s munity）相冲突。甚至连占法西斯思想中心地位的种族主义，一开始也不见于原版的意大利式法西斯。相反地，法西斯主义却和右派非法西斯者，持有甚多相同的看法，如国家主义、反共立场，以及反自由主义等等。两者之间，还有一个相似之处，尤其在非法西斯­性­质的法国反动团体当中，更为接近：双方都喜欢采用街头暴力形式，以达本身的政治要求。

至于法西斯与非法西斯的右派之间最大的不同，在于前者的存在，采用由下而上的群众动员方式。传统的保守分子，往往悲叹民主的出现，对全民政治感到极端厌恶。而鼓吹“组织­性­国家”的旗手，则恨不得越过民主阶段，直接进入统合主义。法西斯主义，就出现在这样一个时代气氛之中，借着动员群众，发光发热，并利用盛大的公众场面，维系其象征意义——如德国的纽伦堡（nuremberg）群众大会；意大利民众齐集威尼斯广场（piazza venezia），遥瞻墨索里尼的身影在阳台上招手致意——不论法西斯还是共产党，得权之后，也都一再使用种种运用群众力量的象征举措，始终不曾放弃这个法宝。法西斯可说是一场“反革命”的“革命”：它的革命­性­质，在于其词汇，那些自以为是社会受害人提出的动听请求，也在其主张全面改变社会形态的呼吁之中。此外，它还刻意借用改造社会革命主义者的符号，越发体现其革命气质。希特勒一手组织“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national socialist workersparty），借用（略事修改）左派红旗为自己的党旗，并在1933年立即响应，以赤­色­革命的五一劳动节作为德国的法定假日。党名、党旗、法定节日，纳粹袭用社会革命运动手法的意图，明显已极。

法西斯与传统右派，还有另外一项不同之处。虽说前者也大鼓其如簧之舌，主张回到传统的过去，而那些恨不得一手抹掉过去这个纷乱世纪的怀古派，也给予法西斯者热烈的支持。然而归根究底，法西斯并不是西班牙内战期间，在纳瓦拉（nāvarra）地区大力支持佛朗哥将军的保皇党王室正统派（carlist），也非印度甘地，一心想返回工业革命以前那种朴素自然、小村落手工制造生产的年代。在真实的意义上，法西斯毕竟不属于传统主义的运动潮流。不错，法西斯也认同许多传统的“价值观”（至于这些“价值观”到底有没有任何“真价值”，则是另一回事，在此不予讨论）。法西斯抨击自由派要求从父权之下解放出来的主张，认为­妇­女应该留在家中，生养众多子女。法西斯也不信任现代文化，认为它会腐蚀社会人心，其中尤以现代派的艺术为罪大恶极。这些艺术家被德国国社党当成堕落下流的左翼文人，是“文化界的布尔什维克党徒”。但是尽管如此，法西斯的中心路线——意德两国的法西斯运动——也却不图保存保守秩序的传统守护人，亦即国王与教会。法西斯的打算，是设立一股与传统势力全然无关的领导原则取而代之。而新领导阶层的出现，则在于白手起家自我奋斗的成功者。他们的合法地位，经广大群众的支持而确立，靠世俗的思想意识而巩固。而他们作为基础的世俗思想，有时甚至可以狂热到成为一种宗教崇拜的地步。

因此，法西斯推崇的“往日时光”，不过是人工制造的假物。他们的传统，是人为的发明建造。即使连法西斯宣扬的种族主义，也与美国人寻根续谱的意义不同。后者是为了万世血统纯正的虚荣，想要证明自己是16世纪英格兰萨福克（suffolk）乡间某位具有武士身份的小地主的血源后裔。可是法西斯的种族思想，却来自19世纪末期，后达尔文主义（post－darwinism）遗传科学的杂家学说（遗传学在德国特别受欢迎）。说得更明白一点，法西斯倾心的是应用遗传派[亦即优生学（eugenics）]，该派妄想借用节选淘汰的过程，选留优种，剔除劣种，创造出一支超级的优秀人种。而这一支借希特勒之力将命定主宰世界的人种，是无中生有的，并非历史上真正存在的种族，本来连个名字也没有，到了19世纪末期的1898年，才由某位人类学家为其创造了一个新种名：所谓“北欧民族”（nordic，译按：意指居住于斯堪地那维亚地区高个长颅、金发白肤的人）。法西斯主义的信仰原则，既对18世纪的遗

产如启蒙运动、法国大革命感到深恶痛绝，连带之下，自然应该不喜现代化的发展及进步才对。可是矛盾的是，遇有实际需要，它却又迫不及待，忙将自己那一套疯狂无理的念头，与现代科技连在一起。唯一的例外，是其曾以思想意识的理由，削减本身在基础科学方面的研究（见第十八章）。在打击自由主义一事上面，法西斯更获得全面胜利。文明社会出现法西斯这种现象，证实人类可以一手推销­精­神错乱的人生理念，一手却牢牢掌握当代高度发展的科学文明。两者并行，不费吹灰之力。这种两极矛盾的水|­乳­交融，到了20世纪后期，从基本教义派宗教狂热分子以电视电脑为工具大肆发挥其募款能力的现象，今人可以再见一斑。

因此，极端的国家主义，兼有保守圈子的价值观点，以及从群众出发的民主政治，再加上本身自创的一套野蛮无理的新型意识。但是，对此我们尚须做进一步的阐释。极右派兴起的非传统主义运动潮流，早于19世纪末期，即在欧洲数国出现。当时，自由主义之风日甚一日（亦即社会在资本主义之下加速改变面貌的现象），而社会主义的思想也四处传播，工人阶级的运动，声势日益浩大。一股民族大迁徙的移民潮，也将一波又一波的外来民族，带往世界各处。自由主义、社会运动、移民浪潮，种种挑战之下，极右派的反动心理应势而生。这些离乡背井的男女老少，不但漂洋过海，远去异邦，就是在一国之内，人口更大量地由乡间迁往都市，从东区移向西区——换句话说，人人离开家园，去到陌生之地。反过来看，陌生外乡人拥向的去处，正是其他民族的家园。每100名波兰人中，就有15名永远去国远适；另外尚有每年以50万计的季节­性­波兰外出劳工移民——这些移民当中，多数都加入移入国的劳工阶层。19世纪末期，正如同20世纪末期的前鉴，各国民众兴起一股仇外情绪。仇外心绪表达于外，最普遍的现象就是种族主义——即保护本地民族的纯正，免受外来劣等民族的污染或淹没。连向来笃信自由思想的德国社会学大家韦伯（max weber），都深惧波兰移民过盛，有段时期竟也认为，“泛日耳曼民族联盟”（pangerman league）有其必要。而在大西洋的另一边，美国境内反移民运动的气氛同样狂热。乃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及战后，反移民心理之盛，竟使自由女神之邦关上大门，拒绝向往自由的子民进入。而当初女神巨像之耸立，本是为了欢迎这些子民来到她的怀抱啊。种种事例，可见种族主义心理深重之一斑。

各种右派潮流运动的根源是一股社会小人物的愤怒之情。小人物身处社会之中，一边是大公司大企业的巨石迎面击来，一边是日益升高的劳工运动硬壁挡住去路，两面夹攻之下，小人物一切美梦都告粉碎。即使未曾破灭，那变化中的世情，不是夺走他们原来在社会中占有、同时也深信本身该有的可敬地位；便是剥夺了他们觉得在这样一个动态变化的社会中自己有能力、有权利取得的身份地位。这种不满的情绪，在反犹太主义（anti－semitism）的现象中表达得最为典型。在19世纪最后25个年头里，以仇恨犹太民族为宗旨的政治运动，开始在某些国家出现。而当时犹太人遍布各地，正好成为这不公平世界中一切可恨事物之所寄。更何况犹太人一心尊奉启蒙思想，又因为在法国大革命里Сhā了一脚获得解放。但是也正因为他们对这些新时代思想运动的参与，犹太民族成为众矢之的的目标变得更为显著。犹太人是万恶资本家、有钱人的象征，也是革命煽动者的象征，更代表着这一代“无根的知识分子”，以及新媒体阶级造成的邪恶腐蚀力量。犹太人重视知识，更使得他们在一些需要教育背景的职业竞争中，取得高比例的优势——而在他人眼中，这种竞争，除了不公平，当然还是只有不公平啰。种种象征之外，犹太民族又代表着外族外民与外人。至于基督教那一向坚信的旧思想：犹太人是杀害耶稣的元凶首恶，犹太民族之罪，自然更不在话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