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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大跃进”的成就惊人，再加上其日趋国际化的现象，不仅使得旧有的单一第三世界观点不再适用，更将第三世界的所有民众有意识地带进了现代世界。面对这个新世界，他们不见得喜欢，事实上如今风行在某些第三世界国家的所谓“原教旨主义”团体——以伊斯兰地区为著，但也并不仅限于伊斯兰国家——以及其他一些在名义上属于传统派的运动主张，根本上便是向现代化挑战反抗的一种行动（需要正名的是，并非所有原教旨主义派别都如此）。不过反对尽管反对，他们却都知道，如今自己身处的世界已经跟其父辈面对的世界完全不同了。这个新世界，是随尘土满天的乡间小路上的巴士及卡车，以及石油泵和装电池的晶体管收音机来到他们面前的。晶体管收音机将一个崭新的世界带到他们眼前——对那些不识字的小民来说，传入耳中的广播电波，有时甚至还是以他们没有文字的方言出现。虽然收听广播是移居都市者才能享有的特权，可是除此之外，本人若不曾在城里打过工，几乎也都有个三亲四友住在大城市，在那儿讨生活打天下。因为乡间人口以百万计地拥向都市，甚至在以农村为主的非洲，动辄三四十万人口的都市如今也不少见——如尼日利亚、扎伊尔、坦桑尼亚、塞内加尔、加纳、象牙海岸、乍得、中非共和国、加蓬、贝宁、赞比亚、刚果、索马里、利比里亚等。于是村镇与城市密不可分，紧紧相结。甚至连最偏远的地方，如今也生活在塑料板、可乐瓶、廉价电子表、合成纤维的世界中了。而在奇妙的历史逆向反转之下，落后的第三世界国家，竟然也开始在第一世界里推销它们本土的技能。于是欧洲城市的街头，可以见到一小群一小群南美安第斯山脉来的印第安游民，吹弄着他们的感伤的笛乐。纽约、巴黎、罗马的人行道上，则有西非的黑人小贩，售卖各­色­小玩艺给西方大城里的居民；正如这些大城市民的先祖，曾前往黑­色­大陆经商一般。

凡是大城，自然便成了变化汇集的中心点，别的姑且不论，大城市照定义天生便代表着现代。一位来自安第斯山区的移民，便经常指教子女道：“利马进步多，刺激也多。”（julca，1992）也许进城之后，乡下人还是用老家带来的工具为自己建立起遮风蔽雨之地，盖起一片片跟种田的家乡无异的破屋茅舍。可是城里毕竟太新奇了，充满了他们从未经历过的事务，眼前的一切，都与过去如此地不同与矛盾。在年轻女人身上，这种变化的感受尤其显著。于是从非洲到秘鲁，都对女人进城之后，行为就变了样的现象发出同声悲叹。一位由乡下进城的男孩子，便借用利马一种老歌（huayno）唱出了抱怨之声：

当年你由家乡来，是个乡下小姑娘；

如今你住在利马，秀发梳得像个城里妞；

你甚至还说：“请”等等，我要去跳个扭扭舞；

别再装模作样，别再自以为神气，

你我眉梢发际，其实半斤八两。

（mangin，1970 pp．31－32）

其实就连乡间，也挡不住这股现代意识之流的波及（即使连尚未被新品种、新科技、新行销、新组织席卷的农村生活，也不能幸免），因为从60年代起，亚洲部分地区，已有因科学选种而兴起的谷物耕植“绿­色­革命”，稍后，又有为世界市场开发成功的新外销农产品。大宗航空货运的兴起，以及“发达”世界消费者的新口味，是这一类易腐坏产品（热带水果、鲜花）及特殊作物（可卡因）成为外销农作物新宠儿的两大原因。农村因此所受的影响，绝对不容低估。新旧两面的冲激，在哥伦比亚亚马孙河边区一带最为激烈。70年代，该地成为玻利维亚和秘鲁两国大麻的中继站，在此炼制成可卡因。这一新天地的出现不过几年工夫；是由不堪国家及地主控制而迁移至此的拓荒者所开辟的。他们的保护神，则是一向以小农生活捍卫者自居的哥伦比亚革命武装部队（farc）游击队。这个无情残酷的新市场，自然与从来以一枪、一狗、一网，即可自给自足谋生的农耕生活方式发生冲突。试想一小片丝兰（yucca）地、香蕉田，怎能与那虽不稳定但一本万利的新作物相抗衡？这股巨利的诱惑怎能抗拒？旧式的生活又怎能抵挡那毒贩保镖横行酒吧歌厅充斥的新兴城市？

于是乡间的面貌也改变了，可是其转变却完全依赖城市文明及城市工业的动向。乡间的经济状况，更常视本乡人在城里所能挣得的收入而定。如种族隔离下的南非，所谓“黑人家园”的经济，即建立在这种“外汇”之上。当地10％～15％的经济来源，来自留守原地者的收入，其余则完全依靠出外人在白人地域工作的所得供应（ripken and wellmer，1978，pp．196）。乡下男女进城，发现人生原来另有一片天地——不管是本人亲身体验，或邻舍辗转相告——矛盾的是，第三世界的情况与第一世界部分地区一样：正当农村经济在城市的冲击下被乡民遗弃之际，城市却可能反过来成为农村的救星。如今大家发现，生活并不一定得永远像祖先那么艰苦惨淡，并不是只能在石头地上筋疲力尽，讨得那起码的糊口之资。在全球风光无限旖旎——但也正因此收成太少——的农村大地之上，从60年代起九室一空，只剩老人独守。与此同时——以南美高地的村庄为例——村人虽然纷纷进城谋生，往大都市里觅得生存之道，如售卖水果（或更确切一点，在利马贩卖草莓），家乡村庄的牧野风光，却因此得以保存，甚至重生。因为在外出户与留居户复杂的作业整合之下，农村收入已由农业­性­质，移转向非农业­性­质（smith 1989，chapter 4）。更重要的是，我们在秘鲁高地这个极为出­色­的个案研究里发现，许多出外乡民并未改行从工，他们谋生的选择是成为小贩，变成第三世界“非正式经济”活动网中的一员。因此在第三世界里，社会变革的媒介，极可能便是这一群由外出人组成，以某种或多种方式挣钱的中层及低中层新兴阶级。而其经济生活的主要形式——尤以在最贫穷的国家为最——就是上述往往不为官方数字所记录的非正式经济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