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如常态，改革的动力往往来自上层——即来自党内，其实看看各共产党国家的结构，这种情况根本无法避免。1968年“布拉格之春”（prague－spring），在政治文化动荡­骚­乱的先导之下，与当时全球­性­学生运动同时爆发（见第十章）。这一场全球学生运动，属于极少数能够跨越地理阻隔及社会阶级鸿沟的事件。于是从加州、墨西哥，到波兰、南斯拉夫，各地同时发动了多场社会运动，多数以学生为中心。捷克斯洛伐克当局的“行动纲领”，本来是否会为苏联接受，很难论定，不过它当时试图由一党独裁转向多党民主的举动，的确相当危险。东欧苏维埃集团的凝聚力量（恐怕甚至连其基本存在在内），都似乎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布拉格的春天”，愈发暴露并进而深化了这道内部裂痕。一边是缺乏群众支持的强硬派政权（比方唯恐捷克斯洛伐克的影响，将导致自己国内也趋不稳的波兰与东德），它们对捷克斯洛伐克事件批评甚激；另一边则是为多数欧洲共产党、并为改革派匈牙利人热烈支持的捷克斯洛伐克民众。后者的支援力量，尚来自集团之外，包括南斯拉夫有铁托领导的独立共产党政权，以及1965年来以齐奥塞斯库为新领导的以民族主义立场与莫斯科渐远的罗马尼亚（但是对于国内事务，齐奥塞斯库却与共产党改革派完全背道而驰）。铁托与齐奥塞斯库均曾访问布拉格，受到当地民众英雄式的欢迎。此情此景，是可忍孰不可忍，莫斯科内部纵有分歧迟疑，也决定当机立断，以武力推翻布拉格的政权。苏联此举，为以莫斯科为中心的国际共运划上了句点——其实它早已于1956年出现裂痕——但是也帮助苏联集团再度苟延了另一个20年。不过从此开始，它的结合只能在苏联军事­干­预的恐吓之下勉强存在。在苏联集团的最后20年里，甚至连执掌政权的共产党领导人，也对自己的作为失去了真正信仰。

与此同时，独立于政治事件之外，对苏联式中央计划经济体制进行改革的要求，变得更为刻不容缓。就一面而言，非社会主义的发达经济在此时开始突飞猛进，繁荣景象前所未见（见第九章），愈发加深两大体系之间的差距。这种现象，在一国之内两制并存的德国尤为明显。就另一面而言，原本直到50年代一直领先西方的社会主义经济，此时却明显地开始落后。苏联的国民生产总值，由50年代5．7％的年增长率（几乎与1928－1940年间头12年的工业建设同速），一路下滑，先降为60年代的5．2％，70年代前半期的3．7％，以及后半期的2．6％，到戈尔巴乔夫掌权之前的5年（1980－1985年），已经陷入2％的深谷（ofer，1987 p．1778），东欧国家的记录同样悲惨。为了使系统变得比较有弹­性­，60年代，苏联集团各国纷纷开始进行改革的尝试，基本上是解除中央全盘计划的手段，甚至连柯西金为总理的苏联也不例外。可是除了匈牙利外，一般都并不特别成功，有些甚至起步维艰，毫无成效。或像捷克斯洛伐克那样由于政治上的理由，根本不让实行。至于社会主义大家庭内的独行侠南斯拉夫，出于对斯大林主义的敌意更一举废除了中央计划型的国营经济，在70年代进入一段茫然不定的新时期，东西双方，已无人再对“现实中的社会主义”经济抱有任何期待，人们都认定它绝对不可能迎头赶上非社会主义的经济了——而且，恐怕连并驾齐驱都难办到。不过当时，虽然张望前路，道上云雾似乎比以前为多，但是短时间内，似乎也无足堪忧。然而，不久这个状况就要改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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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 天崩地裂第十四章 危机二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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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些日子，曾有人问我对美国的竞争力作何看法。我答复道，这个问题根本不在我的考虑之列。我们“国际收银机公司”（ncr）的人，只把自己看作一个在国际上竞争的公司，只是本公司的总部刚好设在美国而已。

——谢尔（jonathan schell，ny newsday，1993）

特别令人感到痛楚的是，（大量失业的）后果之一，可能会造成年轻人与社会上其他部分日渐疏远。根据当代的调查显示，年轻人还是愿意工作，不管工作多么难找；他们也依然希望建立一番有意义的事业。更广泛地说，如果未来这十年的社会，不但是一个“我们”与“他们”渐行渐远的世界（这他我之别，大致上代表着资方与劳方之分），而且更将是一个多数群体本身也日趋分裂的世界。即工作人口之中，年轻及保障较不足的一群，与经验较多保障较全的另一群人，彼此之间极为不合。这样一个社会，当中一定会有某种危险存在。

经济合作暨发展组织秘书长英维斯汀 （investing 1983，p．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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