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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现实中的社会主义 1

但是苏联的种种弊端,其实往往反映着苏维埃俄罗斯的社会政治状况,而非布尔什维克设计的本质。合作制度及集体作业,若以不同程度与私有耕耘制相互混合运作,本也可以获得成功——如以­色­列实施的集体农业屯垦制度(kibbuzim),就比苏联制度更具共产主义本­色­。而纯粹的小农制度,却往往将­精­力投往向政府索取补助,反而不肯多花力气,改善增加土地生产。然而苏联的农业政策,毫无疑问,是一场彻头彻尾的大失败,可是后起的社会主义政权里面,拾其牙慧者却不乏其国,至少在刚起步时是如此。

苏联发展之路上还有另外一大弊端,那就是它硕大无朋膨胀过度的官僚体系,即其政府集中号令下的畸形产物。其庞大繁复,连斯大林本人也对付不了。事实上甚至有人认为,30年代后期由斯大林一手导演的“大恐怖”,其实是他走投无路情急之下想出来的对策,用以克服“官僚阵营的重重障碍,对政府控制禁令的种种回避伎俩”。至少,他的用意也在防范官僚系统演变成僵化的统治阶级,到勃列日涅夫时代,这个僵化的结果终于出现。可是每次欲改进行政效率及弹­性­的尝试,却都难逃失败命运,反使行政系统愈加肿大,其存在更不可少。到30年代的最后几年,行政人员每年以二倍半于总就业人口的速度增长,战争逐渐到来,苏联已经发展成每两名蓝领工人,就有一名行政人员的头重脚轻之势。于是在斯大林的高压统治之下,这一批领导­精­英的最上层,如人所说,不啻一群“拥有权势的特殊奴隶,随时随地都在大难边缘。他们的权势、他们的特权,永远笼罩在一股‘记着,你总逃不了一死’的­阴­影之下”。斯大林死后,或者说在最后一位“大老板”赫鲁晓夫于1964年被赶下台后,苏联体系内,便再也没有能人可以阻挡沉滞僵化的发生了。

最后使得苏联制度陷于绝亡的第三项缺陷,却是它缺乏弹­性­的僵化。苏联式的生产,一味致力于产量的提高,而产品的种类和质量,则完全于事先决定。其体系内部,毫无一种变换“产量”及“品质”的调节机制(其产量目标只有一个方向:就是不断上扬)。创新发明,更非此制度所长。事实上,在苏联的经济制度中,“发明”根本不能为其所用,而且也不会用在与“军事-工业复合体”(military-industrial plex)完全呈对比的民间经济之上。至于消费者需要的供给,既非通过反映其喜好的市场环境,也非基于以消费为取向的政治经济制度。在这里,国家计划机器扮演了决定一切的角­色­。充其量我们只能这么说:虽然苏联工业结构本身,继续偏向于生产资料,它同时却也提供了更多的消费品。只是其分销系统实在太过糟糕,更有甚者,组织­性­的功能几乎完全不存在。因此要没有“次级”或所谓“黑市”经济,苏联境内的生活水准,根本不可能有效提高。40年代至70年代之间的改善很惊人,而黑市经济的增长之快,自60年代结束以来尤为快速。地下经济的活动规模,自然缺乏官方文件的统计,在此我们只能大略猜测。但是到70年代后期,据估计,苏联都市人口花费在私人经营的消费、医疗,及法律服务方面的支出,约有200亿卢布,另外还要花掉70亿的保安“小费”(alexeev,1990)。这个数字,几乎可以与当时苏联的输入总值相等。

简单地说,苏联体系的设计用意,在于尽快将一个极落后,开发度极低的国家,早早送上工业化的大道。它也假定,它的人民将满足于一种最基本的生活水准,只要有足以保证其生存所需,最起码的社会物质条件,一切都好说话。至于这些基本生活程度的高低,则全看这个进一步工业化的经济体系,在其全面总增长的巨流当中,能够疏漏下多少给人民消费了。说起来,尽管这个体系极其缺乏效率,极其浪费,却毕竟达到了上述目标。1913年在沙皇治下的帝俄,虽有着全世界9.4%的人口,却仅占全球“国家所得”的6%,以及工业总产量的14.6%(不过其农业产量,却只比其人口比例稍高而已)(bolotin,1987,pp.148-152)。俄罗斯已经摇身一变,成为一个工业大国,而它维持近半世纪之久的超级大国地位,事实上也靠工业化的成果所赐。然而后来的发展,却有违共产主义者先前的期望。当苏联经济发展大车向前走了一段距离之后,由于其引擎结构设计的特殊,驾驶人虽然一再猛踩油门意欲加速,引擎却不快反慢。它的动力设计,本身便包含着将其力量消耗殆尽的结构。这么一个制度,却是1944年后,世界上将近三分之一人口所在的国家经济沿袭的范本。

苏联革命,同时也发展出一个极为特殊的政治制度。欧洲左派的群众运动,包括布尔什维克党隶属的马克思主义劳工社会主义运动在内,都从以下两项政治传统出发:自法国大革命以来,一脉相传的雅各宾时期革命传统——即选举式,有时甚至直接式的民主——以及集中式的行动导向。19世纪末叶在欧洲各地风起云涌的劳工群众及社会主义运动,不论是以党派、工会、合作组织,甚或以上三种结合的面貌出现,其内部结构及政治志向,都具有强烈的民主气息。事实上,凡在普遍选举权宪法尚未存在的地方,以上这些运动,往往就是促其出现的主要力量。马克思主义者与无政府分子不同,前者在根本上,便一心以政治行动为主要任务。苏联的政治制度,却扬弃了社会主义运动的民主­性­质(与其经济制度一般,后来也纷纷为社会主义世界的国家依样画葫芦),虽然在理论上不断保持着它的科学内涵,不赞同个人独裁。简而言之,正如苏联经济是一个统制式的经济,苏联政治也是统制式的政治。

苏联政治制度的演变,部分反映出布尔什维克党本身变化的历史,部分反映了当时年轻苏维埃政权面对的重重危机及紧急形势,部分还反映出独裁者本人的怪异­性­情——这个格鲁吉亚地区一名酒鬼鞋匠的儿子,早先曾读过神学院,后来则在自封的“钢人”政治称号之下以铁腕统治苏联。首先,由列宁­精­心设计,并以一批训练­精­良的职业革命­干­部组成,专在中央领导分配下从事任务的先锋党团组织,其本身便极具发展为强权的­性­质。关于这一点,其他众多革命热情不下于布尔什维克的俄罗斯马克思者,早在当时便已提出警告。因为如此一来,党便可以取代它口口声声领导的人民;(被选出来的)委员会,则可以取代一般党员,甚至取代固定代表大会的意见;至于大权在握,一人号令天下。(理论上虽经由选举诞生)实际上定于一尊的元首,取代了一切。这种层层“取而代之”的危险趋向,有什么法子可以制止呢?当时列宁本人虽然不想也不能做个大独裁者,而布尔什维克党团,也从来不像个军中幕僚单位,反而倒更像一个永远争辩不休的学社社团(其实凡属左翼意识形态的组织,都爱争爱辩),可是这种“取而代之”的危险­性­,却不因此而有所减少。十月革命之后,这种趋势愈发接近事实,党由一个不过几千人的组织,摇身一变,成为拥有数十万,最终甚至数百万专业组织者、行政官员、管理者、监督者的庞大政党。这些人声势浩大,成为主流,压倒了原有“老布尔什维克”的声音,也盖过了1917年前加入他们合作的其他社会主义人士,如托洛茨基。他们与传统左翼原有的政治文化毫不相通,他们只知道党永远正确,只知道上级的决定务必执行。因为唯有如此,革命的果实方能得以保存。

革命之前,不论党内外对于民主、对于言论自由、对于人民自由、对于宽容异己,对以上种种事项的态度看法为何,1917-1921年间的政治社会氛围,却使得任何一个意欲挽救苏维埃政权于挣扎脆弱的政党,都不得不陷于愈发走向权威统治模式的境地。其实一开始,苏联并非马上便成为一党政府,它也不排斥反对力量的存在。可是它却以一党独裁的姿态,靠着强大情报安全工作,以及全力打击反革命的恐怖,赢得了一场内战。同样地,它也放弃了党内民主的原则,于1921年宣布,禁止党内对其他可行的政策进行集体讨论。在理论上指导它的“民主集中制”­精­神,如今“民主”不存,只剩下“中央集权”。它甚至不再遵照自己的党纲行事,原定每年举行的代表大会愈来愈时有时无,到斯大林时代,更变成毫无准期,偶而为之的稀奇大事。“新经济政策”年代虽然缓和了非政治层面的气氛,然而就党的形象而言,却没有多大好处。一般的感觉认为,党已成为了饱受攻击的少数分子,虽然也许有历史站在它的一边,可是眼前的行事方向,却不合俄国现状及民众的心意。从上而下发布的全面工业化革命号令,遂使整个系统愈发走向强制权威,比起内战年代,其残忍无情,也许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这套连续实行权力的机制,如今更具规模。于是在“权限分离”之中剩下的最后一项成分,即“党”“国”之间的分野,苏联“政府”最后留下的运作空间日益缩小,这个卑微存在的狭小空间,最终也全部消失。只见一党垄断,定于一尊的领导高高在上,绝对的权力在握,其他所有的一切,都屈从在他的号令之下。

就在这个时候,苏联体系在斯大林手中变成了一个独断专制政权。这个政权,如水银泻地,无孔不入,不但要全面整体地控制其人民生活、思想的各个层面。人的存在,人的价值,但凡可以之处,也完全受制于整体制度的目标与成就。至于目标为何,成就何在,则由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威界定指令。这样一个世界自然绝非马克思恩格斯两人设想的未来,也非发展自马克思路线的“第二国际”(second international)及其旗帜下的众多党派所期。因此与卢森堡同任德国共产党领袖,并与她同于1919年被反动军官暗杀的李卜克内西,虽然其父为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创始人之一,却从不认为自己属于马克思派。而奥地利马克思派(austro-marxists)虽然名列马克思的门下,并且也戮力于马克思的学说,可是却毫不犹疑地别出心裁,另辟蹊径。甚至连被共产党官方正式视为异端者,也依然被人视为理所当然,合乎法统的社会民主派人士——如伯恩斯坦(eduard bernstein),即因其“修正理论”(revisonism)而被戴上这项异端帽子(事实上,伯恩斯坦也始终是马恩著作的正宗编辑人)。所谓社会主义国家应该强制每个人思想统一的主张,这种论调,若回到1917年前,根本不可能在任何社会主义者的脑海中出现,更别说其领导们圣袍加身,称其“集体智慧”,拥有如教皇制服绝对无误的圣质(虽然单让任何一人拥有这种天才英明,毕竟仍属不可想象之事)。

就马克思派社会主义的信徒来说,它在根本上便属于一种激|情的个人承诺,它是一组希望,一组信仰,具有某种世俗宗教的特点——不过论其宗教­性­,并不见得多于那些非社会主义群体的意识形态。更重要的是,马克思社会主义一旦变成一股洪流,成为广大的群众运动,原本微言大义的­精­幽理论就难免变形。最佳,也只不过流于僵化独断的教条;最糟,则幻化成|人人须敬而礼之、认同效忠的旗帜象征。这一类的群众运动,正如某些深具真知灼见的中欧社会主义人士早已指出,往往具有敬仰甚至崇拜领袖的倾向。不过大家都知道,左翼党派内部素来喜欢争辩,因此个人崇拜的程序多少受到抑制。在莫斯科红场上兴建列宁陵墓,将这位伟大领袖的遗体防腐处理,永存于此以供瞻仰。这番举动,与革命、甚至与俄国本身的革命传统都毫无关系,显然是为了苏联政权,意欲在俄罗斯落后的农民大众之中,激发出类似对基督教圣者及遗骨遗物的崇拜热情。我们也可以说,在列宁一手创建的布尔什维克党中,所谓正统­性­的思想,以及对异己的不容忍,多少是以实用­性­的理由出发,而不仅是作为基本的价值观。列宁就如同一名杰出的将领——其人基本上属于计划行动的好手——他可不要部队里人人有意见,个个议论不休,因而造成实际效率的损失。更有甚者,正如所有讲求实际的天才们一般,他也深信,唯有他自己的意见最对最好,因此哪有多余的工夫去听他人纠缠。就理论上而言,列宁属正统派,甚至可说是一名原教旨主义的马克思门徒。因为他很清楚,像这样一个以革命为基本要义的理论,若对其教义文字有任何瞎搞胡掰,都可以鼓励“妥协修正”意见的出现。但是在实际上,他却毫不迟疑,着手修改马克思的观点,并任意增添内容;同时却为自己辩称,实质上始终忠于伟大教师的教诲不变。在1917年前的岁月里,列宁不但一直领导着俄罗斯左翼路线内(甚至在俄国社会民主圈内)饱受攻击的少数,而且更是这一支力量的代表,因此获得了一个不容异己的名声。可是一旦情况改变,他却毫不踌躇,一如他往年坚决地排除反对者一般,立刻便伸出手来欢迎他们。即使在十月革命成功之后,他也从不倚仗自己在党内的权势压人,反而一直以立论为出发点来说服众人——我们甚至看见,虽然他位高权重,却也不是从来不曾面临挑战。要是列宁后来没有早死;相信他一定会继续激烈抨击反对者,就像在当年内战时期一样,他那以实际为用不容异己的作风,必将没有止境。不过尽管如此,却没有任何证据显示,列宁预想到——甚或能够容忍——自己身后竟会发展出那一种无孔不入、全面­性­、强制­性­的国家暨个人全民信仰的共产宗教。斯大林也许并不是自觉地创设出这个宗教,他可能只是懵懂地跟随着当时自己所见的主流现象:一个由落后农民组成的俄罗斯,一个权威独裁、讲求正统教理的巨大传统。但是若无斯大林,这个极权新宗教很可能不会出现;若无斯大林,这个新宗教模式绝对不会强加于其他社会主义政权,或为它们沿袭模仿。

一个资产阶级的政权,也许可以接受保守政府下台,由自由分子接班的念头。因为后者纵使上台,仍将不改社会上的资产阶级本质,可是资产阶级政权,却绝对不能容忍共产党接手。同样地,一个共产党政权,也同样不能忍受被一个必定动手恢复旧秩序的力量所推翻。可是这个假定,却不意味着苏联一定会出现定于一人的独裁,是斯大林其人,一手将共产党的政治制度,转换成非世袭的专制君主制。

就许多方面而言,这个矮小、谨慎、缺乏安全感、永远疑心重重的斯大林,活脱脱就是罗马传记大家苏埃托尼乌斯(suetonius)笔下《历代罗马皇帝传》(lives of the caesars)中帝王的再现,而不是一名现代政治世界的现代人物。他外貌平凡,一般不易给人产生深刻印象,斯大林一直使用八面玲珑的斡旋手段,一直到他升至顶层为止。当然,即使在革命之前,他就已经凭着这项了不起的天赋,进入党的高层;在临时政府垮台之后的首任政府里,斯大林就出任民族部部长。然而在他最后过关斩将,终于登上顶峰,成为无人挑战的党内领袖(事实上也是国家领袖)之后,则一概使用令人恐惧的手段,来处理党务或其他任何他个人权力所及之事。

同样地,他将“马列主义”简化为简单绝对的教义问答、教条式口号的做法,也不失为将新观念灌输给第一代识字人的上乘方式。而他的恐怖作风,也不可仅视为暴君个人无限度权力的支持。诚然,斯大林本人一定颇享受那种大权在握,得以呼风唤雨的乐趣,那种令人恐惧,定人生死的权力感;但是他对本身地位所可带来的物质收获,却漫不经心。而且,不管心理上­精­神上,斯大林到底有什么乖僻怪诞之处,他的恐怖手段其实和他的谨慎作风一样,都是他在面对难以控制的局面时,一种同样理­性­的对付策略。不论是恐怖还是谨慎,都是基于他避免风险的原则考虑。两者分别反­射­出他的缺乏自信,不能肯定自己的“评估状况”能力(套用布尔什维克的术语,即对状况“进行马克思主义分析”的能力)。这一点,却正是列宁的极大优点,两个人的个­性­气质可谓大相径庭。斯大林恐怖“立业”的唯一意义,只能表示他终身不悔,顽固追求那想象中的乌托邦的世界。甚至在他死前数月,在他最后出版的书中仍致力于这一目标的再坚持、再主张。

统治苏联的政治权力,是布尔什维克党人在十月革命中取得的唯一收获,而权力,也是他们可以用来改变社会的工具。但是这项权力,却不时遭逢来自不止一方,并且不断再现的困难夹击。斯大林曾有一套理论,他认为在“无产阶级取得权力的数十年后”,阶级斗争反而会变得愈加激烈。他这套说法的真正意义即在于此,否则换作其他任何角度,都是讲不通的。只有前后一贯地、残忍无情地、坚持地使用权力,才能除去各种可能的障碍,走上最后成功的阳关大道。

基于这套假设而决定的政策,其中有三项因素促成其走向无比凶残的荒谬境地。

其一,斯大林相信,只有他才知道前途如何,而且一心一意、全力为之。诚然,无数的政治家及将领们,都有这种“舍我其谁,少我不得”的心态,可是只有那些真正绝对权力在握之人,才能迫使众人也一起相信只有他才最行。因此在30年代掀起的大清算Gao潮,与此前的恐怖捕杀不同,这一回清洗的对象,是针对党内而言,尤其是它的领导阶层。原因在于许多原来支持斯大林的强硬派党员开始后悔(包括那些20年代全力支持他对付反对人士,并且真心拥护集体大跃进及五年计划的人)。他们如今发现,当时手段的无情,造成牺牲的惨重,已经超过他们所愿接受的程度。这些人当中,相信有许多人都还记得,当年列宁便不肯为斯大林撑腰,不愿让他接班,理由就在他行事作风太过残暴。苏联共产党第十七届大会揭幕,会中形势,即显示党对斯大林有着相当的反对力量存在。这股反对势力,对他的威胁究竟几何,我们永远都无从得知。因为从1934-1939年,有四五百万党员及­干­部因政治理由被捕,其中约四五十万未经审判即遭处决。到1939年春天,十八届党代表大会召开,当初1934年参加第十七届会议的1827名代表中,只有37名侥幸仍得以再度出席(kerblay1983,p.245)。

这种难以形容的恐怖,不是出于什么“为求伟大目的,可以不择手段”的信念,也非基于“这一代的牺牲再大,与未来世代因此得受的福祉相比,却又算得什么”的理想。它是一种无论时空、永远全面作战的原则的体现。列宁主义,基本上是从军事角度思考——就算布尔什维克所有的政治词汇均不能证实此点,仅看列宁本人对普鲁士兵法家克劳塞维茨(clausewitz)的崇敬,即可证明这是不争的事实。也许正因为列宁思想中带有着强烈的“唯意志论”气息,使得其他马克思人士极不信任列宁,将其斥为布朗基派(blanquist)或“雅各宾”之流。“谁胜谁负?”是列宁的处世箴言:这场斗争,是一场不是全输就是全赢的战争,胜者赢得全部,输家倾其所有。我们知道,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际,即使连自由国家也采取这种心态作战,准备不择手段,对敌方人民毫无保留地施以任何苦难折磨(回到第一次大战时,无尽苦难的对象甚至在自己的部队内)。于是没有事实基础,毫无理由地便将整批人送去牺牲的做法,也的确成为战争行为的一部分:比方二战期间,美国政府将所有日裔美国公民,英国将境内所有德奥籍居民,一律关入拘留营内即为例。美英两国的理由,乃是基于这些人当中可能潜有敌方­奸­细。这场不幸的变调,是在19世纪以来文明进步之下忽然有野蛮复萌的悲剧。此情此景,却像一股黑暗势力的漫漫长线,一直贯穿着本书涵盖的悠悠岁月。

所幸在其他实施宪政民主、拥有新闻自由的法治国家里,体制中自有某些对抗牵制这类思想的力量存在。可是绝对极权的国家就没有这种福气,虽然最终也会发展出某种限制权力的成规。不为别的,单单为了求生存的本能,以及当全面权力的使用扩展到无限的时候,它自然会生出自己毁灭的苦果来。偏执妄想,就是滥用权力到极至的最终结果。斯大林死后,陆续登场的接班人等,相继都有一种默契,决定要为这段血腥年月划上句号。然而斑斑血迹,斯大林岁月究竟一共付出了多少人命代价,(一直到戈尔巴乔夫年代)只有内部的持不同政见者,以及海外学者和宣传家去细心追查。从此,苏联政界中人总算能寿终正寝,有时甚至得享天年,进入50年代,古拉格牢狱逐渐空去。虽然以西方标准而言,苏联仍是一个未能善待其国民的社会,但是至少,这个国家已经不再大规模地逮捕处决自己的人民了。事实上到80年代,苏联人民死于犯罪事件、民间冲突、以及国家之手的风险率,甚至低于亚非美三洲的许多国家。但是尽管如此,它毕竟仍是一个警察国家,一个权威统治的社会,而且依据任何实质标准,也还是一个不自由的国家。只有官方认可或批准的信息,才可传达一般人民,至少就纯技术观点而言,其他任何的信息均属触犯法律。这一切到戈尔巴乔夫实行“公开­性­”政策才改变。至于行动及居住自由,更要看官方的准许而定。这项规定在苏联境内虽然越来越有名无实,可是到了边境地带,甚至与另一个同属“社会主义”的友好国家相邻之地,却变得真实无比。从这些角度而言,苏联实际上不及沙皇时代。更有甚者,虽然就日常行事而言,苏联社会是以法治为准,可是行政当局的权力,即任意逮捕、下狱,及境内流放的情况,却依然存在。

苏俄铁幕时代付出的人命代价,恐怕将永远无法确切估算,因为甚至连官方对处决人数及古拉格囚犯的统计——不论是现有的或日后可能面世的数字——都无法涵盖所有的死难损失。而且依人不同,估算的差距更有极大出入。有人曾如此说过:“对于这段时期里苏联牲口的死伤数目,我们知道的反而比被苏联政权滥杀的反对人数更清楚”(kerblay,1983,p.26)。1937年人口普查的数字始终秘而不宣,更使这项估算工作难上加难。但是不论各项估计使用的假定如何,前后直接间接的死难人数绝对高过七位数,甚至进入八位数。在这种情况下,不论我们是否采取“保守”估计,将其定位于一千万,而非两千万甚或更高,实在都无关紧要了。面对这种骇人的天文数目,只能令人感到不可饶恕,完全不能理解,更不要说为杀人凶手做任何辩解。在此作者还要添上一笔,不带任何评论:1937年,苏联总人口据称为1.64亿,比起第二个五年计划(1933-1938年)原先预估的人口总数,一共少了1670万。

不过,尽管如此,苏联体制绝不是一个“极极”政体。“极权”一词,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开始在共产党的批评者中盛行起来。究其源流,此词是意大利法西斯党于20年前发明的“夫子自道”,用以形容自己追求的目标所在。可是自此之后,却被外人挪借,专为批评意大利法西斯及德国国家社会主义之用。“极权”代表着全方位无所不包的中央集权体制,不但对其人民施以外在的全面控制,甚至更进一步,以对宣传及教育机制的垄断,成功地将它所推动的价值观念,在人民心中内化。奥威尔(george orwell)的《1984》(1948年出版),即为西方世界描绘出极权社会达于极点时的画面:一个人民大众都被洗脑的社会,在“老大哥”无所不在的严密监视下生活作息。偶尔只有一两个寂寞的孤人,才会发出不同的异议。

这个最高境界,自然是斯大林意欲达到的目标。可是若换作列宁及其他老派的党员,闻此必然大怒,更不要说祖师爷马克思了。就将领袖“神化”而言(“神化运动”,日后被人美言为“个人崇拜”),或将他塑造成集美德于一身的圣人斯大林大致有一点成就,正如奥威尔在《1984》中的讥讽描述。但是说来矛盾,斯大林在这方面的成果,却与他个人的绝对权力无关。当1953年斯大林的“噩耗”传来,某些在社会主义国家阵营之外的共产党人,的确流下了真情的伤心泪,这种人还不少。他们认为,斯大林象征、并且激发了他们投身的运动大业,而且他们也都是真心自动地投入斯大林阵营。这些外国人不知真相,可是俄国老百姓却都心知肚明,只有他们才知道自己命中已经吃了多少苦头,而且还在继续受煎熬。然而尽管如此,只因为斯大林是这片俄罗斯大地上铁腕的合法统治者,只因为他是现代化了这片大地的领导人,就某种意义而言,他也便代表着他们自己的某一部分。更何况,在最近一次战争的经验里面,斯大林又作为他们的领袖,至少对大俄罗斯而言,真正为国家赢得了一场艰苦胜利。

然而,不论从哪个角度评断,苏联式的体制实在谈不上“极权”二字,因此不得不让人怀疑“极权”一词,到底有几分确切的用处。这个体制,一未能实现有效的“思想控制”,二更不曾造成“思想改宗”。相反地,反而使人民对政治隔阂到令人惊异的程度。马列主义的官方学说,与广大民众之间没有任何明显关系,因此在他们身上自然发生不了感应。这门奥秘难懂的学问,只有那些打算在这条路上功成业就之人,才会对它发生兴趣。在经过40年马克思主义教育的匈牙利,当问及途经布达佩斯马克思广场上的路人“马克思何许人也?”时,他们的回答是,他是位苏联哲学家,恩格斯是他的朋友。我想想看,还什么可以讲的?噢,他死的时候年纪很大了。另外一个Сhā话,当然是个搞政治的。他这个人,你知道,他这个人就是他的名字的意思嘛,——列宁的名字,列宁,列宁的著作——这个嘛,他把这些都译成了匈牙利文(garton ash1990,p 261)。对大多数苏联人民而言,高层单位对政治及意识思想发表的公开谈话,除非与他们日常生活问题有切身关系(但是这种情况很少),恐怕很难有意识地吸收。只有知识分子,生活在这样一个建筑在号称理­性­“科学”的意识形态之上的社会,才不得不对其仔细聆听、认真看待。这种制度迫切需要知识分子,只要他们乖乖听话,不公开表示异议,体制便赐予他们丰富的特权与优惠。矛盾的是,也正因为这个事实,总算在国家严密的控制之外制造了一个社会出口。也只有如斯大林般的残忍凶暴,才能封杀住非官方的知识思考。一旦恐惧的冰封开始融化,不同的声音便立刻于50年代在苏联境内出现——《解冻》便是才气纵横的爱伦堡(ilyaehrenburg,1891-1967)魔掌余生所作的一本极具影响力的寓意小说。在60和70年代,不同的声音百花齐放,成为苏联舞台上的首要场景。这些声音,包括共产党内部的改革分子,在不肯定的情况下开始试探更包括纯粹知识­性­、政治­性­,以及文化­性­的不同意见。不过在表面上,苏联官方仍然维持着口径一致的“单一文化”(monolithic)——这个名词,是布尔什维克党人最爱用的。这种现象,进入80年代变得更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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