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3月13日，克日什托夫·基耶斯洛夫斯基溘然辞世，终年54岁。消息传来，令了解他及其电影作品的人们感到无比的震惊与伤痛，伴随着的，还有一种十分基耶斯洛夫斯基式的疑惑。尽管朋友们多次尝试，想要说服他去国外接受心脏搭桥手术，但最终他仍拒绝了巴黎、纽约以及两家波兰专业心脏手术机构的邀请。他坚持认为自己只是一个普通的波兰人，对自己的医生充满信任。那天，他自己步行来到华沙医院，自己登记入院、接受手术；他再也没能醒过来。根据他朋友的说法，那家医院应承认责任，因为他们的医生对进口医疗器材熟悉程度不够。［1］

不少纽约人是在曼哈顿的林肯中心看戏时得知他的死讯的，沃尔特·里德剧院（walter reade theater）正在那儿上演基耶斯洛夫斯基作品《十诫》的话剧版；入席不久，观众便被告知这一噩耗。惊讶与心痛之余，我们试着理­性­地面对这一消息：“至少，我们并没有因此而错失一些他本该完成的电影，因为基耶斯洛夫斯基早在《红》之后便已宣布息影。”随后，我们开始推测事情发生的真实顺序——这和我们看他电影时所做的事一样。当初，他决定告别影坛，是否因为他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抑或他觉得该说的都已说完，因而心生厌世之情？他最终死在了波兰的医院里，这究竟是巧合还是命运？抑或，自由意志在他这出人生戏剧中扮演的角­色­才是决定­性­的？毕竟，拒绝优质医疗机构邀请的，是他自己。对于一个早在二十年前便拍摄过纪录片《医院》的人来说——那部影片中的波兰医院缺电能、少设备，医生更是严重缺乏睡眠——无论怎样，华沙都不会是接受外科手术的理想地点。［2］

再次观看他的作品，我们不由被其中透露出的死亡意味深深打动，从《机遇之歌》、《无休无止》一路到《十诫》、《三­色­》三部曲，我们始终可以见到那种对于死亡的暗示。波兰出生的女作家伊娃·霍夫曼（eva hoffman）曾在基耶斯洛夫斯基去世前一个月见过他。她回忆说：“他想要活下去，他说心脏病是对他发出的一个警告，一如《维洛尼卡的双重生命》中的波兰女主角。”［3］在电视访谈中，我们更仔细地聆听了他看似无心的只言片语。在克日什托夫·维兹比基（krsysztof wierzbicki）1995年为丹麦电视台拍摄的纪录片《基耶斯洛夫斯基如是说》(i’m so?鄄so)中，基耶斯洛夫斯基承认自己是个悲观主义者，对未来感到恐惧，视其为一个黑洞。他将自己称作“已退休的电影导演”，不过承认还是在继续写剧本。“将来某一天，或许，又会有根据我的剧本拍摄的电影出现。我希望这是我给自己设下的一个套——以某种不寻常的方式，这样我就可以永远待在里面了。”烟不离嘴的老导演在咳嗽间隙如此说道。1994年，他接受某家法国电视台采访，当被问及一个53岁的男人能否在接下来的二三十年里彻底无所事事时，他回答道：“接下来的三十年？我可不希望自己非得活那么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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