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布雷施劳德每天与罗斯柴尔德家族保持密切联系的信件往来，柏林方面的商业市场情况和政治军事情报源源不断地流向巴黎的詹姆斯·罗斯柴尔德。1863年5月1日，布雷施劳德在给罗斯柴尔德的情报快讯中透露丹麦危机已经导致“我们的（财政）部长本来计划贷款5000万泰勒进行海军建设，但是（丹麦危机）使该贷款减少到3000万泰勒，主要用于波罗的海的港口防御……（俾斯麦）透露丹麦事件可能导致严重的复杂局面，但在3个月的时间里暂时不会有动作，因为军事准备尚未完成”。

从1863年5月到11月，俾斯麦的战争准备工作在紧张地进行，而资金压力却越来越大。布雷施劳德与罗斯柴尔德反复磋商之后，终于在11月向俾斯麦出价了。布雷施劳德的建议很简单，普鲁士可以出售国有资产进行融资。他们看中了萨尔地区储量丰富的煤矿，这些煤矿主要处于普鲁士政府控制之下，布雷施劳德提议将煤矿卖给法国的罗斯柴尔德家族。其实，早在1861年就有传闻罗斯柴尔德家族愿意出价2000万泰勒收购萨尔地区的煤矿。俾斯麦早就知道拿破仑三世对该地区的煤矿也大感兴趣，拿破仑三世甚至直接向俾斯麦摊牌：如果想让法国在普丹战争中保持中立，必须拿普鲁士的萨尔煤矿作交易。1864年初，关于普鲁士的煤矿即将卖给法国的消息在法国被媒体炒得沸沸扬扬，威廉一世的面子挂不住了，俾斯麦的融资计划只能叫停。

1863年12月7日，布雷施劳德在给罗斯柴尔德的信中透露，政府即将向议会提交1000万泰勒的预算，议会可能拒绝。两天以后俾斯麦果然提出1200万泰勒的预算用于普丹战争。当时普鲁士的国库中可用于对丹麦作战的资金有2100万泰勒，但俾斯麦出于对战争开销谨慎的评估，认为这笔钱必须保留以备意外情况的发生。1864年1月22日，议会果然以275对51票的悬殊比例否决了俾斯麦的要求。

普丹战争：金权小试锋芒（2）

俾斯麦只得再想办法找钱。此时，法兰克福的银行家厄兰格家族（Raphael von Erlanger）找上门来希望提供1500万泰勒的贷款，俾斯麦大喜过望。此事激怒了罗斯柴尔德家族，厄兰格家族原本是罗氏家族的门下，后来自立门户发展壮大成为罗家的主要竞争对手之一，已经跻身于国际银行家的序列。罗家历来痛恨自己的门下背叛，更何况厄兰格家族还时常拉上法国的福尔德家族和贝列拉家族与罗家抢生意。

詹姆斯·罗斯柴尔德为此大动肝火，痛斥布雷施劳德办事不利。布雷施劳德赶紧保证，议会坚决反对任何没有议会批准和授权的私人银行对政府的放贷行为，“厄兰格对政府贷款的办法已经被完全否决了”。

普奥联军于1864年2月1日正式发动对丹麦的战争。2月3日，布雷施劳德见到俾斯麦之后，再度代表罗斯柴尔德家族警告俾斯麦不得接受厄兰格的贷款。罗斯柴尔德甚至要求俾斯麦在普鲁士媒体上抹黑厄兰格。俾斯麦拒绝了这一过分要求，不过保证普鲁士政府会谨慎考虑与厄兰格的合作。布雷施劳德随即向俾斯麦提出新建议，把议会曾经批准的用于铁路建设的贷款额度做抵押，向银行家进行一定比例的折扣融资，银行家们再向投资人出售足额债券。

在战争开始的第一个星期里，俾斯麦对后续战争经费的忧虑超过了对战局的关注，战争的开销明显超出了他的预测，再没有后续资金的跟进，俾斯麦的大军可能只能再支持两个月左右。届时如果战争仍然没有结束，俾斯麦必将陷于议会狂轰滥炸的痛斥和欧洲列强幸灾乐祸的嘲笑两面夹击之下。毫不夸张地说，俾斯麦这个名字将成为欧洲的笑柄，他本人也将从此退出历史舞台。

3月初，普鲁士银行与厄兰格家族达成了秘密协议，罗斯柴尔德闻讯暴跳如雷，再次怒骂布雷施劳德无能。3月14日，布雷施劳德回信发誓“俾斯麦决不知道此事，而且对这一行为深感困扰”。俾斯麦保证将谴责具体经办的财政部长。

当然，俾斯麦也不是省油的灯。他瞧出了罗斯柴尔德与厄兰格之间的矛盾，便有意无意之间夸大了厄兰格的潜在威胁，目的是尽快从罗斯柴尔德那里得到条件最好的贷款。他将国际政治分而治之的智慧用到了金融方面，玩的这一招“以钱制钱”的手段的确高明。最后，俾斯麦拿到了利息为45%的战争融资，而罗斯柴尔德拿到了丰厚的融资代理费。

1864年4月18日，普鲁士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但战争的开销也造成了严重的危机，“整个1864年的夏天，俾斯麦都在为普丹战争所导致的流动资金紧张而烦恼”。这场战争总共开销2250万泰勒，历年财政盈余530万泰勒和普鲁士政府融来的资金1700万泰勒已经消耗殆尽。

通过战争，俾斯麦终于认识到金钱的重要­性­，特别是在关键时刻，政治家往往被迫对银行家进行重大妥协。普丹战争的爆发时间大约与美国南北战争相当，在对战争和林肯被刺的评论中，俾斯麦曾说：“毫无疑问，把美国分裂成南北两个实力较弱的联邦是内战爆发前早就由欧洲的金融强权定好了的。”“他（林肯）从国会那里得到授权通过向人民出售国债来进行借债，这样政府和国家就从外国金融家的圈套中跳了出来。当他们（国际银行家）明白过来美国将逃出他们的掌握时，林肯的死期就不远了。林肯的死是基督徒世界的重大损失。美国可能没人能够沿着他伟大的足迹前行，而银行家们将会重新掌握那些富有的人。我担心外国银行家以他们高超和残酷的手腕会最终得到美国的富饶，然后用它来系统地腐蚀现代文明。”

俾斯麦的话应该是有感而发的。

普丹战争是俾斯麦的第一个重大胜利，达到了一石多鸟的效果。一是利用对手奥地利达成自己的战略目标，二是离间了奥地利与盟友的关系，三是压制了国内自由派的反对。

议会自由派：德国统一道路上的障碍

1815年，拿破仑战争结束。神圣罗马帝国崩溃后，众多德意志邦国成立了组织松散的德意志邦联，奥地利成为德意志邦联的领袖。随着拿破仑光辉的逝去，法国在德意志的影响力减弱，民族主义兴起，德意志统一运动日益壮大。1848年欧洲革命以来，德意志的统一形成两种思路：建立大德意志帝国，囊括所有日耳曼地区，其中包括奥地利这个多民族帝国；以普鲁士为核心，建立一个排除奥地利的小德意志。俾斯麦出于现实考虑，走的是小德意志路线。

普丹战争结束之后，奥地利成为阻挡俾斯麦统一德国雄心的主要障碍。为达成这一战略目的，俾斯麦仍然采取了用对外战争凝聚国内共识，迫使议会让权，巩固自己在普鲁士内部地位的策略。所谓上兵伐交，在外交方面，俾斯麦看中了意大利反抗奥地利统治的机遇，建立与意大利的战略同盟。同时借萨尔地区煤矿的重大利益诱惑法国，使拿破仑三世保持中立。俾斯麦还利用俄奥在巴尔­干­半岛的争端，争取俄国的理解。最后是英国的态度，英国对欧洲大陆势力均衡变化的潜在趋势缺乏敏感，虽然英国不愿看到普鲁士统一德意志，但从形势上看奥地利似乎胜算更大，更何况拿破仑时代所造成的遏制法国的思维惯­性­仍在，俾斯麦认为英国对普奥战争虽不会满意，但也不至于激烈反对。经过俾斯麦的运作，到1864年的夏天，普鲁士的朋友比奥地利多，敌人则比奥地利少。

此时，最让俾斯麦忧心的还是钱的问题。

普丹战争已经使普鲁士财力大伤，多年的财政盈余随着战火灰飞烟灭，战争对于财富的惊人吞噬能力让俾斯麦有了最直接的感受。

战争，实际上打的是钱粮！

从1864年到1866年，俾斯麦在拼命做两件事情：尽最大努力为普鲁士搞到每一分钱用于战争准备，同时竭尽全力阻止奥地利在欧洲金融市场筹到战争经费。俾斯麦的战略是在金融方面将对手逼上绝境，在战争威胁之下，拖垮奥地利的国力。奥地利的财政情况的确比普鲁士更糟，常年疲于镇压巴尔­干­和其他地区的民族主义­骚­乱，使之早已财源枯竭，濒临破产。双方谁也不愿意公开表现金融窘境，都在幕后秘密筹措资金，准备大打出手。

最让俾斯麦抓狂的还是议会同以往一样全部否决了他的所有预算，并宣布政府未经议会批准无权动用国库资金，否则就是违宪，政府部长要对此负全部责任。俾斯麦当天就发表了措辞强烈的回应，他将议会反对派定­性­为阻挠国王的外交政策，客观上起到了通敌效果的“卖国贼”。其实，俾斯麦深知议会自由派中很多人对普丹战争中普鲁士大获全胜骨子里是欢欣鼓舞的，他的叛国指控就是有意去刺伤这些人的自尊，从而促使他们改弦更张。议会自由派中的狂热分子也不是吃素的，有人攻击俾斯麦在欺骗议会和国王。俾斯麦闻讯大怒，立刻向对方提出决斗要求。整个柏林政界为之震动，要知道决斗是勇敢和鲁莽的混合体，一旦决斗开始，绝无退缩和劝架的可能，双方非死即伤的概率极高。堂堂普鲁士首相若死于决斗场，整个欧洲的局势都会发生突变。偏偏这个俾斯麦天­性­暴躁，早在大学期间，就曾27次与人决斗，胆子大得惊人。布雷施劳德等人赶紧私下劝阻，连远在巴黎的罗斯柴尔德都在关注决斗的事。虽然最后决斗被劝阻，俾斯麦对议会拒绝政府预算的愤怒和焦虑却与日俱增。

俾斯麦太渴望金钱了，没有钱，他的理想只能是梦想，他的梦想最后会退­色­为幻想。

科隆—明登铁路私有化：普奥战争的财源（1）

1865年，战争与和平的天平悬于一点之上，那就是信用流动的方向。7月，俾斯麦苦等的战争经费终于有了眉目。这就是科隆—明登铁路的私有化。

科隆—明登铁路是普鲁士最早兴建的铁路线路之一，1833年开始设计，1859年全部建成，成为普鲁士铁路系统的枢纽。该铁路项目的建设初衷是将鲁尔地区的煤廉价地运送到工业生产基地。布雷施劳德在科隆—明登铁路融资方面起到了关键作用，成为该铁路公司的董事，同时又是为公司进行融资的银行家。考虑到未来战争中铁路运输系统可以高效低耗地运送大批军事人员及物资，所以铁路公司的国有化是公司发展的主要方向。事实上，科隆—明登铁路从一开始就是一个普鲁士政府主导的大型公共基建项目。普鲁士政府直接购买了1/7的原始股，并以1400万泰勒来担保该铁路债券以35%的票面利息发行。作为回报，政府可以分期买入该公司的流通股，并最终成为该铁路的唯一股东，完成渐进式的国有化。1854年普鲁士政府在自由市场经济潮流的影响下，暂停了国有化进程，至1870年视情况发展再定是否继续。但政府对铁路债券利息的担保仍然有效，担保金1400万泰勒被锁定在专用账户上无法动用。

俾斯麦对奥地利的战争准备需要大约6000万泰勒的总额，筹措这样一笔天文数字的战争费用的重担就落在了布雷施劳德的肩上。其实，早在1862年12月，布雷施劳德经过仔细计算和反复考虑，就曾提出过极具争议­性­的科隆—明登铁路私有化的方案。其方案的核心部分就是，与其政府在1870年出巨资全面收购铁路公司的股份，从而对财政形成巨大压力，不如普鲁士政府以放弃国有化为代价，立刻就可以从铁路公司拿到一笔补偿金，同时放弃对债券利息的担保，可以马上盘活1400万泰勒的部分保证金。

方案一出台就遭到很多人反对，这些人认为布雷施劳德方案是以政府长期损失为代价，使包括布雷施劳德本人在内的铁路公司股东实现暴利。在这一方案中，政府将损失各种权益总额高达3000万泰勒，换来的只是1000万泰勒的补偿和400万泰勒的可动用保证金。而科隆—明登铁路是政府投资中非常盈利的项目，私有化的方案短期可以给政府提供紧急资金，但付出的代价是以不到5折的价钱贱卖了优良资产，同时还损失了未来长期的收益权，对政府而言无论如何都不是什么好的交易。

当时间到了1865年，情况发生了巨变。俾斯麦统一德国的雄心压倒了一切，为了准备对奥地利这一庞然大物发动战争，其他的代价就顾不了许多了。这就是为什么国际银行家酷爱战争的原因，政府在迫不得已时，将以异常低廉的价格出售优质资产，此时才是发大财的好机会。当国际银行家的势力达到一定程度，他们会刺激民族主义情绪，挑动国家对立，推动政府大规模军备投资，激化潜在矛盾，诱发战争进程，然后堂而皇之地出面打理战争赔款。只要有大规模资金过手，雁过拔毛，国际银行家总能收到高额的服务费。哪里有资金与信用流动，哪里就能找到投资银行家的身影。

这么大的买卖不是一个布雷施劳德啃得动的，他又拉上科隆的奥本海默家族，当然还有他的老板罗斯柴尔德家族，共同在欧洲各大国际银行家族圈内消化这块巨型蛋糕。1865年7月18日，普鲁士政府与科隆—明登铁路公司正式签署合同。最终结果是政府放弃铁路国有化权力，获得1300万泰勒的补偿，其中第一笔支付300万泰勒现金，付款期为1865年10月1日，第二笔支付2705万泰勒现金，付款期是1866年1月2日，其余部分由铁路公司发行新股来补偿。为了嘉奖布雷施劳德的功劳，俾斯麦将普鲁士与奥地利的条约所涉及的资金划转业务委托给了布雷施劳德。这笔250万泰勒的转账对家就是奥地利的罗斯柴尔德，布雷施劳德当仁不让地将1%的“管理费”入袋为安。

科隆—明登铁路私有化：普奥战争的财源（2）

在没有落实财源时，俾斯麦还准备了外交解决方案的另一手，谈判也进行了多时。当俾斯麦得知政府与铁路公司合同正式签订后，立刻在外交上对奥地利采取了强硬态度。在合同签订当天，俾斯麦马上给普鲁士王储发电：“在雷根斯堡会议上，陛下下定了决心，完全战备启动和进行一年战争的金融手段已经具备，数额大约为6000万泰勒。”一周之后，俾斯麦的战争部长荣恩（Roon）在给朋友的信中说：“我们有了足够的金钱给予我方外交上更大的自由度，如果有必要，我们可以动员全部军事力量来进行一场全面的战争。这使我们的立场更加坚定，我们可以迫使奥地利接受我方合理的要求从而使双方都避免不必要的战争。钱从哪里来？在不违法的情况下，通过科隆—明登铁路的重新安排就实现了。”

奥地利方面很快就意识到科隆—明登铁路的金融安排是为了发动战争所做出的紧急安排，而奥地利方面的备战还远未到位，因此在外交谈判中开始软化立场。另一方面，俾斯麦在最初的兴奋冷却之后，也逐渐意识到科隆—明登铁路的资金到位还有相当一段时间，而从布雷施劳德与国际银行家们联系后的反馈情况看，情况并不乐观。罗斯柴尔德家族与明登铁路之间900万泰勒的债权转让由于双方价格无法达成一致陷于停顿。战争资金难题如剑悬头顶，俾斯麦再次开始上火，他最急于知道的就是钱什么时候能够到位。

此时俾斯麦的坚定开战的决心也开始发生动摇，他不得不认真考虑外交解决方案的可能­性­。

1865年8月10日，俾斯麦透漏了自己的动摇：“我们还需要时间来筹集资金，并使法国保持中立……在这段时间里，我们可以维护我们的荣誉，同时保留战争的选择。”俾斯麦的判断同样影响着他的私人投资决策，他托人给布雷施劳德带话：“如果我的投资账户上还有债券投资，现在我在这里无法知道，他不应该仅仅是由于过早的战争担忧就卖掉这些债券（明登铁路）。”俾斯麦的行为用今天的标准看，有利用内幕消息投资并获取非法利益的嫌疑。

在这样的氛围下，普鲁士与奥地利达成了盖斯登（Gastein）协议，普鲁士管理石勒苏益格（Schleswig），奥地利管理荷尔斯泰因(Holstein)，双方继续共享主权。然而普鲁士与奥地利都心知肚明该协议只不过是个缓兵之计，他们都在等待战争经费的问题出现重大突破。

为什么普奥战争戛然而止1866年2月，布雷施劳德在欧洲市场上募集资金购买明登铁路股票的努力遭到了以罗斯柴尔德家族为首的国际银行家的全面抵制，大家纷纷认为购买股票的资金将被普鲁士用于战争，而和平是国际银行家们的“共同理想”。2月中，布雷施劳德在给罗斯柴尔德的密信中用暗语提到政府可能在考虑出售萨尔煤矿，市场上风传罗斯柴尔德和奥本海默可能是买家。显然，封杀明登铁路股份出售而期待萨尔煤矿转手，意味着国际银行家们发现煤矿的潜在收益更大，如果让俾斯麦顺利通过铁路股份转让而获得足够的资金，普鲁士政府势必不愿再出售萨尔煤矿了。

钱的问题并没有实质­性­进展，而战争准备却在升级。1866年3月28日，普鲁士军队开始大规模备战。3月底，在私下找买主无望的情况下，普鲁士财政部开始在市场上公开出售科隆—明登铁路股份。可是市场状况在战争的­阴­影笼罩下走向低迷，大规模出售将导致资产严重损失。4月8日，普鲁士宣布与意大利结为军事同盟，股市大跌。罗斯柴尔德给布雷施劳德的指示是，一旦战争即将开始，立刻抛出罗家在柏林的所有债券。而此时，布雷施劳德已经大举抛售罗家债券，结果罗家大怒，因为按照他们的想法在俾斯麦得到实质­性­的资金之前，决不会贸然发动战争，所以与意大利结盟并不意味着战争即将开始。

布雷施劳德明显犯了沉不住气的错误。

罗斯柴尔德在信中说：“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你是在保护我们家族的利益，我们希望听到你抛售我们的债券的解释。我们早上发给你的电报中指出，我们不接受你最近的出售（债券）的行为。”4月18日，布雷施劳德赶紧回电说明，最近与奥地利的关系出现缓和，所以出售债券已全面停止。

1866年5月，普鲁士开始军事总动员，全部9个军团进入战备状态的费用为2400万泰勒，并且以每月600万泰勒的数字递增。

5月18日，在资金严重不足的窘境中，普鲁士政府被迫宣布成立公共信用机构并提供无抵押的2500万泰勒的信用，同时废除所有限制高利息的法令，力图吸引民间资本进行信贷。即便如此，信用紧张的局面并未缓解，财政部长哀叹他已经没有足够的资金发动战争，甚至连两个月后的开支都没有着落。

到了战争爆发前的最后关头，布雷施劳德的科隆—明登铁路方案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在所有募集资金的尝试都归于失败后，普鲁士财政部痛下决心委托布雷施劳德和汉斯曼组成购买铁路股份的银团。股权收购定价为110泰勒，市场交易价格为117泰勒，除了他们两位之外的其他银行家试图利用政府的财政窘境把价格压低到105泰勒。政府无法接受如此之低的报价，决定分批出售。如果战事顺利，股票价格将一路攀高。这也是一招险棋，万一战争打得不顺，政府将面临经费枯竭和股价暴跌两重压力。但俾斯麦决心冒险！

由于政府放弃了国有化并解除了贷款利息担保，立刻拿到了1400万泰勒被锁定的担保金，除了科隆—明登铁路股份销售所得资金用于军事总动员之外，正是这笔钱支撑了未来7周的战争。等到俾斯麦兵临维也纳城下之际，这笔钱已不足300万泰勒，而奥地利尚有18万大军驻守维也纳，如果两个星期之内无法迫使奥地利投降，俾斯麦将成为历史上最冤的政治家。

俾斯麦戛然而止的战争，使其在这场事关德意志命运和他个人命运的重大赌博中大获全胜

普法之战：大炮一响，黄金万两（1）

普奥战争的输家当中最窝囊者，非法国的拿破仑三世莫属，他眼睁睁地看着普鲁士在自己眼皮底下迅速崛起。法国在俾斯麦的战略­性­欺骗之下，非但没有获得任何实质上的“中立补偿”，反而在卢森堡的问题上被俾斯麦奚落嘲弄。拿破仑三世在疏远奥地利的问题上所犯的错误与楚怀王被张仪用“献商於之地六百里”诱骗楚国与齐国断交如出一辙，楚怀王与拿破仑三世同属那种爱贪便宜、志大才疏之辈。

一向玩大国均势游戏炉火纯青的英国，此时对普鲁士即将统一德国而崛起成为英国最大的挑战者这一危险前景并没有应有的敏锐。英国仍然被爱虚张声势的拿破仑三世忽悠住了，过高估计着法兰西第二帝国的实力。法国于1859年动工开凿的苏伊士运河，已在1869年竣工通航。英国认为这是对它统治下的中东地区和印度的一种直接威胁：如果断了英国本土与印度殖民地的交通线就等于斩断了英帝国的脊梁，这是英帝国主义者无论如何不能容忍的。于是战略短视的英国政府把普鲁士作为抗衡法国的力量，对普鲁士统一德国的行为大开绿灯。英国对法国的顾虑压倒了对德国统一的担忧。

沙皇俄国自克里米亚战争惨败后，同英、法关系冷淡。它表面上保持中立态度，实际上支持普鲁士对法国作战以便坐收渔人之利，以报当年的一箭之仇。迟钝而封闭的沙皇正专注于在巴尔­干­煽风点火捞取些蝇头小利，对普鲁士这一昔日的反法盟友和几十个松散的德意志邦联小国并未完全放在眼里，从而埋下了未来败亡的伏笔。

奥地利新败，财政濒于破产，虽想支持法国对普鲁士进行报复，但已力不从心。

俾斯麦与其说是个伟大的战略家，不如说是个幸运的冒险者，他的幸运在于他的对手们在战略上的疏忽和他自己也没有想到的闪电般的崛起。普奥战争结束后，只有俾斯麦心中清楚，要想完成德国的统一大业，不打败强大的法国是不可能实现的。普法战争将不可避免。

普法战争的导火线是所谓“埃姆斯电报”。1870年7月初，普鲁士霍亨索伦家族的一位亲王被选为西班牙王位继承人。拿破仑三世以法国不能容忍东西两翼均受到威胁为借口，命令法国驻普鲁士大使提出抗议。当时，威廉一世在埃姆斯温泉疗养院休养，他向法国大使表示，霍亨索伦家族可以考虑放弃西班牙王位继承权。但拿破仑三世仍不罢休，又命令法国大使找威廉一世作出书面保证。威廉一世答应回柏林再谈判此事，同时给俾斯麦发了一份电报。俾斯麦接到电报后，删改了电报的一些内容，使之成为威廉一世拒绝同法国大使谈判的通电，并在报纸上公开发表。1870年7月19日，拿破仑三世以受到侮辱为借口对普鲁士宣战。

而此时的法国连一个盟国都没有。

作为普奥战争的主要功臣，布雷施劳德的地位今非昔比，他已经从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小兄弟变成了平起平坐的伙伴。俾斯麦对他的倚重已超越了对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敬畏，在普奥战争结束不久，俾斯麦毅然将自己全部私人账户中的财产从法兰克福罗斯柴尔德银行转到了布雷施劳德银行。

就在战争爆发前的10天，布雷施劳德在给俾斯麦的密信中询问战争爆发的可能­性­，并狡猾地提到俾斯麦私人账户上的投资情况。在信中他问道：

“在我这方面看来，我并不认为极端严重的政治情况已经出现，所以我并没有将阁下账户里的资产出售。如果我的判断有误，您认为许多不愉快的事件即将发生，我请求您及时给我示警。”

果然，事关俾斯麦个人财富的损益，俾斯麦不敢怠慢，第二天回信就到了，不过是以俾斯麦夫人的名义回复的：

“他并不认为其他人会突然对我们发动进攻，因为西班牙的投票并未符合任何人的意愿。不过他觉得也许到了某个时刻，对战争的预期会比现在更强烈，所以卖掉铁路股份也许是个好主意，反正他这里也需要钱。”

布雷施劳德收到回信后，立刻明白了战争即将开始。第二天，他即刻将这一价值连城的情报发给巴黎的罗斯柴尔德：“所有的报价都会快速下跌。”同时，他指令在欧洲各个市场的交易员全部抛出他的各类资产，有些甚至是在亏损中售出的。布雷施劳德此时已顾不了那么多了。

普奥战争的一个结果就是普鲁士的宪法危机结束了，俾斯麦的政府获得了相当程度的财政自由。1870年7月21日，普鲁士主导下的北德意志邦联议会批准了12亿泰勒的战争信用。

在战争爆发初期，柏林股市情况近乎恐慌，连科隆—明登铁路这样的优质股票都下跌了30%。普鲁士政府紧急出售1亿泰勒的第一期战争债券，试图摆脱由银行家垄断的承销渠道，直接向市场发售，条件是5%的利息和打88折，而银行家们的建议是打85折，被政府拒绝了。奥本海默在写给布雷施劳德的信中强调，“这是一个当前市场情况下的可笑的条件”。结果销?遭遇了巨大的失败?债券只卖出了6000万泰勒。其实，问题的根源是，如果政府直接销售，银行家们无法赚取承销费，因而采取了集体抵制的行为。这一点再次表明，金融市场上“渠道为王”的威力。

普法之战：大炮一响，黄金万两（2）

1870年9月1日，普法双方在­色­当进行大会战，法国军队再次惨败。次日，拿破仑三世率领10万法军投降。9月4日，巴黎工人举行武装起义，推翻了拿破仑三世的统治。

­色­当战役后，多达30万的法军俘虏被普鲁士关押。布雷施劳德敏锐地发现这是一个赚钱的大好机遇，他主动承担起每月为战俘向普军支付生活费的“责任”。对于他而言，这是一笔稳赚不赔的放贷生意，未来无论谁代表法国政府，他们都必须支付这笔巨额贷款的本金和利息，这将是战争赔款的一部分。布雷施劳德并不惧怕法国人赖账，因为普鲁士的大军一日不收到战争赔偿，就一日不会离开法国的国土。而法国军队已经完全土崩瓦解了，短期内绝无东山再起的可能。

随着战争的临近和爆发，布雷施劳德与巴黎罗斯柴尔德的每日商业信件往来越来越困难，后来柏林与巴黎的直接联系被迫改为经由布鲁塞尔与阿姆斯特丹转送。布雷施劳德照例汇报柏林市场的行情。­色­当战役之前，布雷施劳德紧急通知罗斯柴尔德尽快卖掉他们持有的科隆—明登铁路股票，随即布雷施劳德替罗氏在128泰勒的价位卖出1250股铁路股票，7月时，该价格为9572泰勒。9月15日之后，双方联系中断了，巴黎在9月20日被合围，罗斯柴尔德被困在巴黎。直到1871年2月，才重新联系上。这期间，巴黎的罗氏只能借助气球偶尔传递信息。10月5日，普鲁士军队征用了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费里埃庄园，成为威廉一世、俾斯麦和普鲁士元帅毛奇的指挥部。著名的“费里埃会晤”就在这里进行，法国外交部长试图说服俾斯麦签署和约未果。

1870年10月底，普鲁士政府汲取了上次的教训，任命汉斯曼组建承销团在伦敦和柏林出售2000万泰勒第二期贷款。随着普鲁士军队的捷报，这些贷款合同价格水涨船高，政府很快就能够取消部分被抵押的信用额度，最后战争国债的利率被敲定为5%，期限为5年。庞大的战争经费源源不断地流向法国前线的普鲁士大军。11月30日，银行家们再接再厉，又一次在英国成功发行了3400万泰勒的92折贷款，并可选择进一步发行1700万泰勒的权力。而同时尽管英国人开始同情倒霉的法国，但法国的债券在英国几乎卖不动，在金融这一看不见的战线上，法国再次失败。

1871年1月18日，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在凡尔赛宫加冕为皇帝，德意志帝国宣告成立。28日，交战双方签订停战协定，2月26日签订预备和约。

至此，普法战争结束，整个战争普鲁士的战争耗费总额为2200万泰勒。

50亿法郎战争赔款：银行家的“大馅饼”（1）

俾斯麦的大军开始休整了，但是国际银行家们更加忙碌了。高达50亿法郎的战争赔款业务是一个令所有人都垂涎三尺的巨额生意，如果收取1%的管理费用，仅此一项就是一个5000万法郎的天大馅饼！

战争进行到1870年11月时，奥地利的罗斯柴尔德就主动向俾斯麦提出希望能为普鲁士提供服务，代收法国未来的战争赔款。当然，奥本海默和其他国际银行家族们也都竞相要求提供服务。俾斯麦征求布雷施劳德的意见，这样一个肥缺当然大家都想自己揽着，布雷施劳德自告奋勇迫不及待地于1871年2月7日来到凡尔赛。他拿到了他最想要的两个大单，为巴黎筹集2亿法郎的战争赔款和安排协调整个法国的战争赔款。

在战争赔款数额上，法国梯也尔政府设想的是50亿法郎，但俾斯麦拿过一张纸片，飞快地写下60亿法郎！梯也尔像被狗咬了一口，一下子跳了起来。两人开始激烈争吵。俾斯麦对法国的反对怒不可遏，其中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英国方面突然介入，要求俾斯麦适可而止。梯也尔认为，过多的战争赔款既不公平也不现实，法国拿不出这么多钱。俾斯麦暴跳如雷，不依不饶。最后，梯也尔建议请出罗斯柴尔德出面转圜。当罗斯柴尔德出现时，俾斯麦将全部的怒火发向罗斯柴尔德，在场的人全部惊呆了。罗斯柴尔德无动于衷，仍然坚持50亿法郎是个“可持续”的赔偿数额。后来布雷施劳德在给德皇威廉二世的信中提及此事，威廉二世也十分不满俾斯麦故意的粗鲁行为。

发火归发火，罗斯柴尔德在国际金融市场的地位是不可撼动的，不接受他的条件，就休想在欧洲市场上募集足够的战争赔款，普鲁士大军就得无限期地呆在充满敌意的法国境内，每日大军的一切供应开销都在迅速增加，而普鲁士国内和欧洲各国对俾斯麦的不满也在快速积累。权衡利弊之后，俾斯麦只得接受罗斯柴尔德的50亿法郎报价。法国梯也尔政府搞不定的事，罗家一出面立刻摆平。

50亿法郎战争赔款：银行家的“大馅饼”（2）

1871年5月10日，德法正式签订《法兰克福和约》。条约规定：法国赔款50亿法郎，割让阿尔萨斯全部和洛林大部地区。

随即法国方面开始筹备第一笔20亿法郎的战争赔款债券，利率设定为5%，以布雷施劳德为首的德国承销财团建立起来了，奥本海默、沃伯格等家族参与发行。结果债券发行获得了极大的成功，超额认购高达14倍。赔款总额提前完成，并由罗斯柴尔德家族银行直接汇到布雷施劳德银行和汉斯曼银行。1872年，第二笔30亿法郎的战争赔偿债券超额认购达13倍，奥本海默家族单独承销了49亿泰勒，其中他们自己持有7400万。赔款工作进行得出奇顺利。1873年夏，惊人的50亿法郎的战争赔款全部完成。德军开始撤出法国领土。现代金融市场强大的资金筹集能力是过去完全无法想像的。清朝的战争赔款往往是以税赋形式直接压在贫困的老百姓头上，而西方则是通过债券投资的方式，向富人提供一种投资机会。不同的理念造成了完全不同的效果。

在这一进程中，国际银行家起到了双重作用。他们一方面扮演了问题的解决者，另一方面却又是问题的制造者。他们为战争双方提供从军火公司上市、发行军火债券、运转融资，到国家战争债券发行、战后的赔款债券承销、赔款资金划转、国家重建融资等业务的一揽子战争综合解决方案。在战争中，政府是不计代价的，正是银行家们廉价收购国有资产的良机。中国有一句俗话说得明白：大炮一响，黄金万两!无论战争结果如何，两边的国际银行家们同样赚钱。

还是拿破仑看得透：金钱没有祖国，银行家们的眼中只有获利！

第二章 英国：金权的制高点

弗朗西斯：巴林王朝的奠基人

28日09:20

巴林家族的资历要比罗斯柴尔德家族更为悠久，当巴林银行在伦敦为欧洲大国融资的时候，罗家还在法兰克福玩金币的小生意。作为基督徒银行家的巴林家族是国际银行家中的少数，

但却是起家最早、影响最为深远的家族，他们首创的近代跨国银行网络模式后来成为罗斯柴尔德家族模仿的对象。

巴林家族发源于北德意志，其有案可查的最早祖先是住在格罗宁根，深受基督教路德宗的影响，其后人多为基督教路德宗的牧师，也有做政府公务员的，到约翰·巴林这一代开始经商。约翰于1717年移居英国埃克塞特，并于1723年娶当地富商之女为妻，开始了巴林家族的传奇历程。

真正将巴林家族发扬光大的是弗朗西斯·巴林（Francis Baring）。整个18世纪，由于欧洲加大了对印度次大陆、东南亚和远东的渗透力度，再加上北美新大陆市场蓬勃发展，以欧洲为中心的国际贸易盛极一时。一方面是嗷嗷待哺的庞大需求，另一方面是蓬勃发展的商品制造能力，同时海上运输行业也已准备就绪，但是服务于整个国际贸易流程的金融业却发展滞后，于是弗朗西斯果断地将家族业务由传统的制造业和贸易领域向金融领域发展。他在大本营埃克塞特和伦敦两地分设经营机构，互相扶持，生意范围遍及贸易、实业和票据业务，开创了新的经营模式。这一模式在25年之后，才被罗斯柴尔德家族在欧洲范围内复制。

但是弗朗西斯向金融业挺进的大胆转型并非一帆风顺，他的决策遭到了家族内部埃克塞特一支的强烈反对。由于经营理念的分歧和利益纷争，巴林家族的几个兄弟只好于1777年签署了分家协议，弗朗西斯掌握了家族业务伦敦分支的所有权。伦敦当时正在快速取代阿姆斯特丹而成为世界的金融中心，弗朗西斯领导巴林家族开始登上历史舞台。

分家之后的弗朗西斯正欲甩开臂膀，在金融领域大­干­一番。然而国际形势的变化，对于雄心万丈的弗朗西斯似乎并不有利。美国独立战争的胜利不但贬损了英帝国的强大军威，而且几乎毁了英国经济，帝国贸易一度锐减，巴林家的埃克塞特分支遭遇重创，到1790年几乎已经销声匿迹。弗朗西斯的伦敦支脉也几难幸免，幸亏其妻为前坎特伯雷大主教的继承人且颇有经营才能，一番整治居然助其渡过了难关。巴林夫人持家有方，将家务运营费用控制在一年800英镑，由此弗朗西斯在其妻去世之后感叹道：“如果在那段艰难的岁月里，没有我妻的持家有方，这个运营费肯定会达到每年1200英镑，那我就万劫不复了。”

危机过后家族业务步入正轨，利润从1777年的3400英镑上升到1781年的10300英镑，到1788年达到创纪录的12000英镑。公司的资本金在美国独立战争之初的1776年仅有19452英镑，到战争结束的1783年已经增长到43951英镑。\[2\]至1780年，家族的重要分支机构遍及英伦三岛和欧洲大陆，除了在当时的世界金融中心阿姆斯特丹设有两家分支机构外，在大本营埃克塞特、伦敦、圣彼得堡、西班牙的卡塔赫纳、意大利的莱戈恩各有一家，一个联接全欧的资金流、物流、信息流的金融网络已见雏形，未来巴林金融王朝的­阴­云此时已遍布欧洲上空。

荷兰：商业资本主义的顶峰

28日09:20

在伦敦崛起之前，阿姆斯特丹曾经是欧洲金融的中心。荷兰以东方贸易起家，凭借强大的造船业实力，与葡萄牙争夺东方贸易的主导权。从1605年到1665年，荷兰的造船厂已充分使用机械，造船速度相当快，几乎一天可以造一艘船。当时的荷兰总共拥有上万艘船，按吨位计算占当时欧洲海运总量的3/4。世界各地的贸易货运大多由荷兰商船承担，此时的荷兰被人们称为“海上马车夫”。荷兰的海员总数达到了25万之众。相比之下，葡萄牙只有大约300艘的航运船队，海员总数仅4000人。经过60年的商业竞争和武装冲突，荷兰终于在17世纪后半叶打败了葡萄牙，控制了好望角，使其成为东西方贸易的枢纽。在其巅峰时代，荷兰东印度公司拥有15000个分支机构，贸易额占到全世界总贸易额的一半。悬挂着荷兰三­色­旗的10000多艘商船游弋在世界的四大洋之上，荷兰成为商业资本主义世界的核心。

荷兰贸易的爆炸­性­增长，对金融服务产生了极大需求，1609年成立了世界上第一家国家银行——阿姆斯特丹银行。

阿姆斯特丹银行成立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规范当时十分混乱的金融行业。当时阿姆斯特丹的金融行业存在着两大圈子，一个是从安特卫普迁移来的犹太银行家群体，另一个是基督徒为核心的本土银行家集团。犹太银行家从事的主要是其传统的看家本领：货币兑换、票据贴现、吸纳存款和发放贷款，这些业务中存在的一个重大问题就是各种利率差异极大，管理混乱。

“建立（阿姆斯特丹银行）这个机构的主要原因不是提供信用，而是防止肆无忌惮和四处蔓延的货币兑换以及票据贴现过程中存在的过度投机，从而（为贸易）提供高效率和稳定的兑换贴现服务。她（阿姆斯特丹银行）的关键点是其公有­性­质而非私人拥有或管理的机构。”\[3\]

阿姆斯特丹银行在其成立后的一百多年中，大大促进了荷兰贸易的发展，巩固了荷兰作为世界贸易中心的地位，创造了荷兰空前的繁荣和富裕。一些巨富家族随之而兴起，霍普家族就是其中突出的代表。

亨利·霍普

29日06:01

霍普家族祖上是苏格兰的贸易商人，后来在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和鹿特丹经营航运、仓储、保险和信贷业务，主要是在鹿特丹有偿组织教友派信徒移民新大陆和经营阿姆斯特丹的奴隶贸易。前者每移出一名教友派信徒，教会需向其支付60盾费用，后者海上奴隶运输过程中待遇极糟，造成平均16%的死亡率。在整个七年战争期间（1756~1763年），霍普家就是靠这种投机生意发了大财。

七年战争之后，霍普家族进入国际金融领域，为瑞典、俄国、葡萄牙和巴伐利亚安排政府贷款，牵头组织英荷银团承销这些国债，霍普自己从中抽取5%~9%的佣金。家族同时专注于贷款给西印度的种植园主，获得蔗糖、咖啡和烟草作为回报，然后在阿姆斯特丹市场上出售。因霍普家给予葡萄牙王室大量贷款，葡萄牙特许霍普经营巴西的钻石贸易，从而使阿姆斯特丹成为欧洲钻石贸易的中心。\[4\]

霍普家最重要的客户就是俄国女皇凯瑟琳大帝，同样因为霍普给予沙皇政府大量融资贷款，凯瑟琳大帝授予其俄国进口蔗糖的独家代理权，同时代理俄国粮食和木材的欧洲贸易。通过经营商业和金融业务，霍普家当时几乎成为全欧首富，其势力所及，不仅控制荷兰东印度公司和西印度公司，还与其英国主要同盟者组成英荷银团，以金融力量影响欧美各国的政治与外交事务。

从1779年开始，亨利·霍普出任霍普公司（Hope & Co保┑恼泼拧1786年，亚当·斯密将其传世巨著《国富论》的第4版专门题献给亨利·霍普：

“在这第4版我原本没做任何形式的改动。然而现在我发现我有义务向阿姆斯特丹的亨利·霍普先生致谢。关于阿姆斯特丹银行这样一个十分有趣而重要的主题，我能获得一些独到而广博的信息全要归功于这位先生。在他帮助我之前，阿姆斯特丹银行的账户资料信息不能让我满意，甚至令人难以理解。这位先生的尊姓大名在欧洲如此显赫，不论是谁从他那里得到这样的信息都会感到无上的荣幸。我的虚荣使我非常想对亨利·霍普先生致谢，这样我就可以荣幸地把它附在拙作的最新修订版之前，作为对拙作最好的广告。”\[5 \]

能够与霍普家族建立商业合作关系，在当时的欧洲银行家圈子中，就意味着拿到了通向财富和权力的通行证。弗朗西斯·巴林就是其中的幸运者之一。

结盟霍普家族：巴林傍上了欧洲第一富豪

29日06:01

弗朗西斯外表冷漠，­性­情沉静，遵守诚信，逐渐在金融业界赢得了极大的信誉，他的生意也在拿破仑战争中长足进步。到1771年，弗朗西斯已经被任命为皇家汇兑保险协会（The Royal Exchange Assurance）的董事，皇家汇兑保险协会又与霍普家族关系密切，正是这个职位给弗朗西斯打开了与霍普家族的合作之门，成为发展壮大自己的重要契机。

霍普家族此时正试图在英国发行一笔债券以开拓英国市场，而弗朗西斯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迅速行动，将霍普家族价值15000英镑的债券发行事宜处理妥当，自此两家惺惺相惜，结为同盟。法国银行家约翰·马利特（John Mallet）就此事评论道：“霍普家族所深为震动的，不仅在于巴林展现出的热忱和执行力，更在于巴林卓越的信誉和充沛的资源。从那一刻起，巴林家就成了霍普家重要的朋友之一。”到1790年时，威廉·霍普对由于工作繁忙而迟迟未能向弗朗西斯写信表示歉意：“亲爱的先生，我们之间的通信就像家庭通信一样亲密，事实上这种亲密关系是建立在您也以同样的态度对待我们的基础上的。”\[6\]

此后每当霍普家族有人造访伦敦时，总是住在巴林家。到1796年，霍普家族的合伙人与弗朗西斯·巴林的女儿结婚，两个家族的联姻标志着霍普—巴林同盟最终形成。

1794年1月，亨利·霍普写信给弗朗西斯：“我觉得英国与荷兰素来交好，同气连枝，我在英国（巴林家）逗留时，如同在家中一样。”\[7\]不过一年之后，时局的发展就验证了亨利·霍普这番说辞。1795年法国革命军开进荷兰，霍普家族仓皇出逃，避难伦敦。在巴林家族的运作之下，英国皇家海军派出炮舰为其护航。弗朗西斯之子亚历山大·巴林奉命一直留守在霍普银行的办公室直到法军军靴响彻阿姆斯特丹之际，方才撤离返回伦敦。

到1802年亚眠和约签订，欧洲战事暂时告一段落，霍普家族准备返回阿姆斯特丹重­操­旧业。1802年家族银行终于重新开张，而大部分资本仍然掌握在巴林家族手中。此时亚历山大已到美国发展，他违逆其父老巴林的意志，恋栈美国不愿再回荷兰与霍普合作。后来时局发展证明了亚历山大确有先见之明。不久欧洲战事重开，法军再次开进荷兰，霍普家族在荷兰的财富受到重大损失。到1813年，霍普家族已经徒有其表，巴林家族新掌门亚历山大仅以25万英镑就盘下了霍普家族的生意，只是考虑到两家的紧密关系才没有彻底吞并霍普家族的产业。霍普家族在巴林的羽翼下，作为巴林的主要贸易伙伴继续存在。至此霍普家不再成为一支独立的金融力量，两家实质上合二为一。

“红顶商人”：金权入股政权

30日06:01

巴林在与霍普结盟之后，生意一日千里，实力壮大之余，已经开始将目光转向政界。在1786年，弗朗西斯给兰斯道恩侯爵（Lansdowne，前谢尔本伯爵）写信：“我主要关注三件事情：一为本家族产业，二为公共事务，三为东印度公司……”此时他的目光已投向东方的英帝国的殖民事业，他已敏锐地发现了其中蕴含的无限商机。

1787年弗朗西斯在给皮特首相的海军秘书亨利·邓达斯（Henry Dundas）的信中，力陈与荷兰订立商业条约的好处：“荷兰以贸易立国，可帮助我们的产品扩大在印度市场的销路，这对我国是非常有利的。除此之外，还可以在政治上给予我国有力支持，因为我们两国根本理念同出一脉，利益互补。就我国而言，首要利益就是帝国本身的长治久安，其次为贸易利益；而荷兰的重要利益同样有两点，其一为东印度群岛之垄断权，其二为贸易利益。两者的根本利益不相冲突且经济互补­性­强，应维持战略合作关系。”\[8\]这封信表面上是为国家利益考虑，而其背后隐含的霍普—巴林同盟的特殊利益已经昭然若揭。

而真正将弗朗西斯引入政坛的是约翰·邓宁（John Dunning）。邓宁时任兰开斯特公爵领地的首席大律师，他与伊萨卡·巴雷（Issac Barre）上校是密友，这个巴雷在1782年曾任皮特首相的主计大臣，此三人“桃源三结义”，以皮特首相的财政大臣兰斯道恩侯爵为靠山，组成令旁人望而生畏的三巨头同盟。

邓宁帮助弗朗西斯进入政界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已身陷债务陷阱无力偿还，从1783年开始，弗朗西斯每年为他偿还5000英镑的巨额债务，时间长达6年之久。

在三巨头的运作下，英国首相皮特把弗朗西斯奉为上宾，在塞内加尔奴隶贸易、土耳其外交、直布罗陀驻军、海关改革等问题上全面听取弗朗西斯的看法，而弗朗西斯将自己家族的商业利益与英国的国家利益“有机地”整合在一起，在符合政治正确的同时，不断将自己做大做强。

巴林家族在政坛上的耕耘终于获得回报。他们与政府部长们的紧密关系和相互信任，使得政府合同的大蛋糕经常光顾巴林家族。其时正值美国独立战争，北美战事吃紧之际，前方将士补给严重不足，巴林受托承担为前线提供后勤支持的重任，兰斯道恩侯爵更为其争取到军粮供应的美差。巴林以其卓越表现为英国纳税人节省了7万英镑，而自己获得一厘的佣金收入，共获利11万英镑。1780年，英国政府试图寻找某一银行家族为其北美战事融资，且这一银行家族最好以自身财力，或者其客户和外部投资者的财力承购战争公债。这是一笔高风险高回报的生意，弗朗西斯瞅准机会果断出手揽下了这笔承销业务，在1780~1784年之间共在北美战争债券上赚取了19万英镑。数目似乎不多，但也足以满足政府的胃口并在英国政府面前树立了良好形象。政府了解并且信任巴林，他们喜欢弗朗西斯而且尊重他的能力，总觉得好像欠他某种东西。这种感觉会帮助巴林获得更多的政府合同。

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英国频繁发动战争，军费开支巨大，国债发行量急剧攀升。这使巴林等银行家族在承销战争债券的过程中大发横财。1799~1815年，巴林家族在16年中有12年担任英国国债的主承销商，狂赚了19万英镑。巴林家族的声誉在伦敦金融城达到了巅峰，各国发行公债纷纷找上门来。\[9\]

1797年3月，正值欧洲反法战争进行得如火如荼之际，葡萄牙的巴西亲王来到伦敦，寻求筹集资金120万英镑。他打算以巴西的钻石和鼻烟生意的利润做抵押进行贷款，如果这些抵押还不够的话，就再加上“富庶的岛国莫桑比克”。弗朗西斯对此很感兴趣，但还是先征求了皮特首相的意见。皮特答复道“在葡萄牙国运多难之际”，他对这笔贷款不抱热情；不过如果巴林以私人公司的身份给予融资的话他也不反对，但是官方不会支持。考虑到皮特的意见，巴林只好放弃了这个机会。

转眼到了1801年，葡萄牙人急需大笔融资以支付巨额战争开销，贷款问题再次浮出水面。这次皮特首相暂时去职，弗朗西斯决定甩开政府单­干­。弗朗西斯告诉其婿、霍普家族合伙人皮埃里·雷波切尔（Pierre Labouchere）：“在这个多事之秋，我们不应该再跟部长们商榷葡萄牙贷款的事，你也知道，那些大臣们对国际融资的事多半也是一知半解。”

在弗朗西斯的指示下，皮埃里·雷波切尔和乔治·巴林被派往里斯本商谈贷款合作细节。这两位仁兄坐着驴车一路颠簸好不容易赶到里斯本，然后发现谈判过程本身和他们糟糕的旅途一样难熬。皮埃里·雷波切尔抱怨说这些葡萄牙人“不停地变换谈判文本，而且都是些我根本不懂的文字，简直把我搞得晕头转向”。到1802年又有几位犹太银行家也赶到了里斯本加入争夺合同的战团，不过乔治·巴林报告说“这些犹太人虽然堪称劲敌，但也不必过虑，他们财力不济，出不起我们能出的价钱”，最终这笔大单还是落到了巴林—霍普财团手中，其中巴林负责承销500万荷兰盾。

赚了钱之后，老巴林开始认真考虑成为“红顶商人”的必要­性­。银行家的声誉不佳，给社会公众的感觉始终是刻薄商人的形象，只有成为政治家才能成为统治阶级的一员，并可将家族事业的基础建筑在牢固荣誉的基础上。下定决心之后，弗朗西斯通过运作花了3000英镑，不出意料地当选下院议员，并且，在随后的150多年里其家族一直保有议会议员的席位。

跨越大西洋的人脉网络

30日06:01

弗朗西斯很早就洞察到美国市场未来的重要­性­，早在1774年他就与美国费城的托马斯·维灵（Thomas Willing）和罗伯特·莫里斯（Robert Morris）建立起商业伙伴关系。托马斯·维灵后来成为美国第一个私有中央银行——美国第一银行（Bank of United States）的董事长，罗伯特·莫里斯更是美国最著名的银行大家族之一，美国立国的主要设计者之一。这些重量级的人脉关系对于巴林家族后来在美国的业务发展起到了关键­性­作用。

18世纪末，法国大革命造成的混乱局面使得巴林家暂时将业务重心转向北美。1795年，美国驻里斯本公使戴维·哈弗雷斯（Dāvid Humphreys）与北非柏柏尔人政权（北非海盗）谈判美国商船在地中海的自由航行问题，急需用钱。美国政府要巴林家族代为发行价值80万美元的6厘国债，而在一个月后巴林家就为美国筹得20万美元，解了里斯本公使的燃眉之急。时任美国驻英公使的鲁弗斯·金（Rufus King）为此专门写信给巴林，祝贺其“以慷慨的­性­情和熟练的手法帮助哈弗雷斯在如此重要的行动中取得成功”。并说道：“我已经写信给我国财政部长告知您的事迹，并将要求他与我一样保证合众国政府将对您在这件事情上起到的重要作用保持良好印象。”\[10\]

当时，美国与法国之间的冲突一触即发，巴林家族出资45万美元为美国购得1万条滑膛枪和330门加农炮，这在当时足以装备一支大军。到18世纪结束的时候，巴林家族虽然还不是美国政府指定的欧洲代理人，但是一旦美国人需要从欧洲筹钱，总是会去找巴林。

巴林认为在法国大革命造成欧洲形势不稳的情况下，美国股市将成为欧洲投资者的一个安全的避风港，于是组织英国投资者大举进军美国股市。到1803年，外国投资人持有的股票占美国股市总市值（大约3200万美元）的一半。英国投资人投资美股，而美国又要将分红汇去英国，这就造成了一张紧密的跨大西洋的金融网络，居于这个网络中央枢纽的正是巴林家族。

托马斯·维灵从1790年起就成为巴林家族的忠实盟友，成为巴林家族在美国的金融代理人。至此巴林成为美国政府的正式代理人已经水到渠成。美国驻英大使鲁弗斯·金告诉巴林，美国政府决定委任“具有头等荣誉和稳定­性­的英国银行家族”为代理人，定期“给予大陆会议巨额融资”，并且资助美国派驻各国的外交使团。这类工作通常都很麻烦，并且佣金收入也微不足道，但是由此获得的声誉却是无价之宝。1803年巴林家族正式被任命为美国政府在英国的金融代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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