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嘉绒这个地区来说，盘热所率的大军是为佛教文化的传播扫除了障碍，廓清了道路。

舞台已经搭好，当幕布徐徐开启时，谁将成为这出戏剧的主角？

如果历史尚未开始，如果让未来学家、星相学家做出无数种可能­性­的预测。但当一切都成为历史，无数的可能演变成唯一的现实。所以，在这出中世纪结束蒙昧的戏剧中，聚光灯下只有一个主角，他就是被吐蕃王室流放到嘉绒中心大渡河流域的佛教宁玛派高僧毗卢遮那。

毗卢遮那在被迫的状态下被推到前台。

我曾经特别想追溯出他从拉萨一路辗转来到嘉绒的道路，但岁月久远，群山里只有鸟迹兽踪，这位大师流放辗转的路线巳经无迹可踪了。

现在只知道他被流放到嘉绒，最先到达的是促浸。促浸是大河之滨的意思，即今天阿坝州境内的金川县，解放前，是国民党四川省政府辖下的大金县。公元七八世纪，这是嘉绒地区文化与农耕最为发达的地区。

传说毗卢遮那还未到达促浸，才崩氏命令当地军事长官加害于他的书信已经先期抵达。

和西藏、拉萨相比，海拔度两千上下的大金川河谷是一个湿热难当的地方。刚刚抵达的毗卢遮那被投人了更加湿热的地窑里，与毒虫和癞蛤蟆为伍。毗卢遮那瑜伽功力深厚，这些毒虫并不能伤他一分一毫。当地的军事长官想出一条又一条计策，但都不能危及毗卢遮那的­性­命与身体，更不能动摇他坚定的信念。他高深的功力引起了人们普遍的崇拜。

正在这时，赤松德赞要当地军事长官保护毗卢遮那的命令文书又到达了。

毗卢遮那获得了自由。

获得自由的毗卢遮那在嘉绒大地上漫游，是一个苦行僧的形象。

他必须是一个苦行僧的形象。

那时的嘉绒在宗教方面完全是苯教的一统天下。如果说，在西藏，藏族的本土宗教虽然几经反扑，总的趋势却是在节节败退。但在嘉绒地区、却正如日中天。可以说，毗卢遮那在这里处于一种比在西藏宫廷中更为危险的境地。但是，作为一个嘉绒人，我从来没有听到过什么对毗卢遮那大师不利的传说。

嘉绒人都说，是大师给我们带来了文字。而文字给我们的眼睛与心灵带来了另一种光明，黑夜都不能遮蔽的光明，一种可以烛见到野蛮与蒙昧的光明。他来到嘉绒，就在大渡河上游，岷江上游的崇山峻岭间四处云游，也许是吸取了在西藏传法时的经验与教训，他在嘉绒地区传法不是辩驳，不是批判，不是攻击，甚至也不宣讲，而是用无声的方式展示。在今天，我们已经很难区分这种展示中显露出来的有多少是教法的吸引，又有多少是因为人格的感召。正是用了这种方法，他才一改在西藏与苯教徒激烈对抗的局面，以一种更接近藏族本土宗教的理念与形式传播佛教，获得了当地笃信苯教的嘉绒民众的拥护与爱戴。他建立寺庙，译经说法，在较大范围内传播了创制不久的藏语文，使各说各话的部落共同的交流有了一个依凭，有了一种共同使用的官方语言。

从他经过地方留下的遗迹来看，更多的时候，毗卢遮那都在山间修行。其中最广为人知的是一个他曾面壁修行的山洞，位于距马尔康县城十余公里查米村附近，梭磨河岸边山坡上的葱郁茂盛的森林中间。这个山洞就叫做“毗卢遮那洞”。洞中石壁上几个隐约模糊的印痕，据说是他面壁修炼时留下的掌印。至少，前去朝圣的当地民众中的大多数对此是深信不疑的。至今朝拜之人络绎不绝。

在这个高大轩敞的­干­燥山洞中，还竖着一根直径一尺多，高有六七米的带根树­干­。当地民众传说，毗卢遮那在嘉绒传法期间，也曾出山去四川盆地中的峨嵋山传经说法。回来时，所拄的拐杖放在洞中，自行发芽生根，茁壮成长。

今天，这树­干­也是修行洞中的神奇之物，朝拜此洞的百姓往往会刮下一点木屑，加人煨桑的烟火中，说是可以求得大吉大利。

梭磨河从这个地方顺势而下，与可尔因、杜柯河在陡峭雄浑的花岗岩石山下相会。再流向前文提到的金川（促浸）方向。更加浩荡的河水一路向下游奔街而去，而我却转身过桥，在北岸溯大渡河的另一条上源杜柯河而上数十公里，到达一个被许多巨大的核桃树包围的小镇：观音桥。观音桥是名叫绰斯甲的地区的中心。

直到20世纪50年代初，绰斯甲土司还依靠苯教势力进行政教合一的统治。一直是苯教势力的一个大本营，但在那些巨柏耸立的山间，仍然流传许、多有关毗卢遮那大师讲经传法的故事。在不止一个花岗石岩洞里，留下了镌刻的经文，留下了手掌脚印之类似是而非的神迹，留下了许多优美的传说。

毗卢遮那弘传的是藏传佛教中最古老的派别宁玛派。宁玛派僧人最为重视密法的修炼，而对显学的研究则相对弱化。

在西藏，最初是显学的大师如寂护被藏王赤松德赞迎请到吐蕃弘传佛法。寂护是印度佛教自续中观派出身，是佛教大乘显宗的正统。他人藏后为藏王及民众宣讲“十善法”、“十八界”、“十二因缘”，向他们灌输佛教的基本义理，但他过于学院派，过于经典化的方式，直接导致了传法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