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藏汉混血很多代，且基本不通藏语的人家里，我听了更多不得要领的传说。这些传说在文化上更靠近的不是藏族，而是汉族民间的那种东西了。

好客的主人取来一大块猪膘，把一把刀Сhā在上面时，我从背包里取出从丹巴县城带来的两瓶白酒，倒了一大碗。碗在围着火塘的几个男人手里传了起来。猪膘与刀子传到我手里，我切下一大块，用刀尖挑着，在火上烤得滋滋冒油，油滴到火里，火苗蹿起来，把这一圈人的脸都照成铜­色­的了。火塘里的火，要比头顶吊着的那盏被烟熏黄的电灯更加明亮。

酒过三巡，好几块猪膘已经下到了我的肚里。

主人说：“真没有看出来，哥哥还真是我们这个地方的人。”

这时，屋外一阵拖拉机响，不一会儿，一个穿着牛仔服的青年人走了进来。

这是主人家上过高中，却没考上大学的儿子回来了。

主人问今天找到货拉没有。年轻人翻了翻眼睛，说，跑了一趟，但路塌方，中途空车回来，一分钱没挣到。他端起酒碗灌了一大口酒，却再没有往下传，酒碗就放在了他的面前。现在，这种文化败落的乡村里，正在批量出现这种乡村恶少。我也是因了酒的缘故，从他面前端过酒碗，大喝了一口，再递到他父亲手上。

这个青年人就发作了。他像刚发现我一样，一双瞪大的眼睛狠狠地盯过来。我的眼睛没有退让，也不能退让。

他的眼睛让开了，又喝了一口酒，说：“你要去什么地方？”

我说：“赞拉。”

“赞拉？”

他父亲说：“就是小金。”

他说：“小金有什么了不起，那天几个小金收药的人过来，叫我们狠狠打了一顿。”然后，他又说了许多威胁的话。他看看我的背包和相机，说，“听说北京和成都有人闹事，现在到处都设了卡子。”

他把我当成从大城市来的人了。他父亲无法制止住这个撒野的、仇恨城市人的小子，只是对我说：“他喝醉了，不要理他。”

我收拾了背包准备离开这户人家，他又提出了另一个问题：“公路塌方了，班车都不通了，怎么样，明天我用拖拉机送你去小金，给两百块钱就行了。”

我当然不会接受这种讹诈。最后，是他父亲将他从屋里赶了出去，而把我留在了他的家里。第二天醒来已经晚了，这家人除了一个从昨天晚上到现在只是微笑、一言不发的老人，都巳经出去做事了。他给我端来一碗茶，用藏话说：“上路的时候，躲着我家那野小子一点。”

我说：“我不怕他。”

老人指指自己的耳朵，说：“我早就听不见了。”

我只好笑笑，和他告别，上路了。两个小时后，我回到丹巴。在招待所里铺开纸写我那篇叫做《野人》的小说。写得闷了，就下了招待所前曲折的石阶，到车站转转。那里依然很安静，树荫静静的，时间就消消停停地团身在里面，一点也不想延展的样子。

于是，又回到招待所写我的《野人》。

那些年里，我特别喜欢在路上的旅馆里写短篇小说。在若尔盖，在理县，在隔丹巴县城不到五十公里远的小金县城。写完这篇小说，虽然路还没通，但我应该上路了。

漫游中的写作，在我25岁之后，与30岁之前那段时间，是我生活的方式。那时，我甚至觉得这将成为我一生唯一的方式了。

我又上路了，目的地就是五十多公里外的县城小金。

临行前，我给曾是同事和领导也是朋友的小金县委书记侯光打了一个电话。他告诉我说，等我出发走到一半路程叫新桥的一个乡，那里就没有塌方了。他还特别叮嘱，叫我到乡政府打电话给他，在那里吃顿饭，接我的车就到了。

当夜，听着吹过整个县城上空的风声，我很快就睡着了。

睡着之前，我口里念出的却是小金县城以前的名字：赞拉。

走过了那些村落

在今天叫做小金的赞拉与叫做大金的促浸，是包围着莫尔多神山的一个广大的群山耸峙的地域。

两个地域由一条叫做小金川的河流和一条叫做大金川的河流汇聚到一起。两条河流在我正在离开的丹巴县城边汇聚到一起，才有了大渡河的开始。

这两条河流及其众多的支流养育了藏族文化中独具一格的嘉绒文化群落。

早上的空气湿润而又凉爽，我沿着小金川河岸向小金进发。

两个小时后，我再一次经过前些天到过的叫做岳扎的小村寨，再次经过莫尔多神山脚下。

大河两岸，都是望不到尽头的高大群山。群山都­祼­露着坚硬的岩石骨骼，岩石缝中的灌木都显得隐忍而坚强。

孤独而虬曲的松树站在高高的岩岸上。

走了很长时间，这大河两岸的景­色­依然没有一点改变，好在这是个天上浮满薄云的好天气。这种天气是适合赶路的。于是，我走过一个又一个村落。

两三层的房子因为平顶也因为四周高大雄浑的山峰而显得低矮，房子都由黄泥筑就或石头砌成很厚的墙，因此都显出很坚实的样子。过去，部落战争横行，再后来，中央政府设立了各级政府后，却又是土匪横行的时代。于是，这些寨房无一例外都只开着枪眼般的小窗户。在那些时代，这些寨房本身就是一个又一个的堡垒。一个村子，总是这样十几座几十座堡垒般的房子攒聚在一起，不仅形成了一个个生产上自给自足的群落，也形成了一个个武装的自我防卫的群落。但在20世纪50年代初那最剧烈的社会动荡过后，这些村落就只是一个又一个的基本行政单位与生产群落了。

这些文化交汇带上的村落在一切将被破坏殆尽的时候，终于迎来了和平。

和平带给这些村落的最大的变化就显现在窗户上，过去枪眼般的窗户越来越轩敞。这一带村落自乾隆年间史无前例的那场大战以后，被汉文化同化的趋势越来越强。所以，那窗户也多半是照了官方修建的乡政府窗户样子，卫生院和派出所窗户的样子，一个长方形中分出双扇的窗门，每只窗门装上三格玻璃。三格玻璃大多是那些有政府机关的砖瓦房子，而这些农家的窗户却多是接近正方形的两扇两格玻璃的窗子，这种窗户倒是与农家房屋那种朴拙的样子十分相配。

我不知道当建筑史学家考察社会变迁时，会不会特别注意到房屋的眼睛——窗子——的变化。但在这个地方我是特别注意到了这种变化。

写到这里，我又想起了一件往事。一件属于1979年的往事。

那时，我作为一个师范学校的实习生到一个偏僻的乡村学校实习。

到校的第一天，校长找我谈话，要我到从中心校出发要步行大半天路程的一个村子里建一所学校。校长很严肃，因为这个村子里从来没有建立过学校。校长说我将是这所学校的创始人，也是这所学校的首任校长，并且在刚刚走上工作岗位的时候，就自己领导自己。

严格说来，我将去建一所新学校的地方应该不叫一个村子，因为二十多户人家散居在一条二十多公里长山沟两边的原始森林中间。

但是，这时的村子并不是一个自然村落的意思，而是一个最基本的行政结构。

记得当时校长准备给我的建校经费是500元人民币。他把我带到乡政府，与乡长见面。乡长把文书叫来，文书写了条子，郑重地盖上乡政府的大印，呵着气把印油吹­干­了，封好信封交给我，说，交给村支书，他会安排劳动力来建学校。那几百块钱，只要交到村支书手里就可以了。而现在我所以回忆起这件往事，其实是与窗子有关。

从乡政府回到学校，校长叫来兼任着保管员的嘎西老师，让我领两扇窗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