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走在前面的他忽然回过头瞥了我一眼，依然是那种能把人心看透的眼神，犀利而迅速。我还未有足够的时间躲开以显示自己的矜持，他已经掉头走了，他的书包甩在肩上，带子一晃一摇的。那是个下坡路，从这里看去，就像地平线一样神秘。他的走远，也就像消失一样真实，不容置疑。

以前，还有以前的以前，我从没注意过他有这样­干­净的眼神。几次简短的接触，都是因为雪的缘故。我一直觉得，他对我来说，比陌生人还要陌生，就像空气一样——但奇怪的是，有些人的存在就像空气一样虚无，却又不可缺少。

我们经常搭同一班车上学。奇怪的是，虽然这路公车那么多的车次，但不管我几点钟上车，都能在角落里看见他的身影——一只手勾着书包搭在胸前，另一只手则拉着扶手，稳如泰山地站着，即使有位子也不坐。

我还是很刻意地与他保持着距离。尽管我们的校服让全车厢的人都知道我们的目的地一致。可我暗自下决定，只要他不开口打招呼，自己也决不开口。不过，自那次差点坐错站后，他也一直没有再主动跟我说过话。

就这样，高考在越来越热的初夏中到来。

考完英语的那个上午，因为时间还很早，所以车上并没什么人。他在左边拉着扶手，我在右边拉着扶手。公车停下，我们中间的乘客站起来，下了车。

两个人都杵在那里不动，便引来了旁边乘客诧异的目光。我试探地望向他，想让他坐下。头一偏，却对上那熟悉的、夹杂着淡淡的嘲讽和无顾忌的犀利的眼神。于是，我那到了嘴边的话也咕咚地咽下去。片刻后，站在前排的一个人走过来，穿过我们中间，坐在那个位子上。

很多年后想起来，原来不管走到哪里、不管在做什么，我们中间都隔着至少一个人的距离。真的，我们再也没有靠得更近。

高考结束后，我们青春年华中最美丽的三年过去了，成为了历史。

妈妈问我有什么愿望，比如旅游，比如购物。我买了一大把发卡和缎带，找了家发廊把头发烫成大大的卷、染成红­色­。

我要庆祝的东西太多了，不用再为数学要死要活，还可以随心所欲地穿自己喜欢的衣服。

因为我已经成年了。

所以，妈妈在看到我烫头发、打耳洞、穿吊带背心和低腰裤，不但没说什么，她还建议我搭配红­色­的细带子凉鞋。

茜伶打来电话约我逛街，我好好地打扮了一番才去赴约，还涂了鲜红­色­的指甲油在脚趾上。

茜伶看到我，吃惊得不敢认。她一直都是很漂亮的女孩，我从来没看到她对哪个同­性­的外表露出吃惊的表情。

我嘿嘿地笑，说：“­干­什么，不认识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