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Drooping Sunflowers

文张亦霆

图徐钦敏

那个人，我们都叫他毛主席，他去了很多年了，但我们还是有很多机会可以见到他：天安门正对国旗的画像，各种书籍，电视台的纪录片，或者­干­脆去天安门对面那个叫做纪念堂的地方，在那里我们似乎并不觉得是在看一个死人，原因很简单，因为他是毛主席。

我们大家都是凡人，饭一顿一顿地吃，觉一夜一夜地睡，有一份工作可以朝九晚五地无论怎样做点什么，有一间屋可以在不工作的时候待在里面胡乱搞点什么。（当然，凡人之间也有差别，有人吃得好，有人吃得差，有人睡得香，有人做噩梦，有人开奔驰，有人开步走，但这些都不算本质的差别，就像不管住别墅还是破草屋，反正一样都是胡乱搞点什么。）

毛主席也是凡人，他也要吃饭，睡觉，也有一份工作，就是当主席。他住得比我们好一点，这很正常。他团结紧张，严肃活泼，谈吐风趣，爱吃辣椒，他还是当时最好的诗人，大家都读他的诗，还把他写的文章背下来。事实上，我们把他说的每一句话都背下来了，因为它们在生活中的重要­性­，就像普照大地的阳光，每一天都用得上；事实上，我们都认为他本人就像太阳一样，然后，我们都管自己叫向日葵。不知道毛主席当年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看人并被人看，会不会觉得晕，那是十几万个被比喻成向日葵的年轻人，他们不停地跳着，“毛主席万岁”的喊叫声就像来自几万部轰轰作响的机器。这时从天安门城楼上往下看，看不到一个具体的人，但是能看到一个群体。组成这个群体的每一分子都有着惊人的一致­性­，汇合起来就成了一个令人震惊的群体，它看上去是如此令人震惊，以致会使人误以为它可以具有一切可能­性­。从这个群体里往天安门城楼上看，也看不到一个具体的人，但是能看到一个穿军装的人影，他就是毛主席，没有人会把毛主席想得很具体，因为没有人的想像力可以发挥到那个地步，我们最多只能像向日葵想象太阳那样，想象毛主席就像太阳那样无所不能。一个具有一切可能­性­的群体向着无所不能的毛主席发出令人心惊胆战的欢呼，毛主席威严／慈祥／欣慰地微笑着举起一只宽厚的大手，在空中频频挥动，有时那只手会轻轻一顿，短时间地停在空中，说时迟，那时快，具有高度职业敏感的小个子摄影师刚好按下快门，是的，在当时，一切就是那么天衣无缝。

也许，毛主席确实不是凡人。或者说，我们实在不愿把他当作凡人。就像F4的fans不愿把仔仔当作必须吃喝尤其拉撒的凡人一样，是我们让毛主席在同样的理想化氛围中羽化而登仙。

但是我们就不去多管仔仔的事了，我们接下来要说然而，理想似乎永远是现实的童年。在现实中，一共有两个毛主席，一个照常（并不是经常）出现在天安门的画像、书籍、纪录片和水晶棺里，以官方的身份延续其影响；另一个毛主席则经常在交通拥挤的民间无微不至地注视着我们，他被写在真真假假的毛家菜馆的招牌上尾码以红烧­肉­，或者挂在计程车司机的后视镜上神情饱满地悠来荡去，他为书商做广告，比如“毛主席最喜爱的XX书”之类，他还在潘家园旧货市场待价而沽，摊主守着他的主席像章、陶瓷塑像和邮票，与有此嗜好的收藏者尔虞我诈，最后皆大欢喜或一拍两散。

我们正在谈论谁？有社会主义特­色­的市场经济普及教材？有一定价值的收藏品？有文化含金量的形象代言人？南海观世音菩萨？

大概过了三十岁的人都有机会明白一点所谓爱情，那就是当狂热与激|情烟消云散之后，你可能会很迷茫，也可能，偶尔一个人傻笑一下：呵，原来不过是这样！转而悲哀的是，你会认为以前的理想化初衷全盘都错，你很快开始调侃你曾愿意为之付出一切的东西，你还会争取作一个犬儒，以冷漠卫护你疲弱的神经。然而真正悲哀的是，从集体的理想化，到集体的犬儒，从昨天的向日葵，到今天的傻子瓜子，所有的配方和工序原来只是百年老店之一脉相承。

这就是为什么每当我路过天安门广场，看到端庄慈祥的主席画像的时候，总会把那些在电视上拿腔拿调的所谓特型演员拨拉拨拉让他们站好：哼，高的高矮的矮胖的胖瘦的瘦，一点也不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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