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到北京不是去旅游，关键是我后面这个人。”高支书从头上取下头盔，用手抹了抹脸上的汗，指了指身后的张家辉说。

“对不起呀，给村里和高支书添麻烦了。”张家辉听高支书这样说，不好意思地顿时红起脸来。

“张家辉，你还好意思说，你在北京去这么多年，高支书去了，你不留他玩几天，这尽给村里添麻烦。”张主任说。

“世诚兄弟呀，这你就冤枉我了，我在北京虽然卖了几年苦力，手上没有积蓄，支书去了，我还是热情的，我留他都留不住。”张家辉一边往村部办公室走一边叫屈地说。

“张家辉确实诚心诚意地挽留我，我没有同意，这时候北京城管得紧，到哪儿都不方便，还没有回来自由，村里事又多，我就回来了。”高支书进屋后，一边喝着茶一边说。

“到底怎么回事？”张主任问，他坐在一张办公桌前，手里拿着一支笔还不住地写着。

“你让张家辉自己说吧，这种事以后还是要少发生。”高支书说着脸就­阴­沉下来。

“世诚兄弟，这件事说起来也不全怨我，怨就怨现在的老板都太黑，晏丰年他不坑我，我也不会去上访。”张家辉没有看支书的脸就开始说。

“晏丰年是谁？”张主任问。

“他是我县北水关乡的一名老板，一直在北京从事建筑业。你们也知道，前几年，我在家混不下去了，就去了北京，在北京，东一­棒­槌西一榔头也没搞住事。去年，经人介绍我去了晏丰年的建筑工地。当时我向他要工钱75元一天，他只出60元，我没有同意。最后他连哄带骗地说我在工地先搞，说工程完工了，效益好，不会亏待我。我想我们是老乡，虽然不在一个乡，也是一个县的，他不会骗我的，所以，我就在他工地­干­了三个多月整整一百天。可是，工程完工后，找他算帐仍是按每天60元结算，其余15元，他说没有这回事，你说100天，整整1500元他不给我，他不是说没这回事，就是躲着不见我，没办法，我只好去找国家信访局讨个说法。”他讲这些话时，很激动，脸红得像猪肝，脖子上的青筋一根根暴出。

“你和晏丰年签合同了吗？”张主任说。

“没有。”张家辉说。

“没签合同，你找他要钱，有证据吗？”张主任问。

“没有证据，我们有约定。”张家辉说。

“有约定中个屁用，这个社会是法制社会，办事都讲法律，讲证据。你们出去打工，应该签个劳务合同，这样才有说服力。”张主任说。

“晏丰年太黑，所以，我去信访局讨个说法。”张家辉理直气壮地说。

“你讨到说法了吗？说法没讨到，人还差点弄进号子里去了。”高支书冷冷地说。

“怪就怪现在是关键时期，北京对信访管理得太严，我上了信托的当。”张家辉不好意思地说。

“什么是信托？”王平安不解地问。

“在北京城里，尤其是在天安门、新华门和国家信访局的大门口，有一些专门为上访人员服务、办事的人，只要给他们一部分钱，他们什么事都帮你办，包括到哪些部门找哪些人。他们鼓励你上访，说现在地方政府就怕我们上访，只要一上访，尤其到北京上访，政府的头头怕上级追究责任，什么问题都能解决。”张家辉侃侃而谈。

“张家辉，你还有脸说，你知道你这次去为1500元上访，花去我们村多少钱吗？我和金书记的来去开支就是两千多，县委群工部驻京办事处的冯书记说给国家信访局消号费四千元，还请市委群工部驻京办事处的人吃饭花去了近千元，再加上你从北京回来的车费及开支，你的一个上访花去了我们村近万元的开支，你说我们亏不亏，我们村一年的转移支付才三万元，你就把我们弄去了三分之一。”高支书痛心地说。

“高支书，讲句良心话，我可没想到是这个结果。要不是你亲自到北京去了，我才不会回来呢，我一直找到国家信访局让他们协调晏丰年把钱给我。”张家辉说。

“你混蛋，你还在找，你再找，把我们村里这点转移支付都找进去了！”高支书生气地说。

“高支书，你别生气，我既然答应你，在中央举办建国六十周年纪念活动期间不去北京，我一定做到。不过，这个关键时期过去了，我肯定去找，不能便宜了晏丰年这小子，他跑到野外国，我也要把他欠我的钱一分不少地要回来。”张家辉说。

“你家辉，我劝你别再去国家信访局，你一去就给我们添乱，现在信访实行‘属地管理’原则，你是哪里人，就由你所在的地方政府把你弄回来，尤其像你这样越级上访和非正常上访的人，管理得更严。其实，你和晏丰年之间的劳务纠纷发生在北京，晏丰年又不是我镇我村的人，管我们什么事？而你是梅花人，刚才你也听支书说了，你这次上访只是为了1500元，却害得我们村里搭上了近万元，值不值？不值。”听张家辉这个口气，国庆节后他还要去北京上访，我连忙Сhā话说。

“董书记，你听我说，这一千五百元对你们来说可能不算什么，可是对我们一个民工来说用处就大了，在北京，这就是我三个月的伙食费，他不给，我找谁要这伙食费？”张家辉说。

“算了，你再别去信访了，你这一千五百元，我们村里给你出了。”想想高支书和金书记这次去北京来回开支和高支书在北京接张家辉的遭遇，我权衡了一下，便自作主张地说。

“那怎么行？又不是你们村欠我的钱，我不能要。”张家辉说。

“你不能要，就不能再去北京上访！董书记说的这个意见，已经把你当作人了，你别不装人！”高支书说。

“那真是这样，就便宜了晏丰年这小子。在这里，多谢董书记和高支书你们了，我向你们保证，我再不去国家信访局上访了，不过，晏丰年这小子在北京我再遇到他，一定不会放过他。”张家辉愤愤地说。

“高支书，你手上还有没有钱，如果没有，我先把这一千五百元垫上付给张家辉。”我说。

“没有钱了，前天在你手上拿的一万块钱，这次到北京都花光了。”高支书为难地说。

于是，我从手提包中数出一千五百块钱付给了张家辉，张家辉收了钱，向我打了一张收条，连连说“谢谢”就回去了。

张家辉走后，王平安责怪我不该表态把钱给了他，张主任虽然没有吭声，但也有点不高兴的样子。看到这个尴尬局面，高支书却开口说话了，“我认为董主任这样做比较对，你们不知道到北京接信访人员那个味多难受，走到哪里，市、县驻京办事处的人就训到哪里，说我们一不是二不是，好像我们镇、村做错什么事似的。其实，张家辉与晏丰年的经济纠纷，与我们镇、我们村有什么关系，最终结果是一个‘属地管理’原则，把板子打在我们头上，我们有什么办法？张家辉上访，这还算好的，有的上访人员去了北京，当地政府派去接访的人还要陪吃、陪住、陪玩，不解决问题，任凭你怎么做工作，他都不会听话的。我们如果不把这钱给张家辉，他如果再去北京打工，顺便再到国家信访局去上访，我们花的钱就不是这些了。”

“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说张家辉这次占了便宜，下次说不定又去北京上访。”王平安说。

“他敢！他再去上访，我打断他的腿。”高支书忿忿地说，“他以为我这个支书是吃软饭的！”

张主任、王平安都没有接高支书的话。

之后，我们几位又对上午陈局长来梅花村对敬老院选址的事和第二天要召开新农保筹资动员会的事进行了商量。商量的结果是：镇政府和县民政局把敬老院建在梅花村，村“两委”热烈欢迎，并给予大力支持，但要占用村部房子，镇政府至少要给予不少于十万元的补助，具体谈判由高支书负责；新农保筹资动员会按原计划进行，具体由我和王平安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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