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队要塞，来了一个孩子。当时，有关叛军间谍无孔不入的谣言到处都是，孩子的到来引发了一连串的­骚­乱，最后发现……

我现在尽可能回忆出来的这个故事，就是少校说给我听的那个。

这是一八六二年冬天的事，那时我是个司令官，驻守在康涅狄格州新伦敦特伦布要塞。跟在前线相比，那里的生活算是枯燥的了；可任何地方有任何地方的好，我们也不是那么无聊的——没有什么重大事件发生，并不代表我们的大脑就要变成个空壳子。就说这么件事吧，那时候的北方，谣言满天飞——传言说，街上那些鬼鬼祟祟的人都是叛军的间谍，他们要把北方的要塞全炸掉，旅馆全烧掉，还要把带传染病的衣服送到我们这里，这件事你该记得吧？对我们来说，这算是刺激的了，我们的无聊生活全靠它打发呢。还有呢，我们那里其实是个招募新兵的地方——这就意味着，我们根本不可能把时间用在打盹、做梦，或者无所事事地东游西晃上。唉，我们看得再严，每天还是有一半的新兵，刚来的当天晚上就落跑。参军的补贴可是个大收入，所以啊，一个新兵就算把两三百块钱拿给看守他的人，让他逃走，剩下的，对于一个穷人来说，也算是不小的一笔财富了。总而言之，我就是想说，日子也不是那么难打发的。

有一天，我自己在营房正写东西，忽然有个孩子闯进来。这孩子看上去十四五岁，一张脸煞白，衣服穿得跟乞丐似的。他倒挺懂规矩，先冲我鞠了个躬，才说：

“这里是招新兵的地方吗？”

“对啊。”

“长官，能收下我吗？”

“啊呀，你的年纪和个头都不够啊，孩子。”

我的话一定让他失望了，可能不仅是失望，他简直灰心了。他垂头丧气地转身，像要走了一样。顿一顿，他又把脸扭过来，说话的语调我现在想起来都心酸：

“我没有家，也没有亲人，真希望你能收下我啊！”

这怎么可能呢？我只好把语气放得温柔点儿，跟他说明白。然后我把他叫到火炉这里来，让他坐下烤烤火，还问他：

“我这就做东西给你吃，饿吗？”

我没听到回答，也根本就不需要回答；瞧他那双水汪汪的眼睛，透着感激，比说话都明白。他就坐在火炉那儿，我还接着写我的字，时不时悄悄瞅他一眼。看得出来，他的衣服鞋子，虽然脏得跟从垃圾堆里捡出来的似的，又破烂不堪，可是看剪裁质地，都是上乘货。真是引人深思啊！还有呢，他说话柔和动听，眼神沉稳忧伤，态度有礼，措辞文雅——这孩子一定是家里出了什么变故。我的兴致上来了。

我边想边写，写着写着就把这孩子给忘了。我也不知道过了多久，偶尔一抬头才看见他。孩子背对着我，可我能看见他的侧脸——那里有一行泪，正往下淌。

“哎呀，坏了，”我想，“居然把他忘了，这小可怜还没吃饭哪！”我只好为自己的粗心大意道歉，说：“来吧，孩子，和我一块儿吃，今天就我自己。”

他那双水汪汪的眼睛啊，又这么感激地看了我一眼，表情变得开心起来。走到餐桌那儿，他又手扶椅背立正站好，直到我坐稳了才坐下。我举起刀叉——唉，我只好就这么举着，因为这孩子虔诚地低着头，开始做餐前祈祷。我忍不住地想叹口气了，我也想起了我的老家，我的童年，这些­干­净的、对我来说永远神圣的记忆，还有我的信仰，它们都已经渐行渐远了。说起信仰，对于一颗受过伤的心来说，没有什么是比这更好的药方了，它不只是药，还可以抚慰我的心，让我不再苦闷，重新燃起希望，可这些都跟我无关了。

吃饭的时候，我还看出来，小威克鲁——哦，他叫罗伯特·威克鲁——知道餐巾的用法；他还知道——唉，总之，看得出来，他受过良好的教育，具体的就不多说了。他还很坦诚、单纯，这一点我喜欢。我们谈了些话，主要是关于他的；弄明白他的来历一点儿都不难。他是在路易斯安那长大的。说到这里，我更可怜他了，这个地方我也住过，密西西比河的入海口，那一带我都熟。那些地方都很合我的心思，我离开也不久，所以时常还会关注那里。就连从他嘴里吐出来的那些名字，我听着也过瘾——就因为过瘾，所以我专门把话题往这里扯，好让他多说。什么巴顿勒什啊，帕勒括明啊，德纳斯维勒啊，六十米点啊，伯尼廓尔啊，大码头啊，开罗顿啊，轮船码头啊，汽划子码头啊，新奥尔良啊，朝勃特勒街啊，斜堤啊，好孩子街啊，圣查里斯旅馆啊，迪普利圆场啊，贝壳路啊，彭彻特兰湖啊，最让我高兴的是，我还能听到“李将军号”啊，“纳彻斯号”啊，“日蚀号”啊，“库德玛将军号”啊，“丹可·肯纳号”啊，这些一度很熟的汽艇名字。这感觉就跟重新回到那里一样，真过瘾啊！这些名字，把这些东西的样子全都带到我眼前来了。­干­脆说吧，小威克鲁是这么回事儿：

他曾经住在巴顿乐什附近的一个农场上，农场产量丰富，属于他们家已经五十年了。他和父亲，以及有病的姑母住在一起。他的父亲因为维护联邦统一，备受排挤，尽管如此，仍不放弃。最后，一个夜晚，一些蒙着脸的人点火烧了他的房子，一家三口只好离开了那里。经历了被人日夜追赶、穷困、饿肚子，以及流离失所中的一切艰难以后，生病的姑母终于经受不住生活的折磨，离开了人世。那一天雷雨交加，她像个乞丐一样死在野外，没有遮蔽，雨水直接打在她身上，头顶雷声轰轰作响。没多久，一队全副武装的士兵捉住了他的父亲。小威克鲁在一旁苦苦央求，可士兵们还是当着他的面把他的父亲勒死了。讲到这儿的时候，孩子的眼神黯淡下来，他喃喃地低声自语：“就算不能当兵，那也没关系——我总能想出主意——我总能想出主意。”勒死他的父亲后，这些人立刻对他说，如果一天内不离开，他就要倒霉了。夜晚，他偷偷跑到河边的一个农场渡口，藏在那儿，直到“丹可·肯纳号”停靠过来。他游过去，在这条船后面带的一只小艇上藏起来。这是条夜行船，一晚上开出了三英里，天还不亮，就到了新奥尔良以外的一个大码头。威克鲁悄悄爬上岸，走了好长一段路，才来到好孩子街，找到他的一个叔父。在这个叔父家里，总算可以不用再受居无定所的苦了。但这个叔父和他的父亲一样，也维护联邦统一，没过多久，这个人就决定，还是不要待在南方了。他不声不响地收拾了行李，带着小威克鲁，乘帆船离开了那儿，来到纽约。他们住在阿兹德旅社。在那里，小威克鲁有过一段愉快的时光，他常去百老汇溜达，见识了很多在南方没见过的北方特景。但世事无常——无常往往意味着变故，这位叔父本来兴致挺高，慢慢地却垂头丧气起来，而且个­性­变得古怪，暴躁易怒，总是说，钱只出不进——“这样下去，能养活一个人就不错，更别说还有一个了”。直到有一天，威克鲁一早醒来，发现他不见了。孩子马上到账房去问，得到的回答是，前一天晚上叔叔就把账结了。旅馆里的人推测，他应该是去了波士顿，可是没有证据，谁也不敢肯定。

孩子孤苦无依，不知该怎么办好，思前想后，还是觉得应该找找他的叔父。他想搭轮船，可来到码头才知道，他荷包里的这点钱，根本就买不到去波士顿的船票——但能买到去新伦敦的票——所以他决定先去新伦敦，并向上帝祈祷，希望能走完剩下的这段路。现在，他在新伦敦已经闲逛了三天三夜，饿的时候就向人讨点儿吃的，困了就在哪个地方随便睡会儿。这样挨到现在，他都有点儿绝望了，既没了胆量，也不再期盼什么。他只希望能到部队里当个兵，就感激涕零了。要是不能当兵的话，那他当个鼓手够不够格呢？啊，如果给他这个机会，他宁可豁出命，也要回报这份恩情！

这就是小威克鲁的经历，可能有点出入，我尽可能回忆，把他的话复原出来。我说：

“这下不用愁了，孩子，这里的人都会是你的朋友。”他一听，一双眼睛闪闪发亮！我让人叫约翰·瑞本上士过来——他老家是海德阜的，现在还在老家待着，你可能认识——跟他说：“瑞本，把这个孩子送到军乐队去吧。好好照看他，别让人欺负他，我想让他当个鼓手。”

到此为止，这个环绕要塞司令和未来鼓手展开的场景就该落幕了，可我还是老想着这个可怜的孩子。我时刻留意着他，希望他一天比一天快乐，但我的心思好像白费了，时间过去这么久，他一点儿变化都没有。他从来不跟别人扯到一块儿，魂不守舍的，不知道在想什么，而且总是一副忧伤的表情。一天早晨，瑞本请我跟他单独谈谈：“您别怪我，司令，有些话不说不行了，军乐队的兄弟都快急疯了。”

“啊，怎么了？”

“就是小威克鲁，司令，他快让弟兄们烦透了，您绝对想不到。”

“哦？你接着说，他怎么了？”

“这孩子总在祈祷，司令。”

“祈祷？”

“对啊司令，这家伙没完没了，一队人都跟着他不得清净。起床第一件事儿就是祈祷，到了中午还是祈祷，晚上——啊，简直就是魔鬼附身！弟兄们想睡觉？不可能！只要他那虔诚的祷告开了头，可就折腾起来了。从乐队长开始，接着号手头儿，再来低音鼓手，他挨个儿祈祷，甚至还领着他们跟他一块儿祷告，非得全队的人都过个遍儿才算完。全神贯注的程度，让你觉得他好像不久于人世了，一定要找个乐队跟他一块儿升天才开心，所以在好好儿地给自己挑队伍，选些可靠的人，到了天上，一奏国歌，也能配得起天堂的庄严。唉，司令，就算冲他扔靴子都不能让他停下来，房间里乌漆黝黑，他又不肯光明磊落，每次都跑到大鼓后边儿跪着。所以啊，就算大家约好了一块儿拿靴子扔他，人家还是无动于衷——不慌不忙，照样祈祷，好像我们在给他叫好似的。弟兄们­干­脆喊起来，‘快闭嘴！’‘消停消停吧！’‘把他毙了！’‘把这小子拖出去！’这也没用，他简直像灵魂出窍了，理都不理你。”瑞本沉思了一会儿，接着说：“其实他是个傻乎乎的乖孩子，每天早晨一起床，先把一地的靴子一双双整理好，各归各位摆回去。弟兄们拿靴子扔他太多次了，所以谁穿什么靴子他全知道，闭着眼睛都能把它们收拾好。”

瑞本又沉思起来。我强忍着不打断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