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蹭在母亲面前想搭个话，我手里洗着一只从食品店后院捡来的装臭豆腐的坛子。我说我和同学学会了做腌萝卜­干­，等天晴了我的意思是即使刘苏子到我们家了，也不用担心冬天的菜不够吃。

母亲盘腿坐在炕沿上不说话，她很少这样节约自己的嘴。她闭着嘴表情庄严，眼眶子乌青的，像两枚生了锈的铜钱。

我有点不屈不挠。我说，刘苏子有八块钱的抚养金，粮票和布票都够用

母亲换了一个盘腿的姿势说，怎么，这么早就想男人了？

我突然窒息，脸红成猪肝。母亲一句话就能把人说死啊。我提起这只坛子，不知道该向哪里扔去。

我没想到，我母亲恶言恶语是想告诉我，我们的家庭也自身难保。

紧接着是大快人心日，粉碎四人帮。中国要拨乱反正，我的家庭也要­阴­阳大裂变。

首先是父亲在科学的春天里揭竿而起，他卷起自己的行李搬到学校去住。父亲这一举动，在我的面前树立起了高大男子汉的形象。我的父亲不是个窝囊废，我的父亲男不跟女斗，要斗就一举中的，一次到位。

国家决定恢复高考制度，父亲担任了高中的数学老师。母亲呢，坚持一贯的果断和决绝，她屹立在­肉­案前对着一块五花­肉­说，什么样的运动老娘没见过，这一点小风浪想把老娘掀翻过？牛蹄窝里能呛死人吗？真是蚍蜉撼树谈何易！她从腰里解下油渍渍的的大围裙朝窗户扔出去说，旧的不去新的不来，豆芽下饭，哼，多大的一碟菜。正好有人来买­肉­，她­操­起板刀剁下一块带骨­肉­说，这是一斤，不信你约约。对人民群众和蔼可亲，这是我的阶级觉悟。一刀下去说一斤不九两，这是我的业务水平，不服气怎么着？

在以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想起母亲这个人的时候，逐渐有了一种认识，母亲其实是一个了不起的女人。在当时那种情况下，母亲已过不惑之年，弟弟在劳教所，我是猪­肉­贴不在羊身上，母亲敢离婚。母亲带着不屑一顾的表情，三下五除二地和父亲办了离婚手续。父亲是个优柔寡断的人，真正办手续的时候其实他有些迟疑。父亲把我叫到一个墙角里，对我说，绸子，爸爸和妈妈离婚你同意不同意。你要是不同意，爸爸就不离了。我盯着爸爸的眼睛看，直到他躲开我的眼光。我边抽身走开边冷漠地说，你们从来就不该结婚。当时离婚还是一件极不容易的事情，手续很麻烦。母亲拉起父亲的手，过五关斩六将，最终到办事处领离婚证书时，人家还以为他俩是一对来登记结婚的情侣。她不知道从哪里搞来一包北京杂拌儿散给熟人，她说结婚的时候连糖都买不起，现在给大家补上。

不出三个月母亲就和一个平反的右派结为秦晋。她用组织补发给右派的三千元钱办了一个体面的婚宴。三千块钱在当时是个什么概念啊。

在国营食堂三十元钱的酒席包了五桌，当时最有名的一道菜是鱼香­肉­丝。大家第一次听说这个菜名，只是吃完了还没找着鱼，于是便愤愤然，说这是什么国营食堂，竟敢对工人阶级和知识分子相结合的崭新夫妻偷工减料。母亲一高兴，就为自己的新房拟了一副对联：拨乱反正春风来，吹得梅花二度开。母亲的这副对联，一度曾经成为我们这个镇子上所有二婚家庭的新房对联。后来母亲的第二任丈夫搞五号病研究全国知名了，县志里记述了这位从我们县走向全国的科学家，其中说到他平反昭雪后获得了爱情，就提到这副对联。婚礼上大家让新夫妻讲恋爱经过。右派说，我下放到这里，在这里吃了苦。现在平反了，我想在这里得到甜。我佩服妻子的人品，她是一个心地善良大公无私的人。我会善待她和我们的两个孩子，他们是我们的明天祖国的未来。大家报以热烈的掌声，有文化的人就是不一样啊。右派的这几句话无疑是很有份量的，受到激励的母亲急不可耐的站起来说，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我的丈夫用他的科学和智慧支援我们县的社会主义建设，我要向他学习，做好后勤兵，与他手拉手肩并肩建设四个现代化，为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奋斗终身。大家报以更加热烈的掌声。我们镇子上的人不禁打心眼儿里佩服我的母亲，她是我们镇子上最有本事的女人，最会理论联系实际的女人。过去她和她的数学丈夫学习数学，她算的一笔好账啊，一斤三两五的猪­肉­，四毛六一斤，她脱口就能算出六毛二。现在他和她的科学丈夫学习科学，要一起实现我们全人类的最高目标共产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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