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病情所限，所以我早晨起来的时间由妈妈来定，也就是说妈妈什么时候喂完了猪、做完了饭，我就什么时候起来。

妈妈把我“弄”起来，然后站在我身后，我靠在妈妈腿上，妈妈弯下腰给我穿衣服。穿上衣的时候，我只能自己把手伸进左袖，右胳膊需要妈妈把手伸进我衣袖里，把我右胳膊拽进去。

穿完衣服，妈妈把我从被上抱到垫子上——这是一个三四厘米厚的海绵垫，外面包着粉红­色­的面儿。坐上去后，我先看看几点了，妈妈有时活儿多，有时活儿少，所以我起来的时间有时是7点多，有时是6点多，也有时都8点多了……看钟的时候我常想：这一天又重新开始了，我又拥有了几十个小时，我将怎样度过这些时光才对得起妈妈为我穿衣，从垫子上抱到被上，从被上抱到垫子上的劳累……

妈妈去给三哥穿衣服，我就看看报纸。我订了全年的《 中国剪报 》，它平常有8版，月末增刊8版，我最爱看的是《 新书博览 》。我无法去书店，《 新书博览 》弥补了这一遗憾，有了它我便等于把书店搬回家。

胳膊支在小桌上，十几分钟我就受不了了，于是靠在墙上，把身子坐正，弯一弯发直、发酸的胳膊，把目光移到面向南方的窗户，一来休息一下，二来回味刚刚读过的东西。

妈妈给三哥穿完衣服了，抱起他，把他抱到用褥子叠成的垫子上。三哥往垫子上坐并不是件简单事，这需要妈妈反复给他挪来动去，直到他坐得舒服为止。三哥坐好后，像往常一样，让我把他的手抬到他膝盖上——我用左手中指牵住三哥的右手食指，往上一悠，便把三哥的手抬到他膝盖上了。

三哥坐在垫子上，有时会向我讲他昨夜的梦，有时是昨天看的电视节目，有时也会沉默不语。我平时话很少，早晨起来话就更少了。

“倒水，我给他俩洗脸。”妈妈高嗓门对爸爸喊。妈妈反反复复给我和三哥擦脸来回走了七八趟，仅就这一件事，就让妈妈走了这么多路，这一天下来，妈妈真的是很累的。

这边妈妈给我们擦脸，那边爸爸已把饭菜捡上桌了。为了我们吃饭方便，桌子都放在我和三哥眼前，我喂三哥饭时正好用右手。因为我的手也没劲（ 手感到没劲儿是在最近两三年 ），所以吃饭时我都是用勺子。

吃完饭再看会报纸，我就该­干­正中之正的事了——写作。

写累了，我就用右胳膊支着炕，往后靠着墙看会儿电视。在电视节目里，我最爱看新闻、文艺、记录片、文献片，而三哥则最不爱这些。我们常因此发生争执，别的事我可以让着三哥，可在看新闻节目上我是毫不相让的。这时三哥就会说：“啥意思，跟你也没关系。”对三哥这些话我就当没听见，还是不错眼珠地看我的新闻。

平时没事的时候，我就会和三哥一起拿出我们积攒和收集的硬币。我们只收集1元和5毛的硬币，硬币的来源是大哥那儿，大哥家开小卖店，一有硬币大哥就给我们送来。将多个1元的硬币放在手上，利用手指的伸屈让硬币之间发生碰撞，发出清脆的声音，听着有一种满足和惬意的感觉……

我和三哥有一个同样的爱好——爱听歌。我们特别爱在下午听歌，尤其是日头偏西、阳光温暖而朦胧的时候。对陈星的歌我们最情有独钟，我们更容易感受到他歌中那独自一人飘泊在外的无奈与伤怀。也许这是因为二哥在外飘泊而我们与二哥心灵相通的缘故吧。

我们正听着陈星的歌，爸爸把桌子搬过来了，一看钟已快晚5点了，每天吃饭的时间都不一样，有时早有时晚。左手拽住录音机拎手，右手支住炕，我用力将身向后墙一靠，吃力地把录音机拽过来，要不放桌子碍事。录音机可真沉，我拽了好几下才拽过来。

吃完饭我拿来一本书看，而三哥爱看电视，吃完饭他就让妈妈打开电视机，我把遥控器放在小箱子上，对准电视右下角，然后三哥让我换台我就换台，看什么都是三哥说了算。

想想这个彩­色­电视来得是多么不容易啊！它是二哥用在辽宁拼搏一年所挣来的钱买的。买电视的时候，爸爸是反对的，因为家里钱紧，又是二哥，又是善良的二哥看到我们在家寂寞，于是毫不犹豫地拿出自己一年收入的积蓄给我们买电视（ 那时正是二哥艰难拼搏的时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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