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在以­色­列、约旦边境苦等时，由于两国海关都告示严禁旅客携带任何食品，我们在骄阳、蝇群中饥饿难忍。与约旦海关商量，到他们的职工食堂买了一些粗面饼包生黄瓜，一人还分不到一个，当然不解决问题。夜间抵达安曼，只想到任何一个地方去填饱肚子，即便是最粗劣的餐食也不会计较了。对于这个沙漠中的小王国，我们早准备好了承受的底线。但是，车过一条安静的小街，竟然看到了一盏大红灯笼，喜融融的红光分明照着四个篆体汉字：中华餐厅！当时在我们心中，这真是荒漠甘泉。急匆匆冲进去，见到的几个服务生都是约旦人，用英语招待，但我们的嗓门引出了厨师，一开口，地道的北京口音。于是，一杯茉莉花茶打头，然后让我们瞠目结舌地依次端出了：红烧大黄鱼、­干­煸四季豆、蘑菇煨豆腐、青椒炒­鸡­丁！筷子慌乱过一阵，心情才慌乱起来：这是到了哪里？我们遇到了谁？难道是基度山伯爵安排的山洞盛宴，故意要让我们吃惊？举头四顾，只见墙上还悬挂着各种中国古典乐器，又有几幅很大的旧戏照，我和妻子对此还算内行，是《四郎探母》和《春香闹学》，演员面相不熟，但功架堪称一流。直到上面条之前，主角出场了。一位非常­精­神的中国老者，笔挺的身材，黑西装，红领带，南方口音，略带一点四川腔。按照中国人历来打招呼的习惯，我们问他是哪里人，他说是安徽合肥东乡店埠，妻子拊掌而笑，逗引他说了一通合肥土话。他叫蒯松茂，七十一岁，曾是台湾当局驻约旦"大使馆"的上校武官，一九七五年约旦与台湾断交，与大陆建交，他就不回台湾了，留下来开中国餐馆，至今已有二十五年。我问他，像他这样身份的人为什么选择开餐馆？他说，既然决定不回去了，总要找一件最适合中国人做的事，做其他事做不过当地人。但真正开起来实在寸步难行，在约旦，哪里去找做中国菜的原料和佐料？幸好原来使馆一位上海厨师也不走了，帮助他，厨师退休后由徒弟接，现在的几位厨师都是从大陆招来的。二十五年下来，这家中华餐厅在约旦首屈一指，又在阿联酋开了一家等级更高的分店，生意都很红火。连侯赛因熖ㄍ逡牒笙 国王和王后也到这里来用餐，满口称赞。顾客八成是约旦的阿拉伯人，二成是欧美游客，中国人极少。他一边说，一边习惯地用餐巾擦拭着盘子，用眼睛余光注意着每个顾客的具体需要，敏捷地移过去一只水杯、一瓶胡椒。我问："这么晚了，你自己吃过晚饭没有？"他说："侍候完你们再吃。"他轻松地用了"侍候"两字，使我们无颜面对他的年龄。但奇怪的是，他的殷勤一点也没有减损他的派头。派头在何处？在形体，在眉眼，在声调，在用词，在对一切顾客的尊重。我又问，在这么僻远的地方居住几十年，思乡吗？这是一个有预期答案的问题，但他的答案出乎意料："不，不太思乡。对我来说，妻子在哪儿，哪儿就是家；对妻子来说，从小与她相依为命的阿姨在哪儿，哪儿就是家。我们非常具有适应­性­，又好交朋友，到任何地方都不寂寞。我们天天闻到从中国运来的蔬菜食品的香味，各国客人到我这里来品尝中国菜，我是在异国他乡营造家乡。""怪不得你还搜集了那么多中国传统文化的记号。"我指了指满墙的乐器、戏照，说。"戏照用不着搜集，那是我妻子。"他赶紧说明。"你太太？"我有点吃惊，"她的表演姿势非常专业，怎么会？""跟她母亲学的。她母亲叫姚谷香，艺名姚玉兰，杜月笙先生的夫人。""这么说，你是杜月笙先生的女婿？"我问，他点头。这种发现，如果是在上海、香港、台北、旧金山，我也就好奇地多问几句罢了，不会太惊讶，但这儿是沙漠深处的安曼！于是，不得不冒昧地提出，允不允许我们明天到他家拜访，看望一下蒯太太？蒯先生眼睛一亮，说："这是我的荣幸，我太太一定比我更高兴，只是家里太凌乱、太简陋了，怕怠慢。"一九九九年十一月四日，约旦安曼，夜宿Ａｒｗａｄ旅馆&nbsp&nbsp

把伤痕当酒窝

在安曼串门访友，路名和门牌号都没有用，谁也不记，只记得哪个社区，什么样的房子。要寄信，就寄邮政信箱。这种随意状态，与阿拉伯人的­性­格有关。但这样一来，我们要去访问蒯先生家，只能请他自己过来带路了。他家在安曼三圆环的使馆区，汽车上坡、下坡绕了很多弯，蒯先生说声"到了"，我和陈鲁豫刚下车，就看到一位红衣女子迎过来，她就是蒯太太，本名杜美如，谁也无法想象她已经七十一岁高龄。他们住在二层楼的一套老式公寓里，确实非常朴素，就像任何地方依旧在外忙碌的中国老人的住所，但抬头一看，到处悬挂着的书画都是大家名作。会客室里已安排了好几盘糕点，而斟出来的却是阿拉伯茶。杜美如女士热情健谈，陈鲁豫叫她一声阿姨，她一高兴，话匣子就关不住了。她在上海出生，到二十岁才离开，我问她住在上海杜家哪一处房子里，她取出一张照片仔细指点，我一看，是现在上海锦江饭店贵宾楼第七层靠东边的那一套。正好陈鲁豫也出生在上海，于是三人交谈中就夹杂着大量上海话。我们感兴趣的，当然是早年她与父亲生活的一些情况；她感兴趣的，是五十年不讲的上海话今天可以死灰复燃，曼延半天。以下是她的一些谈话片断，现在很多不了解杜月笙及其时代的读者很可能完全不懂，但我实在舍不得在地中海与两河流域之间的沙漠里，一个中国老­妇­人有关一个中国旧家庭的絮絮叨叨。"我母亲一九二八年与父亲结婚。在结婚前，华格镍路的杜公馆里，已经有前楼姆妈沈太太、二楼姆妈陈太太、三楼姆妈孙太太，但只有前楼姆妈是正式结婚的，她找到还未结婚的我母亲说，二楼、三楼的那两位一直欺侮她，为了出气，她要把正式的名分作为一个礼物送给我母亲。我母亲那么年轻，又是名角，也讲究名分。一九三一年浦东高桥杜家祠堂建成，全市轰动，我母亲坚持一个原则，全家女眷拜祖宗时，由她领头。那年我两岁，我母亲生了四个，我最大，到台湾后，蒋家只承认杜家我们这一房。"父亲很严厉，我们小孩见他也要预约批准。见了面主要问读书，然后给五十块老法币。所以在我心目中他很抽象，不是父亲，父亲的教育职能由母亲在承担，而母亲的抚育职能则由阿姨在承担。后来到了中学，家里如果来了外国客人，父亲也会让我出来用英语致欢迎词。有时我在课堂上突然被叫走，是家里来了贵客，父亲要我去陪贵客的女儿。母亲一再对我说，千万不要倚仗父亲的名字，除了一个杜字，别的都没有太大关系，要不然以后怎么过日子？这话对我一辈子影响很大，我后来一再逃难、漂泊，即使做乞丐也挺得过去。"父亲越到后来越繁忙，每天要见很多很多客人。一九四九年五月十九日才急匆匆从上海坐船去香港，在船上已经可以看到解放军的行动。他还仔细地看了看黄浦江岸边的一家纺织厂，他母亲年轻时曾在那里做工。在香港他身体一直不好，因严重气喘需要输氧，但又不肯戴面罩，由我们举着氧气管朝他喷。母亲问他现在最希望的事是什么，他说希望阿冬过来说话，阿冬就是孟小冬，母亲就答应了。父亲还就这件事问过我，我说做女儿的是晚辈，管不着。后来他就与孟小冬结婚了。父亲去世后孟小冬只分到两万美元，孟小冬说，这怎么够……"陈鲁豫打断说，我们谈点愉快的吧，譬如，你们两人是怎么认识的？这下两位老人都笑了，还是杜美如女士在说："那是一九五五年吧，已经到了该结婚的年龄，我们几个上海籍女孩子到南部嘉义玩，参加了一个舞会，见到了他。但我是近视眼，又不敢戴眼镜，看不清，只听一位女伴悄悄告诉我，那位白脸最好，她又帮我去拉，一把拉错了，拉来一位正在跟自己太太跳舞的男人……当然我最后还是认识这位白脸了，见了几次面，他壮着胆到我母亲那里准备提婚，正支支吾吾，没想到母亲先开口，说看中了就结婚，别谈恋爱了。原来她暗地里作了调查……"蒯先生终于Сhā了一句话："我太太最大的优点，是能适应一切不好的处境，包括适应我。""是啊，"杜女士笑道，"我遭遇过一次重大车祸，骨头断了，多处流血，但最后发现，脸上受伤的地方成了一个大酒窝！"我们一看，果然，这个"酒窝"不太自然地在她爽朗的笑声中抖动。她五十多年没回上海了，目前也没有回去的计划，而不回去的原因却是用地道的上海话说出来的："住勒此地勿厌气。""厌气"二字，很难翻译。她说，心中只剩下了两件事，一是夫妻俩都已年逾古稀，中华餐馆交给谁？他们的儿女对此完全没有兴趣；二是只想为儿子找一个中国妻子，最好是上海的，却不知从何选择。她把第二件事，郑重地托付给我。我看着这对突然严肃起来的老夫妻，心想，他们其实也有很多烦心事，只不过长期奉行了一条原则：把一切伤痕都当作酒窝。酒有点苦，而且剩下的也已经不多。祝他们长寿，也祝约旦的中华餐厅能多开几年。一九九九年十一月五日，安曼，夜宿Ａｒｗａｄ旅馆&nbsp&nbsp 电子书 分享网站

人生的最后智慧

回安曼的第一件事，是去瞻仰前国王侯赛因的陵墓。本来，现代政治人物不是我这次寻访的对象，但到约旦之后，越来越觉得需要破破例了。几乎所有的人都用最虔诚的语言在怀念他。我们队伍里有一位小姐，在一家礼品商店买了一枚他的像章别在胸前，只想作一个小小的纪念，没想到被一位保护我们的警察看见，这位高个子的年轻人感动得不知怎么才好，立即从帽子上取下警徽送给小姐，一是感谢中国小姐尊重他们的伟人，二是要用自己的警徽来保卫国王的像章，他知道，国王的像章将要做跨国旅行。他们说，当国王病危从美国飞回祖国时，医院门口有几万普通群众在迎接，天正下雨，没有一个人打伞。他出殡那天，很多国家的领袖纷纷赶来，美国的现任总统和几任退休总统都来了，病重的叶利钦也勉力赶来，天又下雨，没有一个外国元首用伞。出殡之后，整整四十天举国哀悼，电视台取消一切节目，全部诵读《可兰经》，为他祈祷。人们尊敬他是有道理的。约旦区区小国，在复杂多变的中东地面，只能在夹缝中求生存。谁的脸­色­都要看，谁的嗓音都要听，要硬没有资本，要软何以立身，真是千难万难。大国有大国的难处，但与那种举手之劳可以被扼住喉管、一夜之间可以被人吞并的小国比，毕竟没有太多的旦夕之忧。侯赛因国王明白这一点，多年来运用柔­性­的政治手腕，不固执、不偏窄、不极端、不抱团、不胶粘，反应灵敏，处世圆熟，把四周的关系调理得十分匀当。可以说他"长袖善舞"，但他甩动的长袖后面还是有主体、有心灵的，人们渐渐看清，他多彩多姿的动作真诚地指向和平的进程和人民的安康，因此已成为这个地区的一种理­性­平衡器。这种角­色­可以做小也可以做大，他凭着自己的教育背景和交际能力，使这种角­色­一次次走到国际舞台中央。结果，世界各国对这一地区深深皱眉，他与约旦，反而成了一条渡桥。这使他由弱小而变得重要，因重要而获得援助，因重要而变得安全。我曾两次登上安曼市中心的古城堡四下鸟瞰，也曾北行到杰拉西（Ｊｅｒａｓｈ）去瞻仰声势夺人的罗马广场，知道这个国家在立国之前，一直是外部势力潮来潮去的通道。山谷间小小的君主，必须练就一身技巧才能勉强地保境安民。我对本地历史知之甚少，但从山势遗迹已可找到这种技巧的印痕，而侯赛因国王，则是方士智慧的集大成者。如果要评选二十世纪以来小国家的大政治家，他一定可以名列前茅。很早以前我们还不知道约旦在哪里，却已经在国际新闻广播中听熟了"约旦国王侯赛因"。这个专用名词几乎成为一个现代国际关系的术语，含义远超某一个国家某一个人。这，正是我非要去拜谒陵墓不可的原因。陵墓在王宫，王宫不是古迹而是真实的元首办公地，因而要通过层层警卫。终于到了一堵院墙前，进门见一所白屋，不大，又朴素，觉得不应该是侯赛因陵墓，也许是一个门楼或警卫处？一问，是侯赛因祖父老国王的陵寝。屋内一具白石棺，覆盖着绣有《可兰经》字句的布幔，屋角木架上有两本《可兰经》，其他什么也没有了。蹑手蹑脚地走出，询问侯赛因自己的陵墓在哪里，我是作好了以最虔诚的步履攀援百级台阶、以最恭敬的目光面对肃穆仪仗的准备的，但不敢相信的事情发生了--就在他祖父陵寝的门外空地上，有一方仅仅两平方米的沙土，围了一小圈白石，上支一个布篷，也没有任何人看管，领路人说，这就是侯赛因国王的陵寝。我和陈鲁豫都呆住了，长时间地盯着领路人的眼睛，等待他说刚才是开玩笑。当确知不是玩笑后，又问是不是临时的，回答又是否定，我们只得轻步向前。沙土仅是沙土，一根草也没有，面积只是一人躺下的尺寸。代替警卫的，是几根细木条上拉着的一条细绳。最惊人的是没有墓碑和墓志铭，整个陵墓不着一字，如同不着一­色­，不设一阶，不筑一亭，不守一兵。我想这件事不能用"艰苦朴素"来解释。侯赛因国王生前并不拒绝豪华，却让生命的终点归于素净和清真。我一直认为，如何处理自己的墓葬，体现一代雄主的最后智慧。侯赛因国王没有放弃这种智慧，用一种清晰而幽默、无虞又无声的方式，对自己的信仰作了一个总结。这次陪我们去的，有一位在约旦大学攻读###教的中国学生马学海先生，他说，我们立正，向他祈祷吧。我们就站在那方沙土跟前，两手在胸口向上端着，听小马用阿拉伯文诵读了《可兰经》的开端篇。我在心里默诵：国王，没想到你以这样一种方式在休息，请接受一个万里而来的中国人的敬意。一九九九年十一月八日，回安曼，仍宿Ａｒｗａｄ旅馆&nbsp&nbsp

你们的祖先

从"复原"了的巴比伦古城回来，大家一路无话，而我则一直想着"楔形文字"。从城墙上见到的现代赝品，联想到四五千年前当地古人的真正刻写。感谢考古学家们在破译"楔形文字"上所作的努力，使我们知道在这种泥板刻写中还有真正的诗句。这些诗句表明，这片土地在四五千年之前就已经以灾祸和离乱为主题。例如，无名诗人们经常在寻找自己的女神：啊，我们的女神，你何时能回到这荒凉的故土？女神也有回答：他追逐我，我像只小鸟逃离神殿；他追逐我，我像只小鸟逃离城市。唉，我的故乡，已经离我太远太远！这是四五千年前从这里发出的柔弱声音。顺着这番古老的诗情，我们决定，今天一定要找一所小学和儿童医院看看。很快如愿以偿，因为这里的当局很愿意用这种方式向外界控诉美、英等多国部队和联合国对他们的轰炸、包围和禁运。孩子总是让人心动。我们走进巴格达一家据称最好的小学的教室，孩子们在教师的带领下齐呼："打倒美国！反对禁运！不准伤害我们！萨达姆总统万岁！"呼喊完毕，两手抱胸而坐，与我们小时候在教室里两手放到背后的坐姿不一样。孩子们多数脸­色­不好，很拘谨地睁着深深的大眼睛看着我们，毫无笑容。鲁豫弯下身去，要前排一个男孩子拿出课本来看看，男孩子拿出来的课本用塑料纸包着，但里边有很多破页。老师在一旁解释说，课本的破页不是这个孩子造成的，由于禁运，没有纸张，课本只能一个年级用完了交给下一个年级用，不知转了多少孩子的手，你看破成这个样子还都那么珍惜，用塑料纸包着。这种细节让我们十分心酸，立即想起在约旦时听一位老人说，见到伊拉克孩子最好送一点小文具。我们倒真是买了一些，赶快到车上取出，每人发点铅笔、橡皮、卷笔刀之类。小小的东西塞在一双双软绵绵的小手上，真后悔带得太少。到­操­场一看，一个班级在上体育课，女孩子跳绳，男孩子踢球。我走到男孩子那边捡起球往地下一拍，竟然完全没有弹力，原来是一个裂了缝的硬塑料球。老师说，这样的破塑料球全校还剩下三个，踢不了多久。我们知道，这是最好的学校，其他学校会是什么情景，不得而知，而在伊拉克，失学儿童的比例恐怕不是一个小数字。问过这里的官员，回答是没有失学儿童，只有少数中途退学。这话显然不真实，只要大白天向任何一个街口望一眼就知道。我们离开小学的时候，就在门口见到两个男孩推着很大的平板车经过。桂平连忙把他们拦住，鲁豫赶过去一问，是兄弟俩，哥哥十三岁，大大方方地停下来回答问题，弟弟则去把两辆平板车拉在路边。这个哥哥头发微卷，脸­色­黝黑，眼神腼腆而又成熟，一看就知道已经承受了很重的生活担子。问他为什么不读书，他平静地说，父亲死于战争，家里还有母亲和妹妹。这个简练的回答使我们都沉默了。我从口袋里摸出两枝圆珠笔，塞在兄弟俩的手上，想说句什么，终于没有开口。是的，孩子，你们可能都不识字，用不着圆珠笔，但你们知道不知道，你们的祖先是世界上最早发明文字的人。在你们拉车空闲时，哪怕像祖先刻写楔形文字一般画几笔吧。这番心意，来自你们东方那个发明了甲骨文的民族。去儿童医院，心里更不好受。那么多病重的孩子，很多还是婴儿，等待着药品，而药品被禁运。病房的每张床上都坐着一个穿黑衣的母亲，毫无表情地抱着自己的孩子。鲁豫想打开话题，问一位母亲："这么小的孩子病成这样，你心里一定……"话没说完，这位母亲便泪如雨下，泣不成声。鲁豫想道歉，但自己也早已两眼含泪。我们想给病房里的每位母亲留点钱，但刚摸出，就被医院负责人严词阻止。我只得走出病房，在走廊里徘徊。走廊里，贴着很多宣传画，都以儿童为题材。一幅的标题是"禁止杀害伊拉克儿童"；另一幅的标题是"记住"，画了一双婴儿的大眼。我心中涌出了很多不同方向的话语，一时理不清楚--我想说，许多国际惩罚，理由也许是正义的，但到最后，惩罚的真正承受者却是一大群最无辜的人。你们最想惩罚的人，仍然拥有国际顶级的财富。国际惩罚固然能够造成一国经济混乱，但对一个极权国家来说，这种混乱反而更能养肥一个以权谋私的阶层。你们以为长时间的极度贫困能滋长人民对政权的反抗情绪吗？错了，事实就在眼前，人们在缺少选择自由的时候，什么都能适应，包括适应贫困；贫困的直接后果不是反抗，而是尊严的失落，而失落尊严的群体，更能接受极权统治。有人也知道惩罚的最终承受者是人民，却以为人民的痛苦对统治者是一种心理惩罚，这也是一种一厢情愿的推理。鞭打儿子可以使父亲难过，但这里的统治者与人民的关系，并不是父亲和儿子，甚至也不是你们心目中的总统和选民。当然，也想对另外一个方面说点话。你们号称当代雄狮，敢于抗争几十个国家的围攻，此间是非天下自有公论，暂不评说；只不过你们既然是堂堂男子汉，为什么总是把最可怜的儿童­妇­女推在前面作宣传，引起别人的怜悯？男子汉即便自己受苦也要掩护好儿童­妇­女，你们怎么正好相反？我想我有权发表这些感慨，以巴比伦文明朝拜者的身份。巴比伦与全世界有关，而眼前的一切，又都与巴比伦有关。一九九九年十一月十三日，巴格达，夜宿Ｒａｓｈｅｅｄ旅馆&nbsp&nbsp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河畔烤鱼

底格里斯河，从第一天凌晨抵达时见到它，心里一直没有放下。已经来了那么多天，到了非去认真拜访一下不可的时候了。夜幕已降，两岸灯光不多，大河平静在黑暗中。没有汹涌，也看不到涟漪，只有轻轻闪动的波光。杂乱的岸草卫护着它，使它有可能不理会历史，不理会身边的喧嚣。也没有看到船。今夜人们对大河的唯一索取，是鱼。我们走进一家几乎没有任何装饰的鱼餐馆，其实是河滩上的一个棚屋，简单得没有年代。鱼是刚刚捕捉的，很大，近似中国的鲤鱼，当地人说，叫底格里斯鱼。有一个水槽，两个工人在熟练地剖洗。他们没有系围单，时不时把水淋淋的手在衣服上擦一下，搓一搓，再­干­。棚屋中间是一个巨大的石火塘，圆形，高出地面两尺。火塘一半的边沿上，有一根根手指般粗的黑木棍，半圆形地撑着很多剖成半片的鱼，鱼皮朝外，横向，远远一看仿佛还在朝一个方向游着。石火塘中间是几根粗壮的杏树木，已经燃起，火势很大，稍稍走近已觉得手脸炙热。杏树木没什么烟，只有热流晃动。那些横Сhā着的鱼经热流笼罩，看上去更像在水波中舞动。烤了一会儿，鱼的朝火面由白变黄，由黄转褐。工人们就把它们取下来，把刚才没有朝火的一面平放在火塘余烬中。不一会儿，有烟冒出，鱼的边角还燃起火苗，工人快速用铁叉平伸进去，把鱼取出，搁在一个方盘上，立即向顾客的餐桌走去。有几条鱼的边角还在燃烧，工人便用黑黑的手把那些火捏灭，或把燃烧的边角摘下，两三个动作做完，正好走到餐桌边。餐桌边坐着的全是黑森森的大胡子，少数还戴着黑圈压住的白头巾或花格头巾，就像阿拉法特。他们伸出粗粗的手指，直接去撕火烫的鱼，往嘴里送。工人又送上一碟切开的柠檬和一碟生洋葱，食客用右手挤捏一块柠檬往鱼上滴汁，左手捞起几片洋葱在嘴里嚼。然后，几只手又同时伸向烤鱼，很快就把烤得焦黄的外层消灭了，只剩下中层白花花的­肉­。这使食客们有点扫兴，便稍稍休息一会儿，桌边有水烟架，燃着刺鼻的烟块，大胡子们拿过长长的烟管吸上几口，扑哧扑哧地。烤鱼两边焦黄的部位又香又脆，很多食客积蓄多时来吃一顿，为的就是这一口。因此，吃烤鱼总是Ｇao潮在前，余下来的事情就是以鱼­肉­果腹了，动作节奏开始变得缓慢。中间的鱼­肉­是优是劣，主要是看脂肪含量，脂肪高的，显得滑­嫩­，脂肪少的，容易木钝，近似北京人说的"柴"。但是，"柴"的鱼­肉­容易成块，滑­嫩­一点的就很难用手指捞取，何况大胡子们的手指又是那样粗。这就需要用面饼来裹了，伊拉克的面饼做得不错，但在这种鱼棚里是不会现摊面饼的，工人们便从一个像行李袋一般大的破塑料包里取出一大叠早就摊好的薄面饼，一失手全都洒落在油腻的泥地上，没有人在意，一张张捡起来，直接送上餐桌。食客一笑，左手托薄饼，右手捞鱼­肉­，碎糊糊的捞不起，皱皱眉再慢慢捞，捞满一兜，夹几片洋葱，一裹，就进了嘴。在现今的伊拉克，这是一餐顶级的美食了。我在石火塘前出了一会儿神，便坐在餐桌前吃了一点。旁边有位老人见我吃得太少，以为我怕烫，下不了手，便热情地走过来用手指捞了一团一团的鱼­肉­往我盘子里送，我一一应命吃下，但觉得再坐下去，不知要吃多少了，便站起身来向外溜达。棚外就是底格里斯河，我想，今天晚上的一切，几千年来不会有太大变化吧？底格里斯河千载如一，无声流淌，而人类生态的最根本部位其实也没有发生多大变化。狄德罗说，现代的­精­致是没有诗意的，真正的诗意在历久不变的原始生态中，就像这河滩烤鱼。又想起以前在哪本书里读到，好像是在阿拉伯历史学家写的书里吧，早在公元六世纪，中国商船就曾从波斯湾进入两河，停泊在巴比伦城附近。那么，中国商人也应该在河滩的石火塘前吃过烤鱼。吃了几口就举头凝思，悠悠地对比着故国江南蟹肥虾蹦时节的切脍功夫。一九九九年十一月十五日，巴格达，夜宿Ｒａｓｈｅｅｄ旅馆&nbsp&nbsp txt小说上传分享

忽闪的眼睛

突然接到当地新闻官通知，今天是巴格达建城纪念日，有大型庆祝活动，如果我们想拍摄报道，可获批准。我们问："萨达姆总统参加吗？"回答是："这个谁也不可能知道。如果来，你们真是太幸运了。"那就去一下吧。由新闻官带领，我们到了离市区很远的一个体育场。看台上已坐满观众，高官们也正逐一来到，主要是穿军装的军官。沿途士兵一见军官不断地做着用力顿脚状的行礼动作，而军官们一下车则一一互相拥抱，用胡子嘴在对方的胡子脸上亲来亲去。他们的高级军官都太胖，但军装设计得很帅气，尤其是帽子，无论是大盖帽还是贝雷帽都引人注目。在花白头发上扣上一顶贝雷帽真是威武极了，连身体的肥胖都可原谅。经过层层岗哨，我们这批人全被当做了拍摄记者，直接被放到了体育场中心表演场地上。同伴们觉得我什么摄影机也没带，又西装笔挺，在人家的表演场地上晃悠三四个小时不是事儿，我觉得这样自由的方位才有意思。忽然看见主席台的贵宾席上有一位先生一边向我招手一边在一级级地往下挤，定睛一看，是中国驻伊拉克大使张维秋先生。张大使执意要我坐到贵宾席去，我则告诉他，在戒备森严的中心我居然能在这么大的草地上自由自在地窜来窜去，求之不得。大使立即明白，笑了笑也就由我去了。今天这么大的活动，外国媒体只有我们一家，再加上韦大军、谢迎、桂平几位都穿着印有"凤凰卫视"字样的鲜红工作服，长长的摄像机往肩上一扛，成了庆祝活动开始前全场最主要的景观。忽听得山呼海啸般一阵欢呼，我以为萨达姆到了，转身一看，哪里啊，原来只是我们的韦大军把摄像机转向了这个方向，这个方向的观众兴奋了。那边又响起了铺天盖地的喧嚣，也没有别的事，只是觉得韦大军在这边停留时间太长，嫉妒了。有一大方阵的荷枪士兵席地而坐，我试探着走进他们的方阵，想拍张照，没想到从军官到士兵都高兴得涨红了脸，当然不是为我，为摄影。有几个等待参加表演的漂亮姑娘你推我搡地来到我们跟前，支支吾吾提了个要求，能不能拍张照，我们一点头，她们就表情丰富地摆好了姿势，快门一按，她们欢叫一声像一群小鸟一样飞走了。她们压根儿没想过要照片，只想拍照。一位坐在看台前排的老太太不断向我示意，让镜头对准她一下，我好半天才弄明白她的意思，这对韦大军来说是举手之劳。事后，她一直激动地向我们跷着大拇指。这种渴望着被拍摄而不想要照片的情景，我们都是初次遇到，甚觉不解。但我又突然明白了，告诉同伴们：这就像在山间行路，太封闭、太寂寞，只想唱几声，却谁也不想把歌声捡回。渴望被拍摄，就是渴望用自己的形象哼两声。萨达姆终于没有来，新闻官解释说他太忙了。庆祝活动其实就是一次广场表演，内容是纵述巴格达的历史。这种广场表演中国早已做得炉火纯青，从场地设计到服饰道具看，这里只够得上中国县级运动会的水平。但是，当他们追溯巴格达的悠久历史，一大群演员赤着脚、穿着旧衣服走过宽阔的表演场地时，你会感到一种从外貌到神情都无可替代的古今一致，两河文明和巴格达的历史，就是这样的脚踩踏出来的。接下来表演远近各国对巴格达的臣服和朝觐，载歌载舞，颇为夸张，估计坐在贵宾席里的各国大使看了会发笑。我怕看到有中国人前来朝觐的表演，结果倒是没有，松了一口气。这时满场早已战鼓隆隆，战争开始了。敌人很多，一拨一拨来，一仗一仗打，我看得清的，是打犹太人、波斯人和鞑靼人。有些仗，不知是和谁在打，赶紧去找新闻官，他很有把握地回答："ｅｎｅｍｙ！ｅｎｅｍｙ！"反正是和"敌人"在打。突然场上好看起来了。一边是一大群剽悍的马队，一边是一大群赤膊的士兵，狭路相逢。马队中先蹿出一骑，围着赤膊士兵奔驰一圈，然后整个马队就与赤膊士兵穿Сhā在一起了。反复穿Сhā的结果是，全体赤膊士兵都伤卧疆场，辽阔的体育场上，只见满地都是他们在挣扎，这个景象很有气魄。胜利者的马队又一次上场，踱着骄傲的慢步，完全不顾满地挣扎的敌兵，突然，两匹胜利者的马因劳累而倒地，骑士卧倒在它们跟前悲哀地抚摸着。马队回去了，倒下的马和骑士还在。没有想到，两匹马慢慢地挣扎起来，在全场的掌声中去追赶自己的队伍。--看到这里，我心头一热，古代战争并不重要，只是在这些部位，我看到我的艺术家同行在工作了。我的同行，你们在哪里？你们只要稍稍动作，我都能发现和捕捉，不管你们是否动作在整体不喜欢的作品里。你们的日子，过得还好吗？很快艺术家又休息了，或者说被自以为是的官员们赶走了，场上出现两个小丑，一个美国，一个以­色­列，边讲些愚蠢的话，边跳迪斯科。由于这两个小丑，新的战争爆发，下面的表演都是现代军事动作的模拟，没法当艺术看了。表演结束散场时，我们随便与观众闲聊。见到一位很像教授的儒雅老人，我们问："为什么你们国家与很多国家关系紧张？"老人回答："因为巴格达太美丽了，他们嫉妒。"抓住一位要我们拍照的十四岁女孩，问她："你是不是像大人们一样，觉得美国讨厌？"没想到她用流利的英语回答："你是指它的人民还是它的政治？人民不讨厌，政治讨厌。它没有理由强加给别人。""你讨厌美国政治，为什么还学英语？"回答竟然是："语言是文化，不一定属于政治。"天哪，她才十四岁。她的年龄和视野，使我们还不能对她的讨厌不讨厌过于认真，但她的回答使我高兴，因为其间表现了一种基本的逻辑规范和理­性­能力。这片土地，现在正因为缺少这种雨露而燥热，而­干­旱。不必向别处祈求这种雨露，它正蕴藏在孩子们忽闪的眼睛里。一九九九年十一月十六日，巴格达，夜宿Ｒａｓｈｅｅｄ旅馆&nbsp&nbsp

且听下回分解

在巴格达不应该忘记一件事：寻访《一千零一夜》。理由很简单，全世界的儿童，包括我们小时候，都是从那本故事集第一次知道巴格达的。知道以后，不管在新闻媒体上听到巴格达的什么消息，都小心地为它祝祷，因为这是属于我们童年的城市，不忍心让它有伤害。这些天来，看到和听到的巴格达，无论是它的历史还是它的今天，都很沉重。不必说它的屈辱了，即使是它的光荣，也总是杀气冲天。我一直想寻找一点那个属于我们童年的城市的恍惚迷离，似乎有点关系，但再次寻找时却被另一种千篇一律的领袖雕塑所淹没。直到今天即将离别，才支支吾吾地动问。新闻官听了一笑，挥了挥手，让我们跟他走。先来到一条大街的路口，抬头一看，正是我在车窗里见到的那座雕塑。一个姑娘，在向一大堆坛子浇水，很多坛子还喷出水来，可见已经浇满。从雕塑艺术来看，这是上品。令人称道的是那几十个坛子的处理，层层累累地似乎没有雕塑感，但有姑娘在上方一点化，又全部成了最具世俗质感的实物雕塑，真可谓点石成金，举重若轻。其次是喷泉的运用，源源不绝地使整座雕塑充满了活气和灵气。其实，这里是以水代油，正经应该浇滚烫的油，取材于《一千零一夜》，叫"阿里巴巴与四十大盗"，太有名的故事。说的是，阿里巴巴发现了强盗们的一个藏宝库，搬了几袋金币回家，他哥哥知道后也去取，被强盗杀死。强盗又来追杀阿里巴巴全家，一再失败，便生一计，由一个强盗化装成卖油商人驮着几十个油坛到阿里巴巴家借宿，其实只有一坛是油，其他每一坛都藏着一个强盗。这事被一个聪明的婢女看破，她煮沸了那坛油，一勺勺浇在其他坛子里，几十个强盗全被烫死。这个故事初听痛快，细想又未免有点过于残忍。那我们就取其痛快的一面吧，也算是正义战胜邪恶。第二座有关的雕塑在底格里斯河边，刻画了《一千零一夜》全书的起点­性­故事：国王因妻子不忠，要向女人报复，每晚娶一个少女，第二天早晨就杀死。有一位叫山鲁佐德的姑娘为了阻止这种暴行，自愿嫁给国王，每天给国王讲一个故事，讲到最­精­彩的地方戛然而止，留待明天再讲。国王的胃口就被这样一直吊着，无法杀她，吊了整整一千零一夜。其实这一千零一个故事已经潜移默化地完成了一次对国王的启蒙教育，他不仅不再动杀心，而且还真的爱上了她。于是接下来的事情也就变得十分通俗：两人白头偕老。《一千零一夜》的这个开头真正称得上美丽，我想这也是它流传百世的重要原因。但是，恕我直言，这个雕塑却不美丽，两个人一坐一站，木木的，笨笨的，没有任何形体魅力和表情语言。联想到刚才看到的那座雕塑，也是坛子胜于人体。这是可以理解的，在阿拉伯美学中，历来拙于人体刻画，细于图案描绘。这大概与###文明反对偶像崇拜和人像展示有关。宗教理念左右了审美重心，属于正常现象。你看现今街头大量的宣传雕塑，连人体比例也不大对头，更有趣的是我们旅馆大门口的一座巨型雕塑，大概是在控诉联合国的禁运吧，一个女人的右眼­射­出喷泉，算是泪雨滂沱，悲情霎时变成了滑稽和儿戏。这一切姑且由它去，只是在如此密集的劣质雕塑丛中仅有的两座《一千零一夜》雕塑也没有把人体做好，有点可惜。《一千零一夜》的故事开始流传于八世纪至九世纪，历数百年而定型，横穿阿拉伯世界大半个中世纪。中世纪未必像以前人们描述的那样黑暗，但愚昧和野蛮长时间地掩盖了理智的光辉，却是事实。在这样的年代，传说故事就像巨岩下顽强滋生的野花，最能表现一个民族的群体心理结构，并且获得世界意义，因此它们的地位应该远远高于一般的文人创作。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阿拉伯世界走出中世纪的整体状态不如欧洲，结果《一千零一夜》也就没有被很多后起之秀所荫掩。意大利卜迦丘的《十日谈》受过《一千零一夜》的很大影响，但《十日谈》之后巨匠如林，而《一千零一夜》一直形影孤单。我在沧桑千年、至今还在苦渡危难的巴格达街头看到唯一与文化有关的形象仍然是它，既为它高兴，又为它难过。既然如此，我们还是在它的雕塑前多站一会儿，体味一下那些故事的含义吧。这么多故事，只有两座，确实是太少了，但光这两座也已触及了人间的一些基本哲理。你看，对于世间邪恶，不管是强盗还是国王，有两种方法对付，一是消灭，二是化解。化解当然是上策，却不等于规劝。规劝的用处不大，而《一千零一夜》是主张把世界上最美好的声音梳理成细细的长流，与一颗残暴的心灵慢慢厮磨。这条长流从少女口中吐出，时时可断却居然没断，一夜极限却扩大千倍。最后是柔弱战胜强权，美丽制伏邪恶。那个国王其实是投降了，俘虏了，爱不爱倒在其次。一切善良都好像是传说，一切美丽都面临着杀戮，间离了看，它们毫无力量，但在白天和黑夜的交接处它们却能造成期待。正是期待，成了善良和美丽的生命线。"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只要愿意听，一切都能延续，只要能够延续，一切都能改观。文明的历史，就是这样书写。民间传说的深义，真让人惊叹。一九九九年十一月十八日，巴格达，夜宿Ｒａｓｈｅｅｄ旅馆&nbsp&nbsp

再闯险境

今天，我们终于要进入目前世界上最危险的区域了。危险到什么程度？近两个月内，在这条路上，已有三批外国人被绑架，最近一批是在五天前。刚刚又接到消息，就在昨天，札黑丹地区三十二名警察被阿富汗的贩毒集团杀害，作为对该集团一个首领被捕的报复。上午五时起床，六时发车。克尔曼是个小城，刚离开几步就是沙漠了。这里的沙漠从地形上就会让人提起警觉：路边有很多七八米直径的不规则石墩、石台，活像地堡。又有不少自然的石坑，活像战壕。更严重的是，在离公路各约三百米的两侧，是两道延绵的低矮山梁，简直是伏击的最佳地形。山梁上多少人都藏得下，一旦冲锋能快速抵达地面，即便公路上有武装部队狙击，也能凭借石台、石坑处于有利地位。我们一直在这样的一条路上行进，心一直悬着，设想着不久前三批外国人被绑架的各种情景。这些外国人现在都还关着吧，至少五天前绑架的那一批？他们会关在哪里？中午时分见到一个很大的古城堡，整个呈泥沙­色­，没有一丝别的颜­色­。形态古老，城门狭小，有护城河，可见古代此地也很不安全。古城堡边有小镇，叫北姆（Ｂａｍ），一问，知道城堡是安息王朝时的遗迹，至今已有两千多年。但这个遗迹一直有人住，到两百年前才废弃，成为盗宝者们挖地三尺的地方。我们几个进入古城堡后在条条街道间穿行，大体搞清楚了古代官衙、禁卫军、马厩和平民住宅区的划分。全城基本上是以官衙为中心制高点，层层辐­射­开来。官衙因地处高敞，排水系统完善，建筑材料用了很有韧­性­的蜜枣木，保存最好。平民住宅区非常拥挤。其实在古代几乎没有城堡外的居民，一个城堡已经囊括了绝大部分邦国人口。在北姆参观古城堡时我们被告知，从这里到札黑丹必须有警车保护，于是就到当地警察局去申请。申请倒是没费多少周折就批准了，但由于形势险恶，警力供不应求，警方希望我们或者在北姆等候，或者先往札黑丹开，等警车回来后再来追赶，好在我们的车队比较容易辨认。我们不知要等多久，眼看太阳偏西，走夜路更危险，因此选择了后一个方案，即让警车来追，便冒险出发了。离开北姆不到一小时我们就遇到了沙漠风暴。只见一片昏天黑地，车窗车身上沙石的撞击声如急雨骤临。车只能开得很慢，却又不敢停下，沙流像一条条黄龙一般在沥青路面上横穿。风声如吼，沙石如泻，远处完全看不见，近处，两边的沙地上出现了很多飞动的白气流，不知预示着什么。处在这种风暴中最大的担忧是不知它会加强到什么程度。车队一下子变得很渺小，任凭天地间那双巨手随意发落。沙漠风暴终于过去了，刚想松口气，气又提了起来：夜幕已临，而眼前却是一片高山！保护我们的警车还没有来，四周的情景越来越凶险，不敢停车拂去车身上的沙土，我们便咬着牙一头向这危险地区的山路撞进去。伙伴互相轻轻嘱咐："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这里的每一个转弯都不知会碰到什么，每一次上坡下坡都提心吊胆。两边的山峦狰狞怪诞，车道边悬崖深深。没有草树，没有夜鸟，没有秋虫，一切都毫无表情地沉默着，而天底下最可怖的就是这种毫无表情的沉默。突然路势平缓，进入一个高原平地。这时听得后面有喇叭声，一辆架有机枪的车辆追了上来。这种车在中国叫小货车，只见这辆小货车在货舱上方的金属棚下挖一个大洞，伸出一个人头和一枝机枪，其他人则持枪坐在驾驶舱里。停车后他们告诉我们，他们是警察，前面真正进入了危险地带，特此赶来保护我们。他们没有穿警服，更没有向我们出示证件。我们无法验证一切，又不敢细问，就让他们跟在车队后面，继续往前走。我们只是心慌：怎么冒了半天险，到现在才进入危险地带？他们究竟是谁？古人所说的"眼观六路"，我们现在的关注重心至少有一半要分到背后去了。又走了很久，背后那辆架机枪的车蹿了上来，叫我们停车，说是他们值班时间到了，会有另外一辆警车来换班，要我们和他们在这里一起等待。我们环视四周，这里又是一个山岙，黑黝黝的什么也看不清。队长郭滢一想，在这世界上最危险的地区，半夜里，山岙间，与一些不明来历的武装人员在一起，我们又和他们一起等候着另一批武装人员……没有想完他就大喊：开车，快速离开！我们的车队呼隆一下便像脱缰的马队一般飞驰而去，直到深夜抵达札黑丹。一九九九年十一月三十日，由克尔曼赴札黑丹，夜宿Ｅｓｌｅｇｈｌａｌ旅馆&nbsp&

黑影幢幢

从伊朗出关，刚刚走进巴基斯坦的铁栏门，所有的女士都欢叫一声，把头巾摘下了。迎面是一间肮脏破旧的小屋，居然是移民局所在。里面坐着一个棕皮肤、白胡子的胖老头，有点像几十年前中国大陆农村的村长，给我们办过关手续。破旧的桌子上压着一块裂了缝的玻璃，玻璃下很多照片，像是通缉犯，一问，果然是。在通缉犯照片上面又盖着一张中年­妇­女的照片，因泛黄而不像通缉犯，一问，是他太太。两次一问，关系融洽了，而我们的女士们还处于解除束缚的兴奋中，不管老头问什么问题，都满口" 、 "地答应着。男士们开起了玩笑："见到白胡子就乱叫爷爷，怎么对得起……"我知道他们想说怎么对得起家里的祖母，但他们似乎觉得不雅，没说下去。女士们一点不生气，还在享受一个自由­妇­女的幸福，但我看到她们摆动的肩膀背后，满墙都是通缉犯的照片。老人在我们的护照上签一个字，写明日期，然后盖一个三角章。其实三角章正在我们手里玩着，他要过去盖完一个，又放回原处让我们继续玩。不到几分钟，一切手续都已结束，这与我们以前在其他国家过关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走出小屋，我们见到了前几天先从德黑兰飞到巴基斯坦去"打前站"的吴建国先生，他到边境接我们来了。我们正想打招呼，却又愕住了，因为他背后贴身站着两名带枪的士兵。巴基斯坦士兵的制服是一袭裙袍，颜­色­比泥土稍黑，又比较破旧，很像刚从战场上爬回来的，没有任何花架子。吴建国一转身他们也转身，吴建国上前一步他们也上前一步，可谓寸步不离。我们没想到吴建国几天不见就成了这个样子，而他老兄则摘下太阳眼镜向我们解释，说路上实在不安全，是巴基斯坦新闻局向部队要求派出的。"连我上厕所也跟着。"他得意地说。听他这么一说我们都忍不住扑哧一声笑了，说："那你也该挑一挑啊。"原来两名士兵中有一个是严重的"斗­鸡­眼"，不知他端枪瞄准会不会打到自己想保护的人。吴建国连忙说："别光看这一个，人家国家局势紧张，军力不足，总得搭配。你看这另一个，样子虽然也差一点，却消灭过十二个敌人。"旁边那个军人知道他的"首长"在说他，立即挺胸做威武状。此后我们努力把吴建国支来支去，好看看两名士兵跟着他东奔西跑的有趣情景。相比之下，那位"斗­鸡­眼"更殷勤，可能是由于他还没有立功。突然我们害怕了，心想如果谁狠狠地在吴建国肩上擂一拳，"斗­鸡­眼"多半会开枪。他现在已经很警惕，觉得我们这批可疑人员有什么资格在他的"首长"面前没大没小地瞎起哄。进入巴基斯坦后我们向一个叫奎达（Ｑｕｅｔｔａ）的小城市赶去。距离为七百多公里，至少也得在凌晨一时左右赶到。这条路，据曼苏尔医生说，因为紧贴阿富汗，比札黑丹一带还要危险，至少已经险过缅甸的"金三角"，是目前世界上最不能夜间行走的路。但是我们没有办法，不可能等到明天，只能夜间行走。理由很简单，边境无法停留，而从边境到奎达，根本没有一处可安全歇脚的地方，只能赶路。危险的感觉确实比前两天夜间赶路更强烈了。这种感觉不是来自荒无人烟，恰恰相反，倒是来自人的踪迹。路边时时有断墙、破屋出现，破屋中偶尔还有火光一闪。过一阵，这个路口又突然站起来两个背枪的人，他们是谁？是警察吗？但他们故意不看我们，不看这茫茫荒原上唯一的移动物，因此"故意"得让人毛骨悚然。正这么紧张地东张西望，我们一号车的马大立通过对讲机在呼叫："右边山谷转弯处有人用手电在照我们，请注意！请注意！"我们朝右一看，果然有手电，但又突然熄灭。对讲机又传来五号车袁白的呼叫："有一辆车紧跟着我们的车队，让它走又不走，怎么办？"前面路边有两个黑­色­物体，车灯一照，是烧焦的两个车壳。再走一段，一道石坎下蹲着三个人。这儿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他们蹲在这里做什么？正奇怪，前面出现了一辆崭新的横在路边的小轿车，车上还亮着灯，有几个人影。我们的心一紧，看来必定会遇到麻烦了，只能咬着牙齿冲过去。但是，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我们还没来得及冲，只听惊天动地一声巨响，五号车的车轮爆了。车轮爆破的声音会响到这种程度，我想是与大家的听觉神经已经过于敏感有关。其他四辆车的伙伴回过神来，当然也就把车停了下来。这架势让那辆横在路上的小轿车紧张了，立即发动离去。我想不管这辆车是善是恶，我们这种一声巨响后突然停住似乎要把它包围的状态，实在太像一队匪徒了。在我们换轮胎的时候，走来两个背枪的人，伸出手来与我们握。我抬头一看，是两个老人，军装已经很旧，而腰上缠着的子弹带更是破损不堪。竟然是这样的老人警卫着这个世界上最危险的地段？我默默地看着这两个从脸­色­到服装都很像沙漠老树根的老人，向沙漠走去。他们没有岗亭，更没有手机，真的出了事管什么用呢？我相信今天夜里我们的车队一定遇到了好几批不良之徒，因为我想不出这么多可疑人迹在这千里荒漠间晃动的理由。但我们蹿过去了，唯一的原因是他们无法快速判断这样一个吉普车队的职能、来源和实力，而车身上那个巨大的凤凰旋转标志，又是那么怪异。半夜一时到达奎达，整个小城满街军岗，找不到一个普通人。除了早晨在曼苏尔医生手里拿到过一个煮蛋外，中餐和晚餐都没有吃过，可是饿过了劲儿，谁也不想动了。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二日，巴基斯坦奎达，夜宿Ｓｅｒｎａ旅馆&nbsp&nbsp

忧心忡忡

在巴基斯坦时已经从香港方面传来消息，日本的《朝日新闻》在找我。我想不管什么事等我结束这次旅行后再说吧，没太留心。谁知昨天接到电话，说《朝日新闻》的中国总局局长加藤千洋先生已经与翻译杨晶女士一起赶到了新德里，而且已经找到这家旅馆住下了。这使我颇为吃惊，什么事这么紧急？见面才知，《朝日新闻》在世界各国选了十个人，让他们在二○○○年开头十天依次发表对新世纪的看法，不知怎么竟选上了我。这就把身为中国总局局长的加藤先生急坏了，先到上海找我，没找到，后来终于在香港大体摸清了我们的旅行路线，准备到尼泊尔拦截，但算时间，到尼泊尔已经接近年尾，来来去去可能会赶不及发稿时间，就决定提前到印度守候采访。人家那么诚心，我当然要认真配合。于是闲话少说，立即进入正题。我已走过的路程和今天谈话的地点，使话题没法不大，又难免沉重。加藤先生准备得很仔细。他采访的问题大致是：二十世纪眼看就要结束，人类有哪些教训要带给新的世纪？两次世界大战的惨痛有没有铭记？联合国秘书长安南不久前说，最近十年死于战乱的人数仍高达五十万，可见自相残杀并未停止，新世纪怎么避免？除了战争，还有大量危机，例如地球资源已经非常匮乏，而近几十年发展情况较好的国家却以膨胀的物欲在大量浪费，资源耗尽了该怎么办？又如人☐爆炸还在继续，但是文明程度高、教育状况好的群落却是人口剧减，真正发生人☐爆炸的是贫困而又缺少教育的国家和地区，这又如何是好？至于在政治和宗教方面的冲突，虽然改变了方式，却没有大幅度缓和的迹象，如何减少差异、共生共存？什么是理想的国家风范？什么是全人类的文明共享？……当然更主要的问题是，作为一个中国文人，你如何看待中国在世界的位置？中国目前的发展状态和今后的发展前途怎样？有哪一些难以逾越的麻烦问题？这次对世界文明故地作了一次系统考察，对世界文化和中国文化的看法有什么变化？这些问题都很大，没有人能简单回答，只能讨论。录音机亮着红灯在桌子上无声地转动，我和加藤先生、杨晶女士三人越谈越忧心忡忡，不时地摇头、叹气，确实很难轻松起来，只是我对中国的情况还比较乐观。感谢《朝日新闻》带来的刺激，使我可以把这些问题思考得更深入一些。我的这份日记，也应该在结束前稍稍整理一下这方面的思路。一切问题都迫在眉睫。文化本来应该是一种提醒和思索的力量，却又常常适得其反，变成了颠倒轻重缓急的迷魂阵。这次在路上凡是遇到特别怵目惊心的废墟我总是想，毁灭之前这里是否出现过思考的面影、呼唤的声音？但是大量的历史资料告诉我，没有，总是没有。在一代雄主、百年伟业的庇荫下，文化常常成了铺张的点缀、无聊的品咂、尖酸的互窥，有时直到兵临城下还在做­精­心的形象打扮。结果，总是野蛮的力量战胜腐酸，文化也就冤枉地跟着凋零，而跟着文化一起凋零的，总是历史上罕见的一段光明。因此，文化最容易琐碎又最不应该琐碎，最习惯于讲究又最应该警惕讲究。文化道义和文化良知，永远是文化的灵魂所在。否则，营营嗡嗡的所谓文化，是自我埋葬的预兆。但是，文化道义和文化良知，又谈何容易？加藤先生想把谈话的气氛调节得轻松一点，说起昨天刚到印度时的一些趣事。他回忆了坐出租汽车时与司机讨价还价的过程，为了防止被骗，不说自己是日本人而冒充新加坡人。有一件事让他真的生了气。他在街上走，有一个人追着要为他擦皮鞋，他觉得没必要，拒绝了。谁知刚一拒绝，那人就取出一团牛粪往加藤先生皮鞋上甩，一下沾上了，只得让他擦。擦完，竟然索价三百五十卢比，其实这里擦鞋十个卢比已经足够。旁边突然走出两个"托"，以调解的面孔劝加藤先生出二百卢比……没等加藤先生说完我就笑了，觉得人类之恶怎么这样相似。我说我有与你一样的遭遇，有人向我泼污，又问我想不想让他擦去，而擦去也是需要代价的。所不同的是，他们泼污的工具是文章、书籍，而代价是允许他们盗版。加藤先生说："你看，我对付不了那个擦鞋者，你对付不了那些盗版者，最简单的是非曲直彻底颠倒，我们竟然毫无办法。就从这样的小事想开去，人类怎么来有效地阻止邪恶？实在不能乐观。"我说："请允许我继续以小见大，借这些小事来看看世纪难题。我们以往的乐观，是因为相信法律和舆论能维持社会公理，但是就以你遇到的这件小事为例，如打官司，证据何在？至于舆论，你已看到，除了那两个帮凶，别人根本不可能来关心。如果别人来关心就更麻烦，还会把各自的观念全带进来，例如在印度教徒看来，那头拉粪的牛很可能是神牛，你还福分不浅呢。这也就是说，在社会生活的诸多领域，法律、舆论和宗教等等都不解决问题。那么引申到世纪难题，同样遇到由谁来控制，由谁来裁判，控制和裁判是否公正，不公正该怎么办等等比难题本身更难的课题。我的惆怅，即来自于此。"但是我也有企盼。企盼二十一世纪有更多的国家把国民经济和­精­神道德同时提高，成为对全世界进行理­性­制衡的中坚力量。我相信我的祖国，极有可能成为其中一员。至于个人，在人类面对如此密集的难题时，我企盼有更多的智者承担起真正的文化责任，不管有多少掷石唾骂，仍能保持一个坚贞不渝的群体。暴徒可以刺杀甘地和拉宾，但天地间毕竟留下了他们的声音。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十六日，新德里，夜宿Ｓｕｒｙａ旅馆&nbsp&nb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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