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巡抚衙门不远处的鱼塘口，为曾国藩准备的新衙门在经过几十天紧张的建设，终于顺利竣工，并且通过了巡抚张亮基一行人的验收，而且在整个工程期间，而且未发生拖欠农民工工资的问题。因为用的是城市的建筑工人。

奉命调过来的湘乡勇一千人中经过挑选之后，留下了八百人。这些团丁编为两营，每营三百六十人。罗泽南带一营，王鑫带一营。又将那八百人里面最­精­悍的八十名团丁组成亲兵队，由他弟弟曾国葆统领。这些人不是曾国藩的亲戚就是世交好友，成为了“湘勇”中一个坚强的纽带。

曾国藩搬进新衙门后，挂出了“湖南审案局”的牌子。第二天，曾国藩便向朝廷呈上一道奏折，正式向朝廷提出在省城建一大团。曾国藩要在省城建大团，自然并不是仅仅为了防卫省城，镇压匪乱。依他的雄心壮志，当然是建立一支新军。他的想法是：先招募少数人，加以严格训练，使之起到以一当十的效果；然后以这批人为骨­干­，再招募十倍二十倍的人，立即就可成为一支劲旅，到时拉出省外，与太平军较量。清朝的统治是，少数民族满人对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汉人进行统治，向来防范甚严，兵权由朝廷牢牢控制，从不放心让汉人多带兵，就连汉军旗人也保持着戒心，更不允许有人像明代戚继光那样建“戚家军”，年羹尧看上去是政治战场上面的牺牲品，谁又能说雍正不怕年羹尧在军中的威望了？或许是曾国藩的奏折写得含糊，或许是由于时局危急，咸丰帝知绿营不足依靠，希望有一支新的军事力量出现，也或许有恭王、肃顺和唐鉴的竭力担保，使得咸丰帝相信曾国藩，居然很快便亲自批复：“悉心办理，以资防剿。”

曾国藩奉了这道圣旨，立刻把罗泽南和他的几个高足调来长沙。他的一千团丁，经过挑选后，带来八百。这些团丁编为两营，每营三百六十人，罗泽南带一营，王錱带一营；又从中抽调八十名­精­悍团丁，组成亲兵队，由曾国葆统领。曾国藩又亲自通过考核比较，从八十名亲兵中挑出彭毓橘、萧庆衍等六人来，由康福负责训练，充当自己的贴身保镖。这六个人都是曾国藩的亲戚或世谊。曾国藩认为，大团练勇中的大小头目，都必须有亲谊关系，这是将这支练勇连为一个坚强整体的纽带，彼此之间才能荣枯与共，生死相关。曾国藩叫罗泽南、王錱全力练勇，另外再请几个委员来办理日常案件。一听说新开办的审案局衙门中要委员办事，立即便有许多官员和绅士前来推荐人。曾国藩本想自己物­色­，不受推荐，但一来一时不易找到合适的人，二来刚办事碍不过情面，便从那些被荐人中挑出十余名，委托过去岳麓书院的同窗好友在籍江苏候补知州黄廷瓒负责。

曾国藩将勇丁整顿好之后，大概是觉得湘勇要么是刚刚放下锄头的农民，要么是书生，几乎没有一个是正规军出身的武将，于是找到了我的顶头上司湖南提督鲍起豹。

曾国藩与鲍起豹商量好，新建的三营团丁和驻长沙的绿营兵平时分开­操­练，五日一会­操­，由他亲自来检阅。太平军撤离长沙后，外省奉调来的兵勇要么回防，要么调配去追击太平军。后来张亮基升任湖广总督，张亮基又和新湖南巡抚骆秉章商量，带走了江忠源的楚勇，还是怕兵力不足，又带走了本省一部分士兵去湖北作战，长沙还有三千本省兵。鲍起豹把他们全部留在长沙，合长沙协左营五百兵（右营五百兵驻湘潭）在内，还有三千五百人，一旦有事，以资防守。不过这三千五百人算起来是野战部队，不包括我所在的巡抚标，还有鲍起豹的提督标。

鲍起豹同意曾国藩的建议。军队吃皇粮，战时打仗，平日­操­练，这是天经地义的，只是自己懒得吃那个苦，不想到­操­场去督促。现在曾国藩自愿领这分苦差，何乐而不为呢？

鲍起豹本意只是把野战部队拉去巡逻，但是曾国藩此时热血悠悠，哪管那么多，传命令的时候自然就把我所在的巡抚标还有鲍起豹的提督标包括了进去。鲍起豹也没有细问，他手下告状的时候也不多理睬，估计他现在就想泡在酒坛子里面了。

我当然是欢天喜地，就算曾国藩不来找过来，我也会找个机会在他面前表现一下，书上就是说，曾国藩在会­操­时，发现我点兵有一套，材提拔重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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