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下老郎中是为了关键时候救自己一命,另外再让他发挥一下余热,培养一下湘勇里面的医疗兵。虽然现在曾国藩规定每个营都要配备郎中,可是同时又将聘请郎中的权力下放到营官手中。这样,有些营官为了贪墨这笔银子根本就不配备郎中,或者是把不懂医术的亲朋好友拉过来占着位置,合伙贪墨。准备的药草,大部分也是止血用的田七粉,至于其他的药材,那要曾国藩的大营才有。营官级别的生病、受伤自然会有好的照顾,而普通的勇丁在战场上受伤之后,除了上点田七粉再裹上快绷带之外,就只有硬扛着了,待遇稍微比其他部队的士兵强一点。
而我和曾国藩在衡州时制定的医疗措施,在白花花的银子和**祼的利益面前,是那么的无力。只有曾国藩的大营,和我手下的几个营还坚持的可以,郎中基本上每百人配备一个,但是经常一场大战下来,郎中的人手依然不足。
请老郎中来授课,为了以后全新的军队吧。
送走了老郎中还有众人,我躺在床上,心中咒骂着太平军:入他尕尕的,老子和他们有那么打的深仇大恨吗?心中完全忘记了湘潭、武昌、田家镇被湘勇杀死的数万太平军。
真有那么大的仇,有本事在战场上一刀一枪的找回场子啊!用这些下三滥的手段干什么?也不想想,太平军真有能力在战场上找回场子,自己还用得着躺在床上咒骂他们?
真是的,到底是谁下的毒啊,要我查出来。我就光明正大的的单挑,让他输得心服口服。恩,一定要决斗,每人发把枪,当然了,他发的是普通的长枪,我拿的最好是ak—47,要不然m4也不错,可惜啊,现在只能用德莱塞m1841针发步枪……对了,还要隔上三百米。
“人在江湖飘,哪能不挨刀。”“杀人者,人恒杀之。”这些话是完全想不起来的。
“将军!我觉得有点不对头!”
“么的?”我从想象中回过神来,童必发已经进来了。
“将军,我觉得这下毒的事有点不对!”童必发凑到我身边小声的说。
“那么不对的?”
“将军,真要是长毛派人来下毒,真的要下那些慢性的毒药吗?”
“恩?”
“如果我是长毛的奸细,看见我们这里不像那些高官有那种专门试毒的人,一包耗子药就能把您给送到西天去了。真的有必要一天天下毒吗?”
“也是啊!”
“再说了,我们湘勇选用的都是家事清白的农家子,长毛怎么能混得进来?”
我心中震惊。
“恐怕是别的人不愿意看见将军您在湘勇里面,派人来给你下毒吧!”
谁?咸丰?
应该不可能,当初曾国藩是因为“塔齐布”训练士兵有方,又是上三旗中的人,为了今后办事方便,曾国藩特地把这个满人推上来,帮曾国藩制造一个满汉亲密无间的形象,以消除朝野内外的各种猜忌、嫉妒以及形形色色的流言蜚语,最重要的就是让咸丰放心。咸丰怎么又会看不出来?要当皇帝,特别是想有作为的皇帝,不管做不做的成功,起码一条就是政治斗争必须无师自通。曾国藩把“塔齐布”摆给咸丰看,咸丰何尝不会利用“塔齐布”来分化瓦解湘勇?虽然我心中还没有收到过注意曾国藩行动的密旨。恐怕是咸丰怕我和曾国藩接触多了,对他的某些行动会视而不见,反而告诉曾国藩咸丰不信任他,造成反效果吧。可是在埋湘勇中要埋下一个不稳定的钉子是一定的,我好歹也是满人,曾国藩真要造反的话,也会扯扯后退的。
咸丰是不会动我的。
到底还有谁想杀我?我心中认识的就那么些人。前任荆州将军,现任湖广总督官文?
不好吧。虽然我强了他荆州将军的位子,但是他也得到了湖广总督的补偿。在湖广总督任上能搂钱的地方比荆州将军多多了,感谢我还来不及了。难道是他任上贪多了?想杀了我掩盖真相?也不会啊,看了那么多穿越书,不是都拖到下一任,让下一任给户部塞银子把事情摆平吗?他应该更加希望我上任才对!
难道是暂时署理湖广总督的杨霈,这位总督既不能战也不能守,看起来是废物,但是对于报功请赏倒颇为在行。说起来也就是胆小怕事,只想往自己脸上贴金,不敢负责的家伙。上次失掉武昌的罪过都不敢推到胡林翼身上,还敢来杀我?
湖南巡抚骆秉章、前任湖南提督鲍起豹……这些跑龙套的就不用提了。
我这么就会被别人下毒了?而且书上还说我是病死的。湘勇主要将领中意外死亡的人还真是不少……是不是和我一样,是被别人下的毒手啊?
想到这里,我突然间似乎抓的了什么,连忙抓过桌上的笔、纸。飞快的写着:
罗泽南咸丰六年三月初一日,罗泽南在武昌城下右额中弹,初八日死在军营终年四十九岁。
王鑫咸丰七年八月初病逝于江西乐安战场,时年三十三岁
这两个死得早,过几年就快了。
这两个还是师徒两人,要说起来,曾国藩要杀他们两个的理由还真是充分。只不过,王鑫分裂湘勇在前面,而死在后面。
这还要从头说起,王錱,字璞山,湖南湘乡人。5岁入塾读书,20岁为村塾师,24岁时,府试名列前茅,补县学生员。同年,从师于同县罗泽南,后来,罗泽南的门下大多成为了湘勇的骨干。咸丰二年,粤寇进入湖南境,王鑫上书知县朱公孙诒,请求练民兵讨贼。知县命令他和罗泽南招募约千人乡勇防御太平军。此后,乡勇归入帮办团练曾国藩麾下,组建湘勇大团。王錱随即奉命赴衡山、桂东、兴宁等地剿匪,积功升任知州,赏戴蓝翎。
咸丰三年八月二十二日(1853年),,太平军久攻南昌不下,撤围北进安徽,与西征的石达开大军会合,在扫荡安徽的同时,以偏师出湖北。九月十三日,太平军大败清军于田家镇,由于半壁山天险先为太平军所据,居高临下用大炮轰击,山下的清军水营如潮水般崩溃,九月十二日赶到的江忠源部,仓促应战,在太平军的水陆夹击下也逃脱不了溃败的命运。湖北门户洞开,太平军连下黄州、汉口、汉阳,再次兵临武昌城下,湖北告急,湖南也再次告警。江忠源被调任为安徽巡抚以支撑危局。而其手中剩余的军队,只有少得可怜的一千余人。
在这种局面下,添丁募勇,训练成军,增援湖北,保卫湖南,并为仍在湖北的江忠源输送兵饷,一下子成了当务之急。朝廷也急不可耐,连下四道谕旨,命曾国藩带所部湘勇,赴援湖北。
湖北军情紧急,王錱在衡阳面见曾国藩说:“如果让我募勇三千人,一定可以将太平军扫荡干净”。曾国藩听了曾国藩这时也想组建一支大军队,已经不满足一千多人的规模,不满足就在长沙城内走走,他希望出省剿敌。于是两人就不谋而合了。但是,两人没有事先讲清楚,招募这支军队的钱从哪来,是你曾国藩弄经费,还是我王錱去弄经费;也没讲清楚这支军队由谁来指挥。当然,由曾国藩做总指挥没有问题,不过王錱肯定要做主力,他肯定认为自己应该成为主力。但是两人一开始都没有讲得很清楚。
只是曾国藩见王錱血性耿耿,较为赏识他,只是觉得他有些言过其实,意气太盛。曾国藩后来和湖南巡抚骆秉章商量,先同意了王錱的计划。只是王錱在扩军之后,竟然跑到湖南省库找骆秉章索药饷银,曾国藩认为如果完全仰食于地方,势必要听命于地方大吏,将会丧失对湘勇的独立指挥权,这对湘勇和他自己极为不利。
十月,因为曾国藩和长沙官场的矛盾总爆发,曾国藩将选用大营移到衡州训练,曾国藩认为兵不在多而在精,提出湘勇各营缩编计划,要求王錱将原来的三千人裁减到五百人,这等于是一百八十度转弯,弯转得太急了。王錱的援鄂计划便被中止了,王錱此时有自己的打算,不愿裁兵。矛盾便开始激化,终于造成了王錱与曾国藩的反目。
二人的反目,湘勇的分裂,究竟谁之过,这个问题已经不是那么重要了。
不得不说,史称曾国藩有识人之明,他认为王錱是刘琨、祖逖一类的人物。刘琨、祖逖都是晋代有名的历史人物,我们熟悉的“闻鸡起舞”与“中流击楫”这两个成语,都与之有关。二人都是响当当的铁血汉子。曾国藩将王錱比做刘、祖,可见,他对王錱的评价是很高的。
王錱时年二十八,年轻气盛。曾国藩虽然看重他奋勇请缨的锐气,但未必不对他的“言大而夸”抱有警惕。从后来曾国藩给王錱的信中可以看出,他之所以不满王錱的原因,主要是因为王錱言而无信并且过于张扬。
咸丰三年(1853年)夏天,罗泽南、朱孙诒、金松龄率领三千余人前往江西救援的那场败仗说起。
在那场战斗中,战死的四名军官易良干、谢邦翰、罗信东、罗镇南,都是王錱从学于罗泽南时的同窗学友,其中易良干是王錱的妹夫。
当曾国藩将噩耗函告留在郴州剿匪的王錱后,王錱悲愤至极,他手下的湘勇也捶胸顿足,恨不得Сhā翅飞去,生吞了那些贼寇。王錱也忍痛向国藩请缨:希望自己能够带领湘勇去为死去的弟兄报仇雪恨。
王錱所要求的和曾国藩不谋而合,但曾国藩想的是凑足万人(王錱所部亦在其中),使江忠源作战时有支完全不同于官军的生力军,以便克敌制胜。王錱则是为自己的戚友同窗报仇;而且曾国藩主张练成精兵后方可对敌,王錱却心急报仇雪恨。正是这些看似细微的不同,为二人的反目失和埋下了祸根。不过,凭心而论,曾国藩的目光更长远一些。
早在王鑫回湘乡去招募勇丁的时候,吴坤修就举报王錱铺张虚荣、做事不沉稳。本来这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你带上钱,带上一些必要的文职人员,开个招聘会,很简单的事情。王鑫可不是这样干,而是搞了几人抬的大轿 洪荒的旁观者sodu,鸣锣开道,后面还有彩牌,写着奉抚宪之令回乡募勇的字样,声势弄得很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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