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在这房间呆了多少天，把这本翻看了多少次，在纸写了多少文章。批语不知道出了多少次。四个学子总算是把马克思科学政治经济学的社会发展关系、商品、价值以及经济规律弄清楚了，

今天，原本旁边紧锁的门终于打开了。

四个学子走进新房间，发现里面的比外面的多多了。外面只有一本，这里有六本

许根成好奇拿起一本，念着名字：“《大国崛起——葡萄牙、西班牙》？”

“这本也是《大国崛起——‘海马车夫’荷兰》！”

“还有这本《大国崛起——英吉利》。”

“《大国崛起——法兰西》。”

“这些不同了！《大国的衰落——葡萄牙、西班牙》。”

“咦，这也是《大国的衰落——‘海马车夫’荷兰》。”

“怎么没有英吉利的？”

“法兰西的也没有！”

四个学子又在相互的手中看了看。

许根成问：“是不是没有拿过来？”

“不会！”

“恩？”

“你想啊，道光二十年英吉利才和我大清打了一仗，还打赢了，现在英吉利肯定是如日中天，怎么会衰落？”

“那法兰西也一样了？”

“想必是的！”

“算了，不要猴多了，先把这些看完了再说，赵普能以半部论语治天下，那是融汇贯通，我们先把这些弄明白就行了。”

他三个学子拿着，走向桌。

我口述，别人写出来的《大国崛起》系列和原版的《大国崛起》系列稍有不同，我这里可是重点的点出了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血腥的资本原始积累。

最后还加一本《中华的衰落》，那中国的比较，说实话，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时期进行的资本原始积累并不比欧洲光彩多少，只不过少了一个黑奴贸易，血腥味淡了不少。

还指出了中国无法进入资本主义世界的根本原因——变质了的儒家文化。

三人行必有我师，这是孔子说的，可是道光二十二年清朝在鸦片战争中败北之后，也就当年十月，奕山奏报广东仿造西式战舰一艘，并且提议停止建造旧时战船，经费用于建造西式战舰。此事最终不了了之，没有半点向西方虚心学习的样子。

明清两代，中国人口和粮食产量都增加约五倍。先进地区耕作方法向落后地区传播，稻麦间作和双季稻的种植，以及玉米、番薯等高产品种的引进和经济作物的显著发展，农产品的增加，为资本主义萌芽，手工业的发展，提供了支持。

也就在这种变质了的儒家文化氛围下，所有人都盯着“士农工商”中的“士”，平民百姓都想着读，“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就连非常成功的商人，也想方设法的买地，以洗白身份，为子孙后代算计，断地转化为新的地主和旧式富农，没有向资本主义前进。

而欧洲就不同，欧洲的分封制盛行几千年，国王、皇帝只不过是大一点的封建领主罢了，甚至德意志的皇帝，几百年间都是靠选举产生的。

中国中央君主集权制根深蒂固，皇帝以及大地主们直接掌控全国土地与人口；欧洲封建领主虽掌握土地却缺乏对市民阶层的控制，封建关系较为松散。中国广大自耕农民以自产谋生又极度贫困，既缺乏消费欲，又没有购买力，消费市场无法形成；欧洲广大城市平民没有土地以经商或手工业为生，购买日常商品是生活必须，有利于市场形成。中国因为地大物博，广大破产的农民没有食物、没有去处，就只好造反了，最后不是一个朝代替换另一个朝代，就是直接当了肥料；欧洲因为地小，广大破产的农民没有去处，要么进了手工场，要么就了探险船，去对外扩张。中国消费品生产主要面向高级消费，丝绸、金银加工、高档瓷器等基本是流社会的奢侈品，市场范围小，资本主义发展空间有限；欧洲商品生产服务对象广泛，棉纺、毛纺、制铁等大多是广大群众的日常消费，市场范围大且稳定，资本主义发展后劲实足。中国国内市场低靡商人普遍缺乏资本无力开展对外经营，小农经济倚赖土地没有海开拓的欲望，具体表现即闭关自守；欧洲市场活跃资本运作通畅，财富的扩张必须继续扩大消费，同时急需劳动力与资源，对外扩张事在必行，具体表现即组织航海拓展殖民地。

最可恶的就还是那些满嘴孔孟程朱的文官士人，表面道貌岸然，“先天下之忧而忧”，实际肚子里一肚子的坏水，确确实实的“先天下之乐而乐”。

他们就的地主士绅阶级的利益代表，明朝末期时，国家绝大多数的土地都被那些文官政府所代表的地主士绅­操­控在手里，而他们却不需要缴纳，或者只是象征­性­的缴纳那么一点点的赋税，尽而导致没地或少地的农民承担着高昂的赋税重担，再加小冰河时期的天灾，使得农民无地可种、无衣可穿、无物可食，这才造就了明朝几十年都剿不完的匪，王二、高迎祥、李自成、王嘉胤、王大梁、王左卦等等。

对于工商税，明朝的管理更加混乱，万历初首铺张居正实行一条鞭法时，征收商税，惹恼了以东林党为首的江南士绅商人。结果死后清算，被抄家夺谥。到了泰昌元年，东林党执政，第一件事就是废除商税矿税。再后来到了天启年宦官魏忠贤执掌朝政，辽东军情紧急，国用不足，魏忠贤又捡起张居正留下的税法，重新向东林党的后台江南士绅商人伸手征税。所以东林党会把魏忠贤视为了眼中钉，­肉­中刺，百般诋毁攻讦，想方设法要逼着魏忠贤重新废除商税矿税。到了崇祯登基，清算了魏忠贤。东林党乘机彻底解决宦官对工商税的威胁，忽悠得崇祯说什么派太监收矿税商税什么的是典型的暴政，让崇祯召回了除南京留守太监之外的各路内监。因为所有的工商业都跟这些士大夫的家族切切相关，皇帝要收工商业的税就等于从他们口袋里外往掏钱，所以他们拼死也要阻拦！这样，全国各地的大型工矿“国有企业”就全部落入了的东林党之手。

于是乎，大明的财政状况急转直下，以前那些“国有企业”和工商税虽然被宦官们搜刮得厉害，但是每年还是能够保证有几百万两银子的收入，但是崇祯的变革之后，一句“不与民争利”，工商税是一钱银子也收不来，“国有企业”却是年年亏损，为了保证前线将士还有武器用，不得不还往里面贴钱。

国家的动乱和士大夫的腐朽短浅，完完全全断绝了中国向资本主义前进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