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才是明亡的根本原因，不是什么闯贼流寇和满清铁骑。

当然，又留了个问题，问：明朝没有能力剿灭闯贼流寇，反而被攻破了北京城，那大清又能不能剿灭太平军了？

2012密码全文阅读这真是个极度诛心的问题，放在外面，那可就是满门抄斩的还是诛灭九族的问题。

但是在我之前的引导下，他们迅速给出了差不多正确的答案。

清朝有八成的胜算！

一、经济方面，雍正在位的时候就大刀阔斧的改革，实行了三大德政：摊丁入亩、耗羡归公、官绅一体纳粮。

摊丁入亩：

摊丁入亩又称“摊丁入地”。清代初期的税制是延续明朝的一条鞭法而来，丁税与田税仍是分开征收，中国自古就有人丁税，所谓人丁税，就是成年男子不论贫富，不论有地无地、地多地少，均须缴纳的人头税。而以农为生的平民为了生产需求必定需要大量人丁，如此一来丁税成为了穷苦平民的严重负担。康熙时，圣祖康熙皇帝颁布「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诏令使丁税数量成为定额。雍正时正式废除丁税，将康熙永不加赋之后已经固定的丁税额并入田税之中，则无田产的贫苦民众不需要再担负税务。将人丁税摊入地亩，按地亩之多少，定纳税之数目。地多者多纳，地少者少纳，无地者不纳。是谓"摊丁入地",一举取消了人头税。

此举有损富益贫的作用，将赋税负担更合理化、平均化，保证了政府的税收，也结束长久以来的税制混乱。此外“摊丁入亩”的实施也有节省税收成本的效益。清初人口增加迅速，使得在户口的统计难以掌握，如此在人丁税的计算也显得费时又困难，将丁税取消则政府在徵税的成本可以有所节省。

而且是用田地来订定缴税金额，此举就有了减缓地主兼并土地的作用。

火耗归公：

清代人民缴税时多用民间流通的铜钱，征收到地方政府之后，但是地方政府向中央政府缴纳的税款却是白银。地方政府在铜钱兑换白银和白银鎔铸的过程中时会造成银两的损耗。因此官员多会额外徵收银钱，这被通称为“火耗”或“耗羡”。耗羡无法定征收额，这些额外增收的银钱是由官员自行订定的，州县随心所欲，从重征收，有的抽正税一两、耗羡达五六钱，人民负担甚重。“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才成为普遍现象。因此常有官员将“火耗”作为私用图利，造成了国库收益的损害也使人民在赋税有多余的负担。

火耗归公即是将多徵收的火耗银全归於中央，再定额配给地方官员作为补助的“养廉银”，此举是将附加税变成正税，也不再随官员喜好订定徵收额，且新制定额亦比原来的火耗银为低，减轻人民的负担，增加国库受益。另外因养廉银被要求开销支出要记录清楚，也要受中央的监督，剩余部分更须归还国库，如此也有澄清吏治之效。雍正时就因火耗归公而清查出亏空，惩处了贪官，打击地方官员的任意摊派附加税。

官绅一体当差一体纳粮：

中国自古以来对读人就较为礼遇，在国家义务的行使有许多的豁免权。在清朝时旗人及仕绅读人是不用担负人头税不用纳粮税的，反倒是一般的平民必须承担赋税义务，而有田的地主多将田亩依附在官绅之下，因此贫者愈贫、富者愈富。雍正为确实实行摊丁入亩的政策，於是取消了满清旗人和仕绅的特权，此二者多位於地主阶级。

想一想，地主多交了税，心里能高兴吗？

想一想，官员们巨额的“合法收入”被剥夺了，能不恨得咬牙吗？

想一想，失去了高人一等的特权，官员士绅们能不恨之如骨吗？

雍正在大幅减轻百姓负担的前提下大幅增加了国家财政收入，十三年间，国库存银从康熙晚年的七百万两骤增到五千万两。这五千万两不是来自贫民百姓，而是从贪官污吏和地主士绅的嘴巴里面抠出来的。

“摊丁入亩”整了地主，“火耗归公”整了天下的贪官污吏，“官绅一体当差纳粮”整了特权读人。官僚、地主、士绅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既得利益集团，他们的特权受损，能不同仇敌忾，群起而攻之吗？

可以说雍正的三大德政，像三大棍子一样打倒了全国的官僚、地主、士绅。当年只准备了一百口棺材，就混成那样了，可以想象雍正有多大的压力。

就是这三大德政，使得清政府现在能挺直了腰板和太平天国斗，有银子发给把脑袋绑在裤腰带的绿营兵，让他们有点心思和太平军拼命。

二、不得人心。

太平军现在依然在坚持流寇作战的方法。除了石达开控制的江西等少数地区外，都没有建设根据地的想法，都是打了、抢了就跑。

《天朝田亩制度》关于平分土地并没有被真正实施，后来的规定被抛弃了，“照旧交粮纳税”实行了。从杨秀清等给天王的奏章中，看不出“照旧交粮纳税”是一个权宜之计，临时措施。实际，它一直实行下去。既然“照旧交粮纳税”，农民得不到利益，如何能支持太平天国政权？在常熟、无锡、吴江等地区都爆发过农民与太平天国地方政权的冲突，包括捣毁收租局、杀死乡官等内容。太平天国脱离了农民群众。

定都天京后，太平天国领导层日益腐化，他们贪图享乐，大兴土木建造宫室，并实行严格的阶级制度早年由南王冯云山制订，愈来愈脱离民众。加太平天国强制推行一些违背民意的措施，例如在首都天京强制男女分开居住，凡此种种皆不得民心。

三、太平天国以耶稣立教，贬孔子、斥菩萨，把中国人的一切旧信仰统统划入“邪魔妖鬼”，把自己孤立于中华文化之外。相反，清廷反而以中华文化正统自居，这样做显然失去了同广大人民，尤其是绝大部分士大夫们在文化心理的联系。

而太平天国的领袖们虽然也宣传“胡人满洲，窃据天朝，其祸尤烈”，但与这宣传洪门帝相比，这个声音实在太小、太微弱了。由于太平天国没有高举“恢复中华”的民族主义旗帜，反而强制推行一些中土迥异的风俗、信仰，不仅使士大夫们不敢从其行，就是一般的平民百姓也认为是数典忘祖的旁门左道。再加耶教的传入有其特殊­性­，这个时候的耶教已经不象明朝那样是和平传入，而是靠着洋枪洋炮的威慑，使国人在心理自然而然地产生了拒绝心理。

相反，清廷却以维护中华道统自居，曾国藩就以桐城文派自榜，竭力维护孔孟的正统，这样，太平天国就把民族主义这面大旗拱手相让。

这样的答案估计可以打七十分了，其他还有些原因，领导人争权夺利，最后引致领导集团的分裂；洪秀全晚年用人唯亲，不太信任外人，政事混乱，生活糜烂，军心更加涣散；太平天国未能争取外国支持，损害西方国家的利益，因此英、法两国跟清廷签订北京条约后即支援清军对付太平天国；战略错误等等，都不是现在他们能知道的。

在我看来，这四个学子能有这样的见识算不错了，再培养一整子，就可以缓解我这阵营中文人不足的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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