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卫在国民党中央四届六中全会期间被孙凤鸣枪击后，伤势虽重，但所中的三枪并非致命伤。南京中央医院将汪­精­卫左臂和左颊的子弹取出后，由于受当时医疗条件的限制没能将胸脊柱骨旁的那颗子弹取出来。也正是这颗子弹不时发炎，它所产生的疼痛使汪­精­卫时常心神不安。汪­精­卫在遇刺后会见报社记者时说：“窃思本人生平并无私仇。而最近数年，承乏行政，正值内忧外患重重煎迫之际，虽殚心竭力，而艰难周折，外间何从得知？”由于内心闷压积聚太多，加上枪伤又久治不愈，汪­精­卫在考虑了多方因素后决计去欧洲疗养。去欧洲前，汪­精­卫辞去了行政院长和兼任的外交部长的职位。

汪­精­卫到欧洲不久，国内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西安事变”被解决后，国内各种政治力量包括以前和蒋介石有很深恩怨的各路军阀，都以国家利益为重表示无条件支持蒋介石。就在“西安事变”提高了蒋介石在国内的威信后，汪­精­卫结束了在欧洲的疗养回到了国内。回国后。因为身体的原因，汪­精­卫没有在政府内任职。但汪­精­卫仍然是国民党最高决策机关的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在政治上还在蒋介石之上，对国民党的方针政策仍有很大的影响力。不过，随着日本军队利用“芦沟桥事变”向中国发动全面进攻后，汪­精­卫又站到了政治舞台的前面。在国民党临时召开的全国代表大会上，蒋介石以加强军事为由要求修改党章，规定国民党设总裁和副总裁各一人。随后，大会选蒋介石为总裁，汪­精­卫为副总裁，就这样蒋介石名正言顺地取得了党内的最高领袖地位。但是，这并没有扭转中国军队在战场上被动的局面，使蒋介石不得不铤而走险。在没有任何预告的情况下，国民党军队突然炸开了黄河大堤。泛滥的黄河水没有淹死一个日军，却淹死了十多万中国老百姓，上百万人成为无家可归的流民。不久，国民党军队又在预定撤出长沙时误放火，烧死平民数万。汪­精­卫对这种建立在人民惨痛牺牲基础上的焦土抗战越来越不安，他觉得自己多次提出的“和平救国”的理念是正确的。当然，在国民党内部持“和平救国”观点的不止汪­精­卫一人，还有周佛海、顾祝同、梅式平、雄式辉、高宗武、胡适等人。他们组成了一个“低调俱乐部”，主张“和平救国”。汪­精­卫虽然不直接参加“低调俱乐部”的活动，却是这个组织的灵魂，无形中形成了以汪­精­卫为中心的“和平运动”。

一九三八年十月初。日本军队想在武汉战役中一举消灭中国军队主力，但中国军队主动撤退，并且中国政府也迁都重庆，使日本政府想通过武力高压迅速解决中国问题的企图破产。日本非常不愿意打持久消耗战，持久战拖的越久对人口资源丰富的中国就越有利，日本就有可能在消耗战中被拖垮。此时，日本用在中国战场的兵力已增至二十四个师团，军费激增，财政困难，国内危机日渐困重。在这种情况下，日本政府内部要求“重新检讨对华政策”的呼声抬头。不久，日本政府近卫首相发表了第二次对华声明，一改过去的“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方针。随即，日本政府和军部的对华方针由“军事打击为主，和平谈判为辅”，改为“和平谈判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由否认重庆国民政府改变为承认重庆国民政府。日本政府并且考虑作出一定的让步，和中国政府谈判以尽早结束战争。日本对华政策改变后，开始发出和谈的信号，这正好与汪­精­卫等人的“和平救国”论的看法不谋而合。此时，国民党内部对“是战还是和”的问题上，发生了重大分歧。但由于“主战”和正义联系在一起，“主和”不免要戴上投降卖国的帽子，所以国民政府内“主战”派还是占绝对多数。为此，汪­精­卫等“主和”派开始了自己独自的“和平工作”。不过，蒋介石在“主战”和“主和”之间持机会主义的态度，一方面高唱抗战到底的高调，另一方面对汪­精­卫等人的“和平工作”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为中日战争的结局留一条后路。蒋介石并没有制止和惩处参与“和平工作”的官员，使汪­精­卫的“和平工作”得以顺利进行。于是，汪­精­卫委托“低调俱乐部”的梅思平和高宗武等人，与日本私下接触谈判停战的条件。

这年的十月底，国民政府外交部亚洲司日本科科长董道宁依照汪­精­卫的意思，通过私人关系与在上海的日本南满铁路驻京办事处主任西义显和同盟通讯社上海支局长松本重治等人进行接触，摸索与日本和谈的可能­性­。西义显和松本重治明白了懂道宁的意图后，劝董道宁直接到日本与军方人士会谈。于是，在松本重治的安排下，董道宁来到日本与陆军参谋本部中国课课长影佐祯昭大佐进行了会谈。由于董道宁是个小科长，虽然影佐祯昭并不清楚董道宁的背景是什么，但他可以肯定董道宁是在某个高层人士的指派下来日本秘密谈判的。影佐祯昭是日本国内的主和派，也是早期参与“和平工作”的惟独的一名军人。当董道宁向影佐祯昭询问，日本政府是否会改变近卫首相提出的“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政策时，影佐祯昭告诉说：“尽管军部中有很多人反对近卫首相发表的声明，但近卫首相的声明是事出有因的，不可能会简单地取消。其实日本国内希望和平的人也大有人在，非常愿意与中国进行停战谈判，期望中国也能够表示出具有和谈的诚意。”董道宁在了解了日本政府的政策走向后，要影佐祯昭给蒋介石写信以示他这次来日本的收获。影佐祯昭认为他一个课长的身份给蒋介石写信不合适，而是给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老同学何应钦和张群分别写了信。影佐祯昭在信中写道：“董道宁此次来日本表示了中国的诚意，日本深为感谢。”

董道宁回国后，将影佐祯昭的信交给了上司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高宗武很快把此信交到了国民党宣传部长周佛海的手上，而后由周佛海分别将信转给了蒋介石和汪­精­卫。蒋介石知道这信的来龙去脉后，要高宗武通过西义显转达他向影佐祯昭的好意所表示的感谢。不久，周佛海向蒋介石进言派高宗武到上海进一步开展秘密外交。蒋介石同意高宗武到上海进行秘密外交，并从军委会秘密军费中每月支出六千元作为高宗武的活动经费。高宗武到上海活动了一段时间后，周佛海又背着蒋介石密派高宗武直接到日本会谈。

高宗武在松本重治的陪同下来到日本，到日本后他首先表示此次来日本并不是代表蒋介石来的，而是中国主和派的代表。在影佐祯昭的斡旋下，高宗武与日本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进行了会谈。会谈时，高宗武提出由汪­精­卫出马，从政府外部掀起“和平运动”的计划，希望日本方面为汪­精­卫的出马提供有利条件。日本方面同意，以“不要领土，不要赔款”的优惠条件，支持汪­精­卫出马进行“和平运动”。高宗武回国后，因未经蒋介石允许擅自去了日本，而且这次得到的结果对蒋介石也不利，所以只向周佛海报告了日本之行的情况。周佛海很快把高宗武提交的报告给了汪­精­卫，汪­精­卫对日本支持他出面进行“和平运动”很高兴。

不久，高宗武因肺病住院，周佛海改派军委会政略部主任秘书梅思平接替高宗武继续进行秘密谈判。梅思平与日本近卫首相的私人代表松本重治在香港共进行了五次谈判，初步确定日本政府除“不要领土，不要赔款”外还答应二年内撤军，以此支持汪­精­卫搞“和平运动”。当梅思平将日本方面的条件交给汪­精­卫后，汪­精­卫同意在此条件下出面主持“和平运动”。随后，汪­精­卫与周佛海和梅思平等人召开秘密会议，讨论“和平运动”的具体计划，准备分五个阶段进行：一是汪­精­卫离开重庆在外宣布下野，并脱离国民政府。然后日本政府立即发表声明，提出不要领土、不要赔款和两年内撤军的条件，倡议与中国进行和谈；二是汪­精­卫以个人名义发出响应日本政府的和平倡议，建议国民政府接受日本的条件和平停战；三是云南等地的地方实力者通电响应汪­精­卫的和平号召，在云南等日本军队未占领的地区建立新的独立的政府；四是日本承认新政府并与新政府进行和平谈判。同时，日军撤回长城以北，将日军占领区转交新政府；五是新政府统一全国，实现中日两国间的真和平。汪­精­卫明白要实现这个和平计划的第一个关键问题，是要得到云南政府主席龙云的支持。

为此，汪­精­卫派夫人陈壁君找到龙云进行秘密商谈。龙云本来就对蒋介石改变他的军队和调用云南的大量物资耿耿于怀，当明白了陈壁君的意思后即表示支持汪­精­卫建立新政府。有了龙云的许诺后，汪­精­卫派梅思平和高宗武等人为代表，与日本派出的代表影佐祯昭等人，在上海虹口公园附近的重光堂进行了最后谈判，并签署了“重光堂协议”。当时，梅思平把“重光堂协议”抄写在丝绸上，而后缝在西装里带到了重庆。汪­精­卫见了“重光堂协议”后，犹豫了好长时间。后在周佛海等人的反复劝说下，最终下决心选择走“和平救国”的道路。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八日，这天是汪­精­卫原定想离开重庆的时间，因为蒋介石外出不在重庆。可就在汪­精­卫准备动身时，蒋介石突然从桂林飞回了重庆。蒋介石的回返打乱了汪­精­卫的计划，以为事情已败露，他只好暂时按兵不动等待时机。其实，对汪­精­卫与日本人的频繁接触蒋介石已有所警觉，曾当面试探地询问过，而每次汪­精­卫总是支支吾吾的不作正面回答，这自然加重了蒋介石的疑虑。为了打消汪­精­卫亲自出马搞“和平运动”的妄想，蒋介石特意在国民党纪念周集会上，明确表明了要坚决抗战到底的决心。但过了十天后，在蒋介石飞往陕西出席军事会议时，汪­精­卫见时机已到即以外出演讲为名，偕同夫人、女儿和秘书等人飞往昆明。

汪­精­卫到达昆明后，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率大小官员到机场迎接。当天晚上，汪­精­卫与龙云作了次非常恳切的谈话。谈话中，汪­精­卫把“和平运动”的计划向龙云交了底，龙云听后也满口表示赞同。第二天，汪­精­卫一行与随后而来的周佛海等人，登上龙云代为包租的专机离开了昆明，抵达当时为法国殖民地的越南河内。

汪­精­卫搞“和平运动”由来已久，蒋介石不以为怪。但汪­精­卫竟然放弃国民政府副总裁的职位不辞而别，则是蒋介石和其他国民党要员做梦也不曾想到的。消息传来，莫不万分震惊，谁也猜不透汪­精­卫出走的真正原因。直到日本政府近卫首相发表第三次声明，并汪­精­卫发“艳电”通报响应之后，蒋介石等人才明白了汪­精­卫出走的真实意图。尽管蒋介石与汪­精­卫争权夺利多年，但国民政府副总裁出走投敌，这将给国民政府带来极其恶劣的影响。对这点，蒋介石是非常清楚。为了挽回局面，蒋介石下令封锁消息，谎称汪­精­卫告假去河内治疗，并派汪­精­卫的好友陈布雷和外交部长前往河内劝其回国。同时，蒋介石暗地里则命令戴笠严密监视汪­精­卫一行，防止他们公开投敌。蒋介石要戴笠，既要达到监视和警告汪­精­卫及其追随者的目的，又不能让汪­精­卫抓到任何把柄，以致公然与老蒋决裂，造成无法挽回的局面。

这无疑是项非常棘手的任务。

蒋介石找过戴笠的当天下午，戴笠悄悄地到了香港。

戴笠在对汪­精­卫出走河内的所有情报进行分析后，决定在严密监视汪­精­卫等人的同时，来个声东击西和杀一儆百的行动。他亲自出马打电话给汪­精­卫的追随者《华南日报》负责人林柏生，以及拥护汪­精­卫“和平运动”的香港中央通讯社社长肖同兹，指责他们不该发表支持汪­精­卫的文章，与重庆政府公开唱对台戏。与此同时，戴笠还派人上门扬言要烧毁《华南日报》社。但戴笠所做的并没有吓住林柏生，他继续在报上写文章攻击重庆政府。这可激怒了戴笠，他派人在林柏生回家的路上，将其打伤以示警告。过后，戴笠又把特务处上海区区长王天木约到香港，密商在上海尽快地派人杀一两个大汉­奸­，给企图投敌叛国者以威慑。

不久，按照戴笠和王天木的安排，伪维新政府的外交部长被击毙在上海的寓所里。也就在这时候，戴笠早先派到河内去的特务处天津站站长陈恭澍、临灃特训班副主任余乐醒和自己的贴身警卫王鲁翘等人，在监视汪­精­卫的工作上也取得了重大突破：他们截获了一封汪­精­卫煽动龙云脱离国民政府，拥护其在西南成立伪政权的密函。原来，汪­精­卫逃到河内并发表了“艳电”后，实指望如周佛海等人以前所说，云南、四川和广东等拥有军队的实力人物会出来响应他的“艳电”，拥护他回西南成立一个与蒋介石抗衡的新政权，然后再进一步与日方谈“和平”之事。可是“艳电”发表了三个多月，云南、四川、广东均无动静。汪­精­卫有些耐不住了，冒险给龙云写了此封密函。密函中写道：“……弟蛰居河内，非有所谓，然寄人篱下，言论行动，不能取信于国人。若回到内地，则声势迥然不同。各方趋附，有其目标；国际视听，亦有所集，事半功倍。日本对弟，往来折冲，亦比较容易有效。此弟三个月前不敢求之先生，而今日始求之先生，未知先生能有以应之否？……如先生予以肯定，则弟决然前来；如先生予以否定，则弟亦不能不谋他去。盖日本一再迁延，已有迫不及待之势……”密函中，汪­精­卫投敌叛国之心昭然若揭，成了他当汉­奸­的铁证。

戴笠得此密函后，急将此密函亲呈给了蒋介石。

一九三九年一月初，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召开的临时会议上作出罢免汪­精­卫公职的决定，并剥夺其国民党党籍，动员全国报纸对汪­精­卫进行揭露，下令“严缉惩办汉­奸­”。此后，蒋介石密令戴笠立即拟订制裁汪­精­卫的行动计划，抓紧时间进行布置，一定要抢在汪­精­卫离开河内去南京组织伪政府之前把他除掉。戴笠在这之前虽然已成功地组织了多次暗杀行动，在布置行动方面也积累了较丰富的经验，但要完成对汪­精­卫的刺杀执行难度实大。首先，这是次国际行动，如何组织越境暗杀，这在戴笠的历史上是第一次。没有任何先例可以借鉴。越南是法国的殖民地，法国人历来对殖民地的治安抓的很紧，连武器也禁止携带。再加上语言不通、地形不熟和风俗不懂，这就使行动人员办事很不方便。戴笠深知在这种环境下，只要在任何一个细节上稍有疏忽就可能招徕全盘大错。戴笠手下虽有不少国际情报人员，但是没有一个国际行动人员。况且过去在国内组织的暗杀行动，不但有大批军警宪人员进行配合，而且参加行动的人员大都是当地熟悉情况的“老地方”。另外，制裁汪­精­卫的行动必须要抢在他潜回南京之前，准备的时间实在仓促，难以周密筹划。汪­精­卫此时虽手无缚­鸡­之力，但他是个国内外都有影响的著名政客，他的一举一动必然会受到法国和日本当局的密切注视。此外，汪­精­卫一生中与暗杀有着不解之缘，既暗杀过别人也被别人暗杀过，是从炸弹和子弹中滚爬过来的。以汪­精­卫的机警，他不可能不清楚蒋介石会采取何种方式来对待他。为此，戴笠从蒋介石那里回来后即与军令部二厅的郑介民，认真仔细地研究和拟定了此次行动的计划与具体方案。过后，戴笠率特务处甲室的毛万里等人直飞香港，在铜锣湾晚景楼一号公寓内设立了指挥中心，并在香港高街六号也设了联络站。该联络站里有两部电台，由戴笠指定报务人员日夜值班，不间断地与河内和重庆之间联系。

同年一月中旬，戴笠经化名取得护照后从香港乘飞机到了河内行动组所在的密点。

在召集余乐醒等行动组人员开了会后，单身一人去拜会了国民政府驻河内总领事许念曾。戴笠向许念曾说明了此次来的意图后，许念曾同意总领事馆作为刺杀汪­精­卫的临时指挥部和联络点。随后，行动组的人员带着电台驻进了领事馆。当天晚上，戴笠又秘密会见了一位姓徐的直属联络员。此人因在欧美留过学，与河内法国殖民当局的关系非常好，而且在当地华侨社会中也颇孚众望。戴笠过去交给他的任务是长期潜伏，发展关系，以为后用，平时只由戴笠单线联系。此时正是用人之时，戴笠要他全力配合行动组工作。为确保刺杀汪­精­卫行动的成功，戴笠指令特务处美国站购买了两支新制的左轮手枪。这种手枪的特点是­射­程远和杀伤力大，很适合在狙击行动时使用。这两支枪，由曾为法国空军作出过贡献的法国援华志愿大队联络官曹师昂，通过其法国的妻子带到了河内。

四天后，戴笠又回到了香港。

戴笠离开河内时，尽管再三提醒行动组的人员“做好必要的准备，千万不可轻举妄动”。但余乐醒等人在紧张而又难耐的等待中，还是采取了“软­性­行动”，就是想用毒药在不知不觉中把汪­精­卫毒死。那么怎么才能把有毒的食品送到汪­精­卫的住处去，成了余乐醒等人很费心事的难题。当时，汪­精­卫夫­妇­住在河内高朗街二十七号，与他们同住的只有仆人和几个亲戚。余乐醒明白，要收买汪­精­卫身边的仆人和亲戚是不可能的。为了寻找下手的机会，余乐醒要行动组的人进一步加强对汪­精­卫住周围的监视。不久，行动组的人发现高朗街上的一家面包店，几乎每天早上都派人给汪­精­卫家送面包，而且汪­精­卫每天早上也必用面包。于是，余乐醒让人买了几只面包进行注毒试验，没想到当毒液注入面包后很快就结成了黄豆般的小块。用有毒的面包，毒死汪­精­卫这方法显然不行。接着，余乐醒利用汪­精­卫所用的浴室水龙头漏水的机会，派人把一瓶有剧毒的气瓶放到了浴盆和墙角的夹空间，欲利用缓慢散发的毒气致汪­精­卫于死地。不料，汪­精­卫的一位侍从在检视浴室时发现了毒气瓶。当汪­精­卫得知此事后，认定是蒋介石派人­干­的，为此增加了防范的措施。就在余乐醒等人再次想法下手时，戴笠发来了密电：“着即对汪­精­卫予以严厉制裁，不得延误。”行动组收到密电后，当对原先制定的行刺方案确认无误后，决定在第二天的夜里突袭汪­精­卫住宅，并处死汪­精­卫。

可没想到第二天一早，负责监视汪­精­卫住宅的行动人员报告说，汪­精­卫正在打理行装有全家逃离河内的迹象。过了约两个小时后，又报告说汪­精­卫一行坐了两辆黑­色­轿车往河内达莫桥方向驶去。余乐醒即令陈恭澍，带领行动人员驱车追赶。当陈恭澍开车追过达莫桥后，发现在前面不远的空地上停着两辆黑­色­轿车。由于不能靠的太近，加上当时阳光又相当耀眼，陈恭澍等人看不清哪辆车里坐着汪­精­卫。就在他们犹豫不决的时候，那两辆黑­色­轿车迅速起动并朝原来来的方向疾驶而去。等陈恭澍调转车头再追时，那两辆黑­色­轿车已经没有踪影了。显然汪­精­卫已经对戴笠手下要采取的行动已有察觉，要不然不会出现刚停车又急促离去的情况。好在这时，监视汪­精­卫住宅的报来说两辆黑­色­轿车已回，汪­精­卫夫­妇­俩正在住宅外的草地上争吵着什么。可是当陈恭澍带人赶到时，汪­精­卫夫­妇­已回到了屋里。此后的整个白天，行动人员的眼睛再也没有离开过汪­精­卫的住宅。

到了夜晚十一时许，按照预先的方案，负责刺杀汪­精­卫的人员越墙后直奔汪在三楼上的卧室，其他人员在院内巡查和放哨，陈恭澍驾车在外围接应。当负责直接刺杀汪­精­卫的王鲁翘带人奔到三楼时，由于汪卧室的门非常结实怎么也踢不开，只得用板斧将门砸开。也许是砸门的声音惊动了楼下的佣人，或者是行动组的人员撞见了佣人，楼下一阵争吵后有了枪声。这枪声一响可急坏了王鲁翘，没待门完全砸开就从已有的窟窿里钻了进去。他用手电往房内一照，只见有个男人光着大腿颤动着身子躲在床底下。王鲁翘以为他就是汪­精­卫，便对其腰和背就是三枪。当他刚想转身时，发现床下还有个女人，以为是汪­精­卫的妻子陈壁君，便甩手又是三枪。当王鲁翘正准备上前验证时，因为先前的枪声已经惊动了周围的警察，远处已有了警车的呼叫声。王鲁翘等行动人员只得匆忙撤离，上了陈恭澍的接应车回到了驻地。回到驻地后，王鲁翘对陈恭澍说，凭他的枪法汪­精­卫夫­妇­必死无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