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说福建事变。

一九三二年初，以蔡廷锴为军长的第十九路军在“一二八”沪淞抗战中，英勇杀敌，使日本军队遭到了极其惨重的损失，迫使日本政府三易其帅。虽然，十九路军的举动振奋了全国人民抗日的士气，但由于蔡廷锴等人抵制了不抵抗政策和坚持抗战的立场，引起了蒋介石的不满。这年的五月，蒋介石强令十九路军的三个师分别开往江西、安徽和湖北，以此欲削弱第十九路军的影响。对此，蔡廷锴等人据理反对。尽管蒋介石后来修改了命令，但还是把第九路军调往福建。蔡廷锴率十九路军进入福建后，在蒋介石的催逼下，利用福建红军入赣作战的空隙，占领了闽西和闽北两个根据地的不少地方。不久，红军主力由江西东征福建，先在闽西连城等地歼灭十九路军七十八师约三个团，继而在闽北又歼灭两个团，并围困廷平、顺昌和将乐等县城，直接威胁福州。

这时，蔡廷锴才明白过来蒋介石是想让红军来消灭十九路军，他这是中了蒋介石的计谋。于是，蔡廷锴毅然决定把“反蒋抗日反共”的方针改为“反蒋抗日联共”，同时采取积极的步骤派人与红军联络，并与红军实现了停战。在此基础上，蔡廷锴与由香港入闽的李济深等反对蒋介石的人士反复商量后，决定举旗成立新政府。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二十日，在福州南郊公共体育场召开大会，发表了《中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人民权力宣言》，决定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并推荐李济深为人民革命政府主席，蔡廷锴等十一人为委员。

福建事变和福建人民政府的成立，在全国以及海外引起了很大的震动。

戴笠在福建事变前，已注意到福建方面的异常情况。他曾在福建事变发生的两个月前，就多次下指令给香港区和华南区的特务处的下属组织，要他们密切注意李济深等人活动以及与十九路军之间的密切接触。同时，还抽调大量的特务人员南下，以加强香港区和华南区的力量。为防不测，戴笠还在福建的浦城和厦门成立了两个特务处的直属组，进一步严密了对十九路军的监视。由于戴笠提供的情报及时准确，福建方面的异常情况引起了蒋介石的高度重视。他多次致电十九路军查问情况，见没有回音后又派飞机到福州，接蔡廷锴到庐山见面，蔡廷锴又以身体有病推辞了。过后，蒋介石又派人给十九路军送去了五十万军费，想以此达到拉拢的目的，但也没能奏效。蒋介石心里明白，如果福建方面有事变，那么广东、广西、四川以及北方的反对蒋介石的势力就会联合起来，到那时这后果就不可设想了。为此，蒋介石又派出自己的座机到福州接蔡廷锴到南昌会面，但他没有想到的是座机到福州后就被扣留了。

蒋介石被激怒了，但他又左右不了福建方面的形势，只有向戴笠不停地催要情报。

当蒋介石从戴笠发来的电报中得知福建事变已发生时，他正在江西怃州前线指挥部队与红军作战。那份电报没有多少字，可蒋介石反复地看了多遍，而且神­色­也异常紧张，嘴里不停地说：“糟了！糟了！”过后，蒋介石在作战指挥室里不停地来回走动，看他那样子对福建发生的事变有些心有余而力不足。据蒋介石身边的人说，福建事变发生的起初几天时间里，蒋介石看的最多的是那本《剿匪手本》。每日晚餐后，蒋介石问的最多的是戴笠来电报的数量，只要有他每份都要细看。当蒋介石从戴笠来的电报里得知，十九路军在福建发起事变后只是空喊口号，而且全国其它的地方反对蒋介石的派系没有响应福建事变的迹象，加上在江西的红军也没有出现配合福建方面而进行反攻，蒋介石的心情开始好转了。他对边上的人说：“这下可好了，敌人孤立无援，我也可透口气了。闽变不平则天下不安矣。”于是，透过气来的蒋介石调集了三路大军向福建开进，同时急电戴笠组织力量潜入福建，用釜底抽薪的办法对十九路军的高级将领进行策反，彻底瓦解“福建事变”。

戴笠接到蒋介石的命令后，立即将在北平的特务处副处长郑介民紧急召回，向他婉转转达了蒋介石要他去福建主持策反活动的意思。因为早在十九路军奉命开赴福建时，戴笠就利用郑介民在十九路军中有许多广东老乡的有利条件，先后介绍了数十名特务处的人员到十九路军中任中下级军官。为了达到长期隐蔽的目的，只有其中少数人是通过特务处直接安排的，大多数人是由郑介民以个人关系派遣出去的，这些人平时不与特务处来往只与郑介民个人保持联系。此时，要启用这些潜伏人员，当然只有郑介民前往最为合适。当郑介民明白了戴笠的意思后脸上有了难­色­，他认为十九路军历来是广东人的天下，其中相当多的人都认识他，也了解他现在所做的工作，这个时候让他去福建还不等于上门送死！郑介民不愿前往福建的另一个理由是，通过他的关系派往十九路军的那些人中，有些已一年多没有联络过了，如果其中有人已叛变，他上门去岂不自我暴露身份。为此，任凭戴笠如何做工作和威逼，郑介民在去福建的事上就是不表态。此时，蒋介石又一日数次查问去福建之事的落实情况。情急之下，戴笠只得决定自己潜赴福建主持这次行动。

几天后。戴笠带着从特务处上海区抽调来的沈醉和副官贾金南以及数名卫士，秘密到达了福建厦门的鼓浪屿。

戴笠选择鼓浪屿作为策反和瓦解十九路军的指挥中心是有他的考虑的：一是这里早就有特务处的情报人员，在监视十九路军活动方面获取过许多有价值的情报，特别是“福建事变”发生后的情报都是由这里报到戴笠处的；二是十九路军在厦门的军事力量比较薄弱，特别是马尾和厦门两个军事要港在战略上颇为重要，十九路军本应派重兵防守，但由于兵力有限已无暇顾及；三是鼓浪屿如同上海的租界，外国的势力很大，十九路军鞭长莫及，便于情报工作的开展和隐蔽。此时的戴笠心里非常清楚，策反“福建事变”这么大的行动对他来说是第一次，如能在这次策反中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那么他会声名大振，地位将更加巩固，也更能得到蒋介石的重视。所以，戴笠在梳理和接通原先打入十九路军内部的各种关系后，每天穿着长袍，扮成富商模样，带着枪法极好的警卫奔走于闽南乡间。

当时，福建的形势是四分五裂，地方政权是土劣横行，由于全省没有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地方土著和杂牌军队更是雄峙一方，其中势力较大的几方加在一起约有四万多人。这些土著和杂牌军先后受过红军和十九路军的打击，有的甚至被击溃和收编。为此，这些土著和杂牌军对红军和十九路军几乎都有着仇视和恐惧的心理。戴笠离开南京时，带去了大量的银洋和盖有军事委员会印章的委任状，他利用这些土著和杂牌军急于想找靠山和想升官发财，用这些银洋和委任状逐一将其收买过来，以协助中央军与十九路军作战。这些杂牌军虽然成事不足，但他们善于扰乱后方和封锁道路，使十九路军在其后的作战中吃尽了苦头。此外，福建还有一类地方武装叫“民团”，他们既不是老百姓的队伍又不是完全的土匪，大都是由当地富豪劣绅牵头组织起来，保护当地安全的武装团队。戴笠到厦门后，看到这些“民团”数量众多，分布又很广，觉得大可短期给予利用。于是，也给这些“民团”的头子发了委任状，让他们对十九路军进行侧击和偷袭等活动。

与此同时，戴笠还积极地对十九路军内部的高级将领进行策反。当时驻守漳州、厦门的警备司令黄强，原来是蔡廷锴的参谋长，但黄强的妻侄周昭琼却是戴笠手下的人。戴笠遂带着周昭琼去了漳州，说服了黄强。此外，戴笠还通过黄埔同学关系，对十九路军总部副参谋长兼参谋处长范汉杰进行了策反。成功后，戴笠又通过范汉杰把十九路军总部译电科科长李道生拉拢了过来。结果，李道生不但把十九路军内部的所有来往电报向戴笠密报，还把参谋处和译电科掌握的所有密码本偷出来交给了戴笠，弄得十九路军在关键时候无法向所属部队下达作战密令。此外，戴笠还充分利用国民党上层的关系作十九路军高级将领的工作。如，曾通过南昌行营参谋长熊式辉用老乡的关系，买通了十九路军第六十一师师长毛维寿；通过南昌行营秘书长杨永泰利用朋友关系，买通了十九路军四十九师师长张炎等……戴笠还用郑介民暗Сhā在十九路军四十九师任副团长的欧剑城，直接与四十九师师长张炎通上了电话，转达了蒋介石对张炎的倚重，以及事成之后升官晋级的许诺。张炎是明白人，当即在电话里表示愿意立功赎罪。接着，戴笠通过张炎的关系，多次与十九路军的各师师长联系，促其叛变为中央政府效力。不久，经过戴笠的努力十九路军七十八师师长也被拉拢了过来。就这样，在戴笠一番细致而又大胆的活动后，十九路军的主要将领均与戴笠建立了关系，并都表示归顺中央脱离蔡廷锴的控制。

一九三四年一月中旬，在蒋介石的三路大军紧逼围剿和戴笠策反的双重压力下，十九路军被逼到了绝境。被戴笠收买的黄强、毛维寿、张炎等十九路军将领公开宣布听从蒋介石指挥，逼迫负责十九路军指挥的蔡廷锴出走香港。过后，十九路军的各师师长在福州召开会议。戴笠派人参加此次会议，会上传达了蒋介石的指示。在群龙无首的情况下，十九路军的各师师长经过讨论，一致决议停止抵抗，解散福建人民政府。

终于，“福建事变”经过五十天后被平息了。

“福建事变”的迅速平息，戴笠所组织的策反工作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这蒋介石的心里是非常清楚的。但由于戴笠所做的事不便于公开，更不能公开嘉奖，蒋介石为了不亏待戴笠任命他为南昌行营调查科上校科长。这任命对外人来说并不起眼，但对专搞秘密工作的戴笠来说终于有了一个能公开的头衔，而且手里所拥有的权限瞬间扩大了许多。

再说“两广事变”。

一九三四年十月，蒋介石在先后击破红军在华南与长江的根据地之后，广东和广西两省与中央政府分裂的事成了他首先要解决的政治问题。虽然，蒋介石在政治上对“两广”的政府采取以和为贵的姿态，希望能够和平解决“两广”与中央政府的歧见，特别是在先后召开的国民党四中和五中全会上，给足了“两广”代表的面子以其能达到目的。但是，由于“两广”的军政领袖胡汉民、陈济棠、李宗仁和白崇禧等人，对蒋介石仍然有着极深的戒备心理甚至是敌意。为此，“两广”政府照旧整军经武，同时还派人与华北地区的军政势力进行联络，随时准备与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进行军事对抗。此时，日本政府对介入“两广”与南京之间的分裂有着极大的兴趣，企图通过挑拨两者之间的关系以再度引起中国内部的战争，以削弱南京国民政府的力量。于是，日本多次派出军政界的要人，前往“两广”进行反对蒋介石的游说。尽管“两广”反对蒋介石的情绪非常强烈，但一直是以南京政府不敢抗日作为反对蒋介石的理由的，所以日本要员并没有达到收买“两广”政府的目的。

日本政府在“两广”的动作，蒋介石是早已心中有数，只是见“两广”政府还能守住民族节气也就没有多去顾问。到了一九三六年，胡汉民因脑溢血突然去世，蒋介石就此下决心要解决“两广”与中央分裂的现状了。他在商讨胡汉民治丧事宜时，当着许多人的面提出了要取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西南执行部和国民党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西南执行部和西南政务委员会是“九？一八事变”后，胡汉民怕日后蒋介石对“两广”进行报复而提议在广州成立的，以领导西南各省党政军等方面的工作，并由陈济棠和李宗仁任常务委员。陈济棠和李宗仁利用这两个机构一直与蒋介石周旋，而蒋介石碍于胡汉民的面子也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所以，当蒋介石派往广州吊唁胡汉民的官员向陈济棠和李宗仁宣布了此项决定后，陈、李俩人的脸­色­顿时­阴­沉了起来，他们哪肯轻易放弃把持了多年的西南军政大权。李宗仁很快把白崇禧召到了广州，俩人经商议后准备策动陈济棠揭旗反蒋。陈济棠起初对此事显得犹豫不决，后其兄陈维周对他说：“不久前蒋介石召见过我，我看他双目无神，面­色­灰暗，看来他的气数已尽，你现在不起兵更待何时？”陈济棠一向迷信，每遇大事总要请人预测凶吉，他的兄长­精­于此道，所以陈济棠听了其兄之言后心有些动了。此时，李、白俩人又细致地给陈济棠分析了国内所处的形势：一方面日本不断地向华北增兵，逼迫蒋介石签定所谓的“中日共同防共协定”，对此事蒋介石若同意签必遭全国人民的反对，若不签的话日本人还会继续向华北增兵，为此可以说蒋介石已陷入了绝境；另一方面由于张学良和杨虎城在西北有“联共抗日”的动向，蒋介石已派重兵进驻潼关和洛阳逼迫张、杨继续“剿共”，其余下的兵力已难以对付“两广”的军力部署；第三方面如果假督促中央抗日之名兴兵北上，不但会赢得全国大都数人的支持和同情，云南的龙云、四川的刘湘和山东的韩复渠等地方势力也会乘机而动，何愁不把蒋介石置于死地？陈济棠听后觉得在理，终于定下了反对蒋介石的决心。

一九三六年六月一日，“两广”正式通电全国谴责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表示要率部“北上抗日，收复失地”。

“两广事变”发生后，蒋介石就想利用颇有影响的粤军元老林虎去做说客，策反陈济棠的部下。可林虎早就厌恶官场生涯，隐居香港多年，并断绝了与一切军政人员的来往。第一次，蒋介石派了湖北省省长杨永泰去香港拜访林虎，结果吃了闭门羹。第二次，他又改派浙江省主席黄绍竑前往，同样也被拒之门外。于是，蒋介石把任务交给了戴笠，他要戴笠无论如何也要敲开林虎的大门。戴笠清楚，对林虎这样正直清高的老人，任何威吓和利诱都是难以起作用的，自然他自己不能胜任其事。但戴笠对蒋介石的重托不敢怠慢，当他得知上海巨商陈文波曾有恩于林虎，派人与陈文波联系后让其去香港做林虎的工作。陈文波是带着蒋介石的信去香港见林虎的，也许是陈文波和林虎的感情确实特别或者是蒋介石的信起了作用，林虎在陈文波到香港的第二天就起身到广州活动去了。戴笠得知后如释重负，但他清楚仅靠林虎去策反粤军达到平息“两广事变”是很难的。若真要如“福建事变”那样达到“釜底抽薪”的目的，只有把陈济棠最引以为豪的空军收买过来，才能真正地置陈济棠于死地。多年来，陈济棠为了加强反对蒋介石的实力，在空军上投入了相当的资金。到“两广事变”发生时，已有战斗机四十多架，轰炸机二十多架，加上水陆两用飞机和陈济棠的私人座机及其它各型飞机总数已超过一百架，几乎可以和蒋介石所掌握的中央空军相抗衡。为此，陈济棠始终把他的空军视为命根子。戴笠也正是看中了这点，把策反陈济棠的空军作为工作的重中之重。于是，他通过郑介民召集特务处华南区区长刑森洲等人，制定了一个详细而又周密的策反和收买陈济棠空军的计划。这计划报到蒋介石那里后，很快得到了批准，并要戴笠亲赴“两广”坐镇指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