娴静使女­性­具有一种似乎古典美的气质。所以，即使西方的封建贵族，在从小熏陶公主般的文学修养、艺术修养的同时，也还要求她们用一定的时间学习“女红”。公主们一般不会自己做衣服、织衣服穿，那纯粹是为了培养­性­情。

20世纪50年代的大姑娘，普遍而言，也都较腼腆。“腼腆”乃汉文字中独有的词。除了中国，世界上任何国家的文字中都无此词。“腼腆”一词的词意是较模糊的，不甚确定的，能理解明白，但难以说得非常确切。腼腆包含有羞涩的意思，又不仅是羞涩。羞涩形容的是内在的心态，腼腆形容的是外态。羞涩是一个发生­性­的、进行­性­的词，因为人不可能无缘无故地羞涩起来。

但20世纪50年代的大姑娘们，却往往会经常地、无缘无故地腼腆起来。比如同院住了多年，邻居关系很好，她们到我家借东西，或春节拜年，也会显出非常腼腆的样子。而我父亲常年在外地工作，我哥哥是中学生，我是少年，我家简直没有能算得上“男人”的人，她们为什么也腼腆呢？

正由于我家只有“小男人”，我母亲又特别好客，对大姑娘们一向特别亲热，一向特别被她们所敬，故不但同院的，而且连邻院的，一条街上的，乃至前街后街的大姑娘们，相当一个时期内，都愿结伴儿往我家聚，有时会在窗前聚七八人之多。就着屋里的灯光，各自手里皆钩着织着，你一句我一句地聊天。悄悄地聊，偶尔发出一阵哧哧的轻笑。邻居们都说，我家简直成了“大姑娘之家”了。我母亲也常望着她们说：“我要有这么多大姑娘可美死了！”正是那么一种情形，使我这个少年的眼，有机会观察很多大姑娘。连我母亲和她们说话，她们也显出腼腆的样子。同院有个比我大的男孩子心思不良。按今天说法，可叫作“问题少年”。有次他问我：“你看她们中哪个漂亮？”我就指着其中一个说：“她最漂亮！”他怂恿我：“那你敢走到她跟前去对她说‘我爱你’么？你若敢，我给你两个玻璃珠儿！”于是，我逞强地走到那一个大姑娘跟前大声说：“我爱你！”不唯那一个大姑娘，所有的大姑娘们都倏地一齐红了脸，都瞪着我呆住了。片刻，这几个伏在那几个身上，一齐笑得前仰后合。那是我生平第一次见大姑娘们笑开怀。她们一个个忍住笑，复一齐瞪着我，脸仍红着，都显出一种很美的腼腆。我母亲因那件事狠狠训了我一通，不许我以后再跟那“问题少年”接触。20世纪50年代的大姑娘们的腼腆，也许是因为那“大”字。这“大”字冠在“姑娘”二字前边，赋予了许多“姑娘”二字原本没有的意义和意味儿。或许那“大”字，使她们领会了太多有点儿担载不起又不能不撑住名分的尴尬。好比教授一旦被称为“大教授”，一言一行一举手一投足也难免找不准自我。

大姑娘使姑娘们处于一种找不准自我的状态。于是她们被人以看待大姑娘的特殊的眼光看待时，便不禁地心生出说不清道不明的尴尬。

而也许正是这一种自己说不清道不明的尴尬，使她们每每原发­性­地、无缘无故地腼腆吧。

20世纪50年代是“大姑娘”的叫法在中国最普遍、最流行的年代。

20世纪50年代大姑娘们的娴静和腼腆，单就男­性­对女­性­的眼光而言，从我这儿讲，在我记忆里永远是优雅的、美的。

姑娘大了，如果只“蹦迪”蹦得好，却从不知娴静何意，如果一味现代，从未羞涩过，从未腼腆过，细想想，也够俗得烦人了。

当然，20世纪50年代还有另几类大姑娘，比如某些高­干­家庭大小姐式的，某些高级文化人士大家闺秀式的女儿们……当年根本没接触过她们那一类，头脑里也就连点儿回忆都不曾保留下来。

二、饥饿年代的中国女人

20世纪60年代前三年，是中国的灾荒之年，也是中国人的饥饿之年，更是逢此三年的绝大多数中国女­性­每忆心悸的艰苦岁月。从母亲怀中的女婴到老妪，几乎概难幸免。

我们这里既说的是绝大多数，因而强调了例外者的存在。某些成年人虽然在那三年里自己不曾挨过饿，但还是知道别人在挨饿的情况的。只有极少数少男少女在那三年里并没挨过饿，以至于长大后，听许多同龄人或上一代人回忆起“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的苦日子，却浑然不知，莫名其糊涂。仿佛非中国人，乃外国人。他们是极少数的高­干­子女。当年的空军战士，曾节省下自己每月发的饼­干­和巧克力，送往他们寄宿的小学或中学。

“难怪学校里当年发过饼­干­和巧克力！”他们往往是在这样的联想下，才能证明那三年在自己的年龄中也确曾是度过的。

所谓“三年自然灾害”，我们如今都知道的，并不仅仅是自然因素造成的，也是政治因素造成的。

中国和苏联决裂了兄弟国家之间的友好关系，导致苏联板起面孔讨债，中国显示出强硬的志气偿还。

那三年内，局以上­干­部每月发“优待券”，可凭券买到白糖、茶、烟、­奶­粉之类。老百姓在那三年里见不到­奶­粉。凭出生证明供应给婴儿的是代|­乳­粉，一种接近­奶­粉的婴儿|­乳­品。那证明不仅要证明婴儿的出生，还要证明母亲­奶­水的不足。倘不证明后一点，也是不卖给的。春节前，每户人家供应几两茶叶。白糖每月每人二两。吸烟的男人每月供应一条劣质烟。

我母亲在那三年里一度也吸起烟来。为了获得烟票，她起先装出会吸的样子蒙发票的街道­干­部。烟票当年是一种很受青睐的礼品，尤其送给会吸烟的男人们时，他们是非常感激的，并会当做欠情之事铭记着。

后来我母亲就自己也每月买两盒，每天吸几支。我曾问母亲吸烟有什么好，母亲叹口气说：“止心慌。”当年许多人心慌不是由于心脏病，而是由于饿。“止心慌”，其实是为了“止饿”。母亲不愿实说罢。科级以上­干­部当年又叫“糖豆­干­部”，因为每月可比普通百姓优待半斤白糖、半斤黄豆。南方的和北方的，不同城市的人们聚在一起，免不了相互询问--你们那儿每月供应几两糖？几两豆油？几斤细粮？粮店里供应的粮食，经常是发霉的、生虫的，分明是粮库里清扫出来的库底粮。

城市人口中，对男劳动力的最高定量是36斤半（搬运工、伐木工、煤矿工享此优待）。

一般工人32斤。

脑力劳动者30斤。家庭­妇­女们和中学生、高中生们是一样的定量--28斤半。后来，在哈尔滨市，粮食不能保证定量供应了，每人每月减少3斤粮食，以霉质的地瓜­干­等量代之。连霉质的地瓜­干­都作为城市人的口粮供应了，足见已将农民的口粮收缴到了什么程度。

许多学生腹中空空地上学，许多学校因而取消了课间­操­。学生和教师饿昏在课堂上的事是经常发生的。男工人和女工人饿昏在车间里的事也是经常发生的，由此导致的伤亡事故频频。

素称“鱼米之乡”的江浙一带的农民，大批大批迁往山区，因为在当时，山区农民征粮指标低些。

“天府之国”的农民大批大批地逃亡外省寻求活路。陕甘宁的农民大批大批地“闯中原”或“走西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