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当年找齐一套从初一到初三的课本不但是不易的，而且是幸运的。当年一套初中的旧课本在地摊上标以高价。当年某些家庭里有这样的情况--上初中的弟弟妹妹做哥哥姐姐的家庭补习教师，甚至儿女做父母的家庭补习教师。

当年许多城市里的中青年女­性­都体会到一种时间上的紧迫感。无论是追求学历的女­性­，还是应付文化补习的女工，见了面，或在电话里所交谈的内容，往往都离不开“考试”二字。

有些人是为了和别人不一样而考。有些人是为了能和别人一样而考。

无论男人或女人，其实每个人的潜意识里，都存在着企图高于别人的念头。

当年的时代说：那么，你知识化起来吧！每个人的潜意识里，又都存在着不甘低于别人的自强。当年的时代说：那么，你知识化起来吧！在中国以往的时代，无论企图高于别人的念头还是不甘低于别人的自强，其实现目的之途径，几乎概被堵死，只留下了两条可通行之路--一条是政治表现的路，另一条是工作能力的路。后一条路，对于工人是技术经验，对于学生是勤奋­精­神。到了“文革”时期，连后一条路也被否定了，凭技术经验成为先进典型的工人，几乎一概被斥为“黑劳模”；靠天资和勤奋成绩优秀的学生，几乎一概被斥为“白专生”。

特殊社会允许人表现的途径只剩下了一条--政治。“文革”时代对人说：你有企图高于别人的念头么？那你用政治表现换取吧！

“文革”时代对人说：你不甘比一切人都低一等么？那你用政治表现来拯救自己吧！

这正是许多毫无政治素质可言的中国人“文革”时期狂热无比地投身于政治表现大旋涡的原因。从这一人­性­上认识“文革”，据我看来，远比从单纯的政治的观点上去认识要更直接些。

终于，“文革”的政治泡沫破灭了，许多自以为抓住了什么标志自己高于别人的东西的人，到头来只不过抓了两手心的湿。知识和学历，成为时代抛给人的另一种标志，当年取代政治的唯一的标志。

这标志甚至影响着当年适婚女­性­的择偶观。“给你介绍一位男朋友吧，他可是位大学毕业生呢！”倘“他”其余条件不是很差，十之八九的适婚女­性­是乐于一见的。

正如今天有人对她们说：“给你介绍一位男朋友吧，他可是位大款呢！”--而她们中许多人的眼神会为之顿亮一样。

大学毕业这一条，遂成为当年中国适婚女­性­最高择偶标准之一。认为自身条件优越的她们，甚至公开声明非大学毕业生不嫁。当然，今天之中国的许多待嫁女­性­，择偶要求中往往也是列入这一项标准的。

但在当年，那乃是最高的标准之一。在今天，却差不多是最起码的、最低的标准了。当年，这一最高标准往往是前提。无此前提，某些原则如铁的女­性­见都不见对方。

今天，这一标准往往只不过是“参考分”。如果其余硬­性­标准合格，这一标准宁愿主动放弃，根本不再予以考虑。其余的标准无非是相貌、健康情况、家庭负担情况、­性­情等。除了学历一条，与20世纪50年代的标准几乎完全相同。

今天，其余的标准因人而异，天差地别--所异、所差、所别，往往由男人财力决定。财力往往被视为前提。前提满意之下，余项都显得无足轻重了。

当年的标准，尤其当年的前提，只维系到1985年左右，便在时代的一次次“解构”中完结了。

国门开放，许多有钱的或似乎有钱的港人、台胞、华侨、外国人一批批纷至沓来。于是一批批年轻貌美的中国姑娘挽其臂而去。

当年大宾馆、大饭店的漂亮女服务员，如今做了境内中国男人ℚi子的，想来不会超过十之一二，致使后来那些大宾馆、大饭店，因漂亮女服务员们的势不可当的“流失”而烦而恼。再后来­干­脆一改初衷，不专招漂亮的了，只要看得过去的就录用了。

年轻的中国知识女­性­们，在那些宾馆和饭店的女服务员们面前，心理曾何等的优越、何等的高傲啊！但时代在让她们尝到点儿甜头之后，似乎又开始恶意地嘲笑她们了！

连宾馆和饭店的女服务员们都时来运转，梦想成真，摇身一变而为尊贵之身的娇妻美妾，那些拥有了大学文凭，不但外语流利，并且漂亮的女­性­，岂肯坐失良机，蹉跎其后，而不捷足先登？

于是，当年的中国男人的知识和学历，其优越感在金钱的耀眼光芒下一败涂地。

相对于女­性­在其他佳丽的美貌前黯然失­色­。当年，大学毕业生刚参加工作的工资只不过五十几元，硕士毕业生的工资也不过七十几元，这比没有学历的同龄人的月工资已经高出一二十元了。但对比于境外的男人们，其工资只不过十几美金啊（按当年的汇率换算）！

于是，由学历泛起的时代泡沫也很快破灭了。

从20世纪80年代后几年至90年代前几年，中国年轻女­性­的涉外婚姻率直线攀升。尽管其间丑剧、闹剧、悲剧时时披露报端，但孤注一掷者、破釜沉舟者、铤而走险者源源不断。

这一种现象有什么不对头的么？许多中国人当年是这么想的。

尤其某些刚刚用勤奋换来了学历、在女­性­面前的自我感觉刚刚好起来的待婚男人，内心里感到无比失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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