榆树上有一种令人触目惊心的­肉­虫，我们北方人叫它“贴树皮”，又叫“洋瘌子”。寸余，黑­色­，有毛，腹沟两侧尽蜇足。落人衣上，便死死贴住，抖而不掉。落人皮肤上，非揪之拽之不能去。虽去，则皮肤红肿，似被蜂刺，二三日方可消肿止疼。这一点类同水蛭，样子却比水蛭更令人讨厌。而且它还会变­色­，在榆树上为黑­色­，在杨树上为白­色­，在槐树上为绿­色­。

有些中国人，真像“贴树皮”。其所“贴”之目标，随时代进展而变化，而转移。研究其“贴”的层次，颇耐人寻思。先是贴“官”。

“某某局长啊？我认识！”“某某司令员啊？他儿子和我哥儿们！”“某某领导啊？他女儿的同学的妹妹是我爱人的弟弟的小姨子！”七拐八绕，十竿子搭不上的，也总能搭上。搭上了，便“贴”。此真“贴”者。还有假“贴”者，虽也想“贴”，但毫无机遇，难以接近目标，在人前故意出“贴”者语而已，为表明自己是“贴”着什么的。我们在生活中，不是经常能看到一些人，为了巴结上某某首长或某某首长的儿子女儿，极尽阿谀奉承、钻营谄媚、讨好卖乖之能事么？图的什么呢？其中不乏确有所图者。也有些人，并无所图，仅获得某种心理安慰而已。仿佛“贴”上了谁谁，自己也便非等闲之辈，身份抬高了似的。

继而“贴”港客。港客本也黄皮肤黑头发黑眼睛，炎黄子孙，龙的传人，我们同胞。相“贴”何太急？盖因港客在“贴”者们眼中都挺有钱。有钱，现今便仿佛属“高等华人”一类了。其实，他们除了比一般内地人有些许钱，究竟“高”在哪儿呢？就钱而论，香港也绝非金银遍地，香港人也绝非个个都腰缠万贯。“港客”中冒牌的“经理”、伪装的“富翁”、心怀叵测到内地来行诈的骗子，近几年仅披露报端的还少吗？

然而“贴”者们为了捞到点好处，明知对方是骗子，也还是要不顾一切地“贴”将上去的。骗子身上揩油水，更能显示其“贴”技之高超。

“贴”港客，比“贴”某某领导某某­干­部实惠。小则打火机、丝袜、化妆品、假首饰什么的，大则录音机、照相机、彩电、录像机等等。只要替他们在内地效了劳，论功行赏，是不难得到的。港客还似乎比某某领导某某­干­部们大方。你要从某某领导某某­干­部家拎走一台录音机？休想！一般情况下，他们是习惯了收受而不习惯给予的。“贴”领导­干­部者，实“贴”“权势”二字也。古今中外，权势并非白让人“贴”的。得“上税”。靠攀附上了某种权势而办成一般人们办不成的事的，统计一下，不付出点什么的有几个？

“贴”港客者，实“贴”钱“贴”物也。钱亦物，物亦钱，都是手可触眼可见的东西，“贴”到了，实实在在。港客照我看也分三六九等。一等的正派地办事业和正派地经商。二等的就难免投机牟利。

三等者流，行诈行骗，不择手段，要从内地揣两兜钱回去吃喝玩乐罢了。某一时期，内地上穿港服者，留港发者，港腔港调者，港模港样者，“贴”港客者，假充港客者，着实使我们的社会和生活热闹了一阵子。

“贴”者为男­性­，不过令人讨厌；“贴”者为女­性­，那就简直愈发令人作呕了。男­性­“贴”者凭的是无耻和技巧，女­性­“贴”者凭的是无耻和­色­相。凡“贴”，技巧也罢，­色­相也罢，总都得无耻一点。恰如馒头也罢，叉烧也罢，总都少不了要用点“面引子”的。

有一次我到北京饭店去访人，见一脂粉气十足的妖丽女郎，挽着一位矮而胖的五十余岁的丑陋港客，在前厅趋来复去。女郎本就比港客高半头，又足蹬一双特高的高跟鞋，犹如携着一个患肥胖症的孩子，实在令人“惨不忍睹”。那女郎还傲气凌人，脖子伸得像长颈鹿，“富强粉”面具以下就暴露出一段鹅黄|­色­来。仿佛被她挽着的是拿破仑。真让你觉得内地人的脸被这等男女“贴”者们丢尽了。

还有一次，我在一家饭店与我一位中学语文老师的女儿吃饭，邻桌有二港仔，与几个内地“摩登”女郎举杯调笑，做派放肆。

其中一个港仔，吐着烟圈，悠悠地说：“我每分钟就要吸掉一角七分钱啦！”炫耀其有几个臭钱。

那几个女“贴”者便口中啧啧有声，表示无限崇拜，一个个眼角荡出风­骚­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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