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件事尤其使我生他的气。哈尔滨市作协主席林予，当年广受好评的《雁飞塞北》一书的作者，20世纪60年代北大荒文学的创始人之一，是我的文学师长，也是我忘年交。哈尔滨市作协定级低，林予主席是正处级­干­部。按市里规定，处级以上­干­部才可以公款安装电话。一位市作协主席，家里没有电话成何体统？但林予老师受迫害多年，牢狱生活早已损害了他的健康。“文革”后其实没再发表多少文章，无稿费收入，经济状况拮据。若自费5000多元安装电话，对他是一笔大支出，一时是凑不足的。我让他放心安装，之后去找吴振海请求资助。为此我当面向吴振海提过二三次，并写过一封长信给他，向他指出，这样的善事义举，一家经济实力不弱的大公司，是一定要做的。我甚至曾建议他，每年从利润中拿出五万，设一项慈善基金，命秘书平时看报，一旦发现需要救助之人之事，及时寄些钱去。少则几百，多则几千，济世扶贫，何乐而不为呢？

他却只是笑笑。

后来我知道，连林予老师的电话安装费，他都没给报。答复人家说：财会有制度，没名目下账。

我拨长途电话将他骂了一通，因为他每每请人吃一顿饭就几千元的啊！

而且常动员我这个最不愿做陪客的人为他做陪客！在那之后我有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不理他，见了面也很冷淡。

后来林予老师病重，我分两次请人捎回哈尔滨5000元钱。第二次的3000元捎回哈市时，林予老师恰在前一天去世。

……获知他的公司被查封的消息时，我对他的气还没完全消呢。

半夜12点左右，电话骤响--是他打来的。见后知道是用手机打的。问他在哪儿？

说在我单位的门口。让他到我家里来。他说太晚了，到家里不方便。

我只好穿上衣服去见他。正是冬季，夜里很冷。他在一辆出租车里。我刚一坐入，他即命司机开车。我仿佛被劫持到了他住的宾馆。究竟哪一家宾馆，到现在我也想不起来。

我问他：“你究竟犯了什么罪？”他大叫冤枉，说何罪之有！又问他：“把我带到这儿来­干­什么？”他说，请我帮他写申诉材料。

我正希望细听端详，于是他说我记。他是信誓旦旦，我是半信半疑。我说：“吴振海，我不信对你采取的行动完全是打击报复。”他说：“等真相大白了你就信了。”天亮后，他仓皇离开宾馆，说要避一避。我说：“既然你自恃清白，又避什么呢？大摇大摆回哈尔滨去，法庭上见分晓嘛！”他说：“好汉不吃眼前亏。”我也得打的才能回家啊，可身上连一分钱都没有。他掏出了一沓钱塞给我。我板起脸说：“振海你这是­干­什么？”他大窘，连道：“没别的意思，没别的意思……”我从没见他那么失魂落魄过。我从那沓钱中抽出一张，眼望着他坐的出租车从视野里消失。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我大约也是他在北京见到的最后一人。

当时我怎么也不会想到他从此逃亡国外。我以为，起码他对家人和亲人会承担起主要责任的。

后来他家被抄，弟弟、弟媳、妹妹、妹夫、姐姐、姐夫、女儿、女婿纷纷被传讯、拘审。

此后两年内，流言种种，他的案子也在流言中忽轻忽重。一个时期有人说，他的家人、亲人就要全释放了，吴振海也可以从国外回来了；一个时期又有人说，案子更大了，已通过国际刑警在缉拿他。

总之，两年内，他的家人和亲人中，几乎只有他老母亲是自由之身。两年内我没回过哈尔滨市，但逢年过节，一定嘱别的同学们，千万代我去看看那老人家。对犯了经济罪的人与那些流氓、歹徒、杀人犯、强Jian犯、以恐怖行径危害社会的罪犯，我一向是持区别对待的态度的。而对犯了经济罪的人，贪污、受贿、勒索、坑骗百姓钱财者，其中我尤憎的是坑骗百姓钱财者。我一直推想吴振海犯的肯定不是这方面的罪，推想他大概也不至于贪污、受贿和勒索。因为此前我一直以为，哈克森公司是属于他和他弟弟的“家族公司”，进而认为，他可能只犯两种罪--走私和行贿。

后来走私似乎也被排除了。

那么只剩下了行贿。我又深知他的小气和抠门儿，心想他为了达到什么目的而行贿，数目也一定是很小的。然而最近的事实是--他的弟弟已被判死缓，他的姐姐、姐夫、妹妹、妹夫被通缉，亲人作鸟兽散。他整日形影相吊、孑然一身的老母亲，已经70多岁了。

我常常忆起，在他的公司迁往新落成的雄伟的哈克森大厦那一天，场面何其宏大，泱泱千人之众。后来甚至连马路上的许多过客，都混进去大快朵颐，白吃白喝。

那一天，他的老母亲，在他妹妹的搀扶之下，到处找我。找到了我，就和我避开热闹，蹲在走廊的一角儿，一人手里端一只小盘儿，只不过一边吃着几片瓜果，一边儿聊从前往事。

如今我才明白，哈克森集团公司并非像人们以前所说是“吴氏兄弟的家族公司”，它在原始法权上仍姓“公”，因而也仍姓“共”。

如果这一点确凿，那么吴氏兄弟的罪名，当然也就不止“行贿”一条了。对他弟弟的宣判，主要根据的是“贪污”和“受贿”的数目。在吴振海和哈尔滨市的公检法之间，我似乎很难相信他本人的完全无辜和冤枉了。

但是我又真的常常惦念他的老母亲。毕竟，那一直是一位好老人家啊！大约在我写这篇文章的前一个月，吴振海的女儿突然出现在我家。她说来北京看病，向我借钱。我问她需借多少？她说出的数目使我大愕。

我怔了良久，才低声说：“女儿啊，叔叔非是大款，非是什么老板，非是当年的你父亲。我上有老，下有小，每月的工资条上只700多，在哈尔滨的弟弟妹妹都下岗，生活都需周济。而我除了工资，额外的收入仅仅稿费罢了。我虽勤奋，但不善经营自己，属于多年低价的作家。你要借的数目把我吓着了！”我给了她所要“借”的数目的五分之一。面对以前有自己的跑车，有自己的住房，不需要工作而又奢侈惯了的这一个年纪轻轻的晚辈，我不禁又说：“女儿啊，从现在起，你必须学会节俭度日。叔叔给你的钱，是叔叔爬格子所得的心血钱。这钱来得可不像你父亲过去的钱来得那般容易。你不要嫌少。今后到了急需钱的地步，还可以来找叔叔。叔叔不忌讳你是通缉犯的女儿。但是你得明白--你接到手里的这笔钱，能救助多少上不起学的穷孩子啊！叔叔此刻心里就是这样想的。如果叔叔知道你不节俭着花，叔叔今后不会再帮你渡难关了！”我相信我和吴振海此生还会再见面的。但在什么情况之下见面，则很难想象的了。有一点几乎是肯定的，在他的老母亲活着的时候，他大约不可能再见到她了。我想，我今年夏季若回哈市，主要的事之一，当是代他这个儿子去看望看望那位很好的老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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