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亥接手的秦朝，仅仅是封建社会的开端，只是个哇哇啼哭的婴儿。此时的秦朝，确实并没有必亡的理由。然而秦朝终于以让人瞠目结舌的速度败亡了，不能不让后人议论纷纷。《史记》里，司马迁引用了贾谊的《过秦论》，说是“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班固则认为是秦之积衰而至天下土崩瓦解，即使有周公旦之才也无法了，“俗传秦始皇起罪恶，胡亥极，得其理矣。”

秦朝虽然败于胡亥之手，但他这样一个近乎白痴的昏君是负不起全部责任的。细究起来，原因很多，制度、秦始皇、胡亥、赵高、李斯都脱不了­干­系。

赵高的责任。如前所述，赵高对秦朝的灭亡负有主要责任。虽然总体上历史并非由某个人、某些人所创造，但无可否认的是，有时候个别人的力量或者偶然的因素会极大地改变历史的进程。赵高利用秦始皇之死谋立胡亥，就是典型的一例。对弱智的胡亥来说，没有赵高的主谋他不可能上台；他即使上台，如果没有赵高的恶意教唆，可能也不会大杀功臣特别是一代名相李斯；如果没有赵高的专权乱政，秦朝的统治不会*透顶。明末清初的大思想家王夫之也在其《读通鉴论》里指出，秦亡是因为“托国于赵高之手”。

对此，王蘧常先生在《秦史》里痛心疾首地批判赵高：“若高者，不独为秦之罪人，抑亦万世之罪人。”

胡亥的责任。他是最大的当事人，在赵高和李斯共同当政的时候，他本来可以采取平衡的做法维持自己的统治，可是一味偏袒赵高，把还是比较有责任心的李斯给杀了，自己也被赵高所杀，身死国灭。

胡亥本来既没有当一个合格皇帝的才能，也没有这方面的志向，他当帝国大船的舵手，全然不顾整船的安危，自己也不掌舵，任凭大船自由飘荡，等到船触礁要沉没了，才悔之晚矣。更可惜的是不少后人也没有吸取这个教训使后人复哀后人矣。

制度的责任。“治病必求本”，一个坏的制度，会把好人变成恶魔。很不幸，这完全在胡亥身上得到了体现。不过制度虽是深层次的原因，但未必就是直接的原因，所以排列在三。作为封建统一制度的滥觞，秦朝是第一个王朝，虽然创造了许多新兴的政治制度如郡县制等，但它还承袭有许多以前落后或者错误的制度，如以军功奖赏、严酷的法律，实行惨无人道的夷三族、连坐等，激起了老百姓的义愤；它“以法治国”并没有错，错的只是“滥法”，无处不体现法令的影响。它两手都硬，只有“霸道”，没有“王道”，远没有后世 “一手王道，一手霸道”来得聪明。而且，作为封建专制制度的创始王朝，它才刚刚开头，就像一个呱呱落地的婴儿，虽然来日方长，但也有夭折的危险；它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权力的制约，还根本谈不上，大家都活在秦始皇的巨大­阴­影中，对胡亥“天马行空”的乱政，即使有人劝谏，也根本无法匡正阙失。作为一种制度，它具有惯­性­，不会因为换个人而停止，即使皇帝不是胡亥，这种权力独尊的制度也隐藏了巨大的亡国风险，除非适当地改变它。

秦始皇的责任。秦始皇生前因为恶言“死”，没有公开确定公子扶苏为嗣君，为赵高留下了搞­阴­谋的空间，因此也难辞其咎；而且，他的自以为是、好大喜功，大搞超过老百姓承受能力的多个面子工程，如以70万人修陵墓，对匈奴的战争动用了30万人，对百越的战争动用了50万人。这种动辄就是几十万人，花费浩大的行动，给胡亥树立了一个横征暴敛的坏榜样。他崇拜法家的韩非子、重用李斯，甚至“焚书坑儒”，严厉*异己，信任赵高。这些人都有一个共同点：­精­通“法”。韩非、李斯是法家代表，赵高“通于狱法”，“以法治国”在战争年代很见效果，所以秦始皇没有在统一后改弦更张的想法。“苛政猛于虎”，严酷的思想钳制和政治上的高压统治，经济上的残酷剥削，不给老百姓以喘息的机会，在秦始皇时可谓登峰造极。秦始皇最大的错误是混淆了战时体制和常态体制，一直使国家处于极其紧张运作的状态而不得休整，就像一张弓，被他一直拉满了，再由胡亥来加把劲弓很快就被拉断了！

李斯的责任。前面说了，李斯虽然位居丞相多年，但其实他一直没有专过权，是个弱势丞相，秦始皇时期自不必说，胡亥时期也一直是赵高凌驾其上，所以他的责任相对小些，主要就是他不该为保住自身的荣华富贵而参与“沙丘之谋”，他在其中是从犯；他也不该在法令已经很严酷的时候再进“督责”之术，形成了人人自危的局面。从李斯几次劝谏看，应该说他还是有责任心的，他也因为进谏而丧命，他的地位看起来挺吓人，可实际上他的力量太微小了，根本无法逆转秦朝灭亡的命运。

胡亥二世即亡的案例，具有许多所有亡国之君的共同毛病，所以后人都把它作为深刻的教训。杜牧说：“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嗟夫！使六国各爱其人，则足以拒秦；使秦复爱六国之人，则递三世可至万世而为君，谁得而族灭也？”但是，“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这样二世而亡的历史，秦朝绝非最后一个，这样的反面典型还有很多。

秦是封建王朝的开端，它的身上，有着老子辛苦打江山却二世即亡、皇权独尊、二世篡位、宦官专权、布衣造反得天下等许多封建社会的典型案例。它从一出生开始，就意外地摔了一跤。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后世或多或少都从它那里吸取了“营养”，这是大汉盛世形成的反面教训。这和它开创的政制一样，是大秦帝国给后世留下的最丰厚的历史遗产。

咏秦二世

唐·周昙

鹿马何难辨是非，宁劳卜筮问安危。

权臣为乱多如此，亡国时君不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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