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在北京的时候，我的舅舅袁行云就告诉我说：

“你的勋姨在成都！”勋姨在成都！所以，成都之行，不止寻根，不止旅游，还有“探亲！”勋姨。在我小的时候，因为母系的亲戚人数众多，我总是闹不清楚，这是那位姨妈，那又是那个舅舅。据说，我两三岁时，只要看到女士，一律喊“阿姨”，看到男士，一律喊“舅舅”。可见，我的阿姨和舅舅，实在不少。十一岁来了台湾，我对大陆的舅舅姨妈，印象都渐渐淡了，唯独对于勋姨，印象深刻。在这儿，必须提起一段往事。

抗战胜利那年，我七岁。和父母一家辗转从湖南逃难到四川重庆，全家人都只剩下了身上的衣服，说有多狼狈就有多狼狈。虽然胜利了，我们却连栖身之处都没有。此时，我的勋姨和姨夫，刚在四川乡间，办了一所私立中学——泸南中学。勋姨就力邀我母亲去泸南中学教书，母亲立刻应允，于是，我们三个稚龄的孩子（那时小妹尚未出生，我的小妹妹就是生在泸南中学的，是我勋姨亲自接生），就跟着母亲，去住在泸南中学，父亲另有聘约，去李庄教书。

记忆中的泸南中学，是很有趣的。这学校由一幢大庙改建，教室里还有许多菩萨。我们住的房间，是以前和尚们的住处，简单极了。学校里的学生，都是乡间孩子，往往十八、九岁，才“被说服”，来念初中一年级，一班学生里，高高矮矮，大大小小，参差不齐。

我那时已稍解人事，逃难时的惨状一一在目（我的《不曾失落的日子》一书中，曾详述我的童年）。到了泸南中学，我真快乐极了。那段日子里，我初次接触唐诗，跟着母亲的那些学生，一起背“慈乌夜啼”和“梁上双燕”。我第一次开始养蚕，会为了蚕宝宝的死亡而哭泣，为它们的成长而雀跃。在大雨滂沱的日子里，为了蚕儿的桑叶，奔走好几里去采桑叶。我开始交朋友，和学校里的学生、表妹，其他老师的孩子们一起放风筝。勋姨那时才二十几岁，是活泼外问的。印象中的她，总是匆匆忙忙的，有用不完的­精­力，跑出跑进，常常神龙见首不见尾。这样的勋姨，要管学校中的各种事情，要为经费­操­心，她应该不太注意我。事实上，她也确实没有什么­精­力来注意我。

但是，就有这样一次，勋姨注意到了我，这次“注意”，却让我终身难忘。原来，有天，勋姨发现我瘦骨嶙峋，脸­色­苍白。她把我拉到身边，左看右看，对母亲说：

“这孩子营养不良，一定贫血！我去买猪肝来给她吃！补补身体！”勋姨说做就做，当天，就煮了好大好大的一碗猪肝汤，要我“全部”吃下去。我年纪虽小，已能体会勋姨的一片爱心。我“拚命”的吃那碗猪肝，吃得胃都撑了，还是吃不完。勋姨看着我吃，我在那样慈爱的眼光下，是不能不吃的。我吃啊吃啊，一碗猪肝汤吃了大半天，终于把全部的猪肝都吃完了。但是。从此，一直到现在，我都不吃猪肝了，因为那一次吃伤了。“猪肝汤”的事，在我的记忆中永远鲜明。每当回忆起童年，勋姨的脸孔就浮现眼前。如今，和勋姨离散，已数不清是多少岁月，我那健康、明朗、活跃的勋姨，别来无恙否？

当我初抵成都，政协的陈主任就问我：

“有没有什么特别需要我们帮助的事？”

我立刻说：“请帮我找我的勋姨，听说她在中医学会服务！”

“没问题，一定帮你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