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的真正行善者和慷慨大方者，并没有在给我们送来的面包里加进针和刺。他们当然想利用我们，而不是要害我们。可是，那针生自何处，那刺又来自何方呢？这个题目，我将另找机会进行探索。

是的，阿拉伯语将在高等学校和非高等学校普及，用它教授所有课程，使我们的政治倾向得到统一，使我们的民族意志得到统一。因为在学校里可以统一倾向和意志。但是，这一点只有在用国家的费用培养新一代时才能实现；只有在我们每个人都为一个祖国而取代两个­肉­体和灵魂相矛盾的祖国的儿子时，这个任务才能完成；只有用我们自家的面包取代施舍的面包时，这个任务才能完成。因为一个饥饿的讨饭者是以施主慷慨为接受面包的条件的。谁把自己置于受礼者的地位，谁就不能反对送礼者；受礼者总处于被动地位，而送礼者总是处于主动地位。

五

标准阿拉伯语将战胜各种方言并统一方言吗？

方言在不断变化和攻进，粗硬处被变得柔软。但它不会也不能被击败——应该不被击败——因为它是被我们称为语言的根本，是被我们称为修辞的起源。

语言像别的事物一样，都遵循着最合理的必需存在下来的规律。在方言里有许多存在下来的最合理的要求，因为它最接近于民族的思想，最接近于普遍民族­性­的目标。我说，它将存在下去，我的意思是说它将与语言本体结合，变成整个语言的一部分。

每一种西方语言都有方言。那些方言都有文学、艺术现象，均不乏美妙、新颖之处，颇受欢迎，而且在欧洲和美国都有一批天才诗人，他们能在自己的长诗与二重奏韵诗中成功地将方言与标准语巧妙结合，诗品感情丰富，十分动人心弦。我认为在轮旋曲、抑扬格诗歌、《讽刺诗》和《打油诗》中，有许多新的转喻、美妙的借喻和新创轻快表达方法。假若我们把这些放在用标准语言写的、充满我们报刊杂志的诗作旁边，会像一束香花放在一堆­干­柴旁边那样，或像一群善唱的舞姬面对着几具木乃伊。

新的意大利语原是中世纪的一种方言，上流社会称之为“下流人”的语言。可是，当但丁、彼特拉克、卡蒙斯和弗朗西斯·达席齐用之写成长诗及不朽的二重奏韵诗时，那种方言就变成了标准意大利语。此后，拉丁语变成了行走的宇宙，担在反动分子肩上的棺材里……埃及、叙利亚和伊拉克的方言与麦阿里、穆台奈比的语言之间的距离，并不比意大利“下流人”语言与奥菲迪、弗尔基勒的语言之间的距离远。假若在近东出现一位伟人，用其中一种方言写一部伟大著作，那么，这种方言就会变成标准语言。然而我认为在阿拉伯国家不会出现这样的事情。因为东方人迷恋过去胜过现在和将来，他们惯于保旧守残。如果他们出现一位伟大人物，必定会在先辈人所走过的修辞路上显示自己的才华；先辈人的路是思想摇篮与其坟墓之间最近的路。

六

振兴阿拉伯语的最好方法是什么？

振兴阿拉伯语的最好方法，而且是唯一的办法，就在诗人的心里，诗人的双­唇­上和诗人的手指间。诗人是创造力和人之间的经纪人。诗人是线路，负责将心灵世界创造的东西运往研究世界，将思想世界决定下来的东西运往记录世界。

诗人乃语言之父母。语言到诗人所到之处，语言在诗人驻足处停步。一旦诗人倒下，语言便在其坟墓上痛哭号丧，直到另外一位诗人路经那里时将它拉走。

既然诗人是语言之父母，那么，模仿者便是语言殓衣的制造者和掘墓人。

我说，每个诗人，无论大小，都是发明家；无论强弱，都是探索家；无论贵贱，都是个创造家；不论当教长还是做平民，都是纯粹生活的热爱者；不论哲学家，还是当葡萄园的看守人，都是严肃认真地站在日夜面前。

至于模仿者，则是什么也不发明，什么也不创造的人，只是延长同代人的­精­神生命，用从前代人衣服上取下来的补丁缝制自己的­精­神衣裳。

我说，诗人是农夫，用与从父辈那里继承下来的稍有不同的犁，耕耘自己的土地；其后来者，则用新的名字称谓新犁。我说，诗人是园丁，在黄花和红花中栽种第三种橙黄|­色­的花；其后来者，则用新的名字称谓新花。我说，诗人是织布工，在自己的织布机上织出花纹不同于邻居织布工所织的织物；其后来者，则用新名字称谓新织物。我说，诗人是航海家，为具有两面帆的船升起第三面帆。我说，诗人是建筑师，在单门、单窗的房间之间建造出双门、双窗的房舍。我说，诗人是染布工，把前人未曾混合过的颜­色­混合在一起，调出一种新的颜­色­。航海家、建筑师、染布工之后的来者，用新的名字称谓他们的成果，以之在语言船上张帆，在语言房舍上加窗，在语言衣裳上增­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