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树，丧期无数。后世圣人易之以棺椁，盖取诸大过。

又如（夬）代表“泽上于天”，是一个大雨的意象。后人见了，忽然生出一个普及博施的意象。因此又想起古代结绳的法子，既不能行远，又不能传后，于是便又生出一个普及博施的“书契”的意象。从这个观念上，才有书契文字的制度。所以说：

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盖取诸夬。

以上所说古代器物制度的起源，未必件件都符合历史的事实。但是孔子对于“象”的根本学说，依我看来，是极明白无可疑的了。这个根本学说是人类种种的器物制度都起源于种种的“意象”。

六十四章《象传》全是这个道理，例如（蒙）是一个“山下山泉”的意象。山下出泉，是水的源头。后人见了，便生出一个“儿童教育”的意象。所以说：“蒙，君子以果行育德。”

又如（随）和（复），一个代表“雷在泽中”，一个代表“雷在地下”，都是收声蛰伏的雷。后人见了，因生出一个“休息”的意象。所以由“随”象上，生出夜晚休息的习惯；又造出用牛马引重致远以节省人力的制度。

由“复”象上，也生出“七日来复”，“至日闭关，商旅不行，后不省方”的假期制度。

又如（姤）代表“天下有风”的意象，后人因此便想到“天下大行”的意象，于是造出“施命诰四方”的制度。

又如（观）代表“风行地上”和上文的“姤”象差不多。后人从这个意象上，便造出“省方观民设教”的制度。

又如（谦）代表“地中有山”，山在地下，是极卑下的意象。后人见了这个意象，便想到人事商下多寡的不均平。于是便发生一种“捊多益寡，称物平施”的观念。

又如（大畜）代表“天在山中”，山中看天，有如井底观天，是一个“识见鄙陋”的意象。后人因此便想到补救陋识的方法，所以说：

“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以上所说，不过是随便乱举几卦作例。但是据这些例看来，已可见孔子的意思，不但说一切器物制度，都是起于种种意象，并且说一切人生道德礼俗也都是从种种意象上发展而来的。

因为“象”有如此重要，所以说：易有圣人之道四焉，……以制器者尚其象。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举而措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

又说：

是故阖户谓之坤，辟户谓之乾。一阖一辟谓之变，往来不穷谓之通。见乃谓之象，形乃谓之器。制而用之谓之法。利用出人民咸用之谓之神。那种种开阖往来变化的“现象”，到了人的心目中，便成“意象”。

这种种“意象”，有了有形体的仿本，便成种种“器”。制而用之，便成种种“法”（法是模范标准）。举而措之天下之民，便成种种“事业”。到了“利用出人，民咸用之”的地位，便成神功妙用了。

“象”的重要既如上文所说，可见“易也者，象也”一句，真是一部《易经》的关键。一部《易经》，只是一个“象”字。古今说易的人，不懂此理，却去讲那些“分野”“爻辰”“消息”“太一”“太极”，……种种极不相­干­的谬说，所以越讲越不通了。（清代汉学家过崇汉学，欲重兴汉诸家易学。惠栋、张惠言，尤多钩沈继绝之功。然汉人易学实无价值，焦赣、亦房、翼奉之徒，皆“方士”也。郑玄、虞翻皆不能脱去汉代“方土”的臭味。王弼注《易》扫空汉人陋说，实为易学一大革命。其注虽不无可议，然高出汉学百倍矣。惠张诸君之不满意于宋之“道士易”是也。其欲复兴汉之“方士易”则非也。）这是《易》的第二个基本观念。

三、辞

《易经》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每卦每爻都有一个“象”，但是单靠“象”也还不够。因为易有四象，（适按此处象与辞对称，不当有“四”字。此涉上文而误也。因此一字遂使诸儒聚讼“四象”是何物，终不能定。若衍此字，则毫不废解矣。）所以示也。系辞焉，所以告也。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

“象”但可表示各种“意象”。若要表示“象”的吉凶动静，须要用“辞”。

例如（谦）但可表示“地中有山”的意象，却不能告人这“象”的吉凶善恶。

于是作为卦辞道：

谦亨，君子有终。这便可指出一卦的吉凶悔吝了。又如谦卦的第一爻，是一个­阴­爻，在谦卦的最下层，真可谓谦之又谦，损之又损了。但单靠这一画，也不能知道它的吉凶，所以须有爻辞道：

初六，谦谦君子，用涉大川，吉。

这便指出这一爻的吉凶了。“辞”的作用在于指出卦象或爻象的吉凶。所以说：

系辞焉以断其吉凶。

又说：

辨吉凶者存乎辞。

辞字从受辛《说文》云：“辞讼也。（段依《广韵》作“说也”）从受辛，犹理辜也。”朱骏声说：“分争辩讼谓之辞。后汉《周纾传》‘善为辞案条教’注，辞案犹今案牍也。”辞的本义是争讼的“断语”“判辞”。《易经》的“辞”都含“断”字“辨”字之意。在名学上，象只是“词”，是“概念”，辞即是“辞”，亦称“判断”。例如“谦亨”一句，谦是“所谓”，亨是“所以谓”，合起来成为一辞。用“所以谓”来断定“所谓”，故叫做辞。

《系辞传》有辞的界说道：

是故卦有大小，辞有险易。辞也者，各指其所之。

“之”是趋向，卦辞爻辞都是表示一卦或一爻的趋向如何，或吉或凶，或亨或否，叫人见了便知趋吉避凶。所以说：“辞也者，各指其所之。”又说：

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礼，系辞焉以断其吉凶，是故谓之爻（爻字似当作辞。下文作辞，可证）极天下之赜者，存乎卦，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

象所表示的是“天下之赜”的形容物宜。辞所表示的，是“天下之动”的会通吉凶。象是静的，辞是动的；象表所“像”，辞表何之。

“天下之动”的动，便是“活动”，便是“动作”。万物变化，都由于“动”，故说：

吉凶悔吝者，生乎动者也。

又说：

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忧虑之象也。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

动而“得”，便是吉；动而“失”，便是凶；动而有“小疵”，便是悔吝。

“动”有这样重要，所以须有那些“辞”来表示各种“意象”动作时的种种趋向，使人可以趋吉避凶，趋善去恶。能这样指导，便可鼓舞人生的行为。所以说：

“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

又说：

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何以守位曰人，何以聚人曰财。理财正辞禁民为非，曰义。

辞的作用，积极一方面，可以“鼓天下之动”；消极一方面，可以“禁民为非”。

这是《易经》的第三个基本观念。这三个观念易，象，辞，便是《易经》的­精­华。孔子研究那时的卜筮之《易》，竟能找出这三个重要的观念：

第一，万物的变动不穷，都是由简易的变作繁杂的。第二，人类社会的种种器物制度礼俗，都有一个极简易的起源，这个起源，便是“象”。人类的文明史，只是这些“法象”实现为制度文明的历史。

第三，这种种“意象”变动作用时，有种种吉凶悔吝的趋向，都可用“辞”表示出来，使人动用都有仪法标准，使人明知利害，不敢为非。——这就是我的《易论》。我且引一段《系辞传》作这篇的结束：

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礼，系辞焉以断其吉凶，是故谓之爻（爻似当作辞。说见上）。言天下之至赜而不可亚也（亚字从荀本）。言天下之至动而不可乱也。拟之而后言，仪之而后动。（仪旧作议。《释文》云：“陆姚桓元荀柔之作仪。”适按：作仪是也。仪，法也。与上文拟字对文。）拟仪以成其变化。“象”与“辞”都是给我们摹拟仪法的模范。

正名主义

孔子哲学的根本观念，依我看来，只是上篇所说的三个观念：第一，一切变迁都是由微变显，由简易变繁杂的。所以说：

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由辨之早辨也。

《易》曰：

“履霜坚冰至”，盖言顺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