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孔门人生哲学的一大变化。孔子的“仁的人生哲学”，要人尽“仁”道，要人做一个“人”。孔子以后的“孝的人生哲学”，要人尽“孝”道，要人做一个“儿子”（参观第十篇第一章）。这种人生哲学，固然也有道理，但未免太把个人埋没在家庭伦理里面了。如《孝经》说：

事亲者，居上不骄，为下不乱，在丑不争。

难道不事亲的便不能如此吗？又如：

爱亲者不敢恶于人，敬亲者不敢慢于人。

为什么不说为人之道不当恶人、慢人呢？以上说孝的哲学。现在且说“孝的宗教”。宗教家要人行善，又怕人不肯行善，故造出一种人生行为的监督者，或是上帝，或是鬼神，多可用来做人生道德的裁制力。孔子是不很信鬼神的，他门下的弟子也多不深信鬼神（墨子·常说儒家不信鬼神）。

所以孔门不用鬼神来做人生的裁制力。但是这种道德的监督似乎总不可少，于是想到父子天­性­上去。他们认为五伦之中父子的亲谊最厚，人人若能时时刻刻想着父母，时时刻刻惟恐对不住父母，便决不致做出玷辱父母的行为了。所以儒家的父母便和别种宗教的上帝鬼神一样，也有裁制鼓励人生行为的效能。如曾子的弟子乐正子春说：

吾闻诸曾子，曾子闻诸夫子曰：“天之所生，地之所养，无人为大。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归之，可谓孝矣。不亏其体，不辱其亲，可谓全矣。“故君子顷步而不敢忘孝也。……一举足而不敢忘父母，一出言而不敢忘父母。一举足而不敢忘父母，是故道而不径，舟而不游，不敢以先父母之遗体行殆。一出言而不敢忘父母，是故恶言不出于口，忿言不反于身，不辱其身，不羞其亲，可谓孝矣。（《祭义》）人若能一举足，一出言，都不敢忘父母，他的父母便是他的上帝鬼神，他的孝道便成了他的宗教。曾子便真有这个样子。看他临死时对他的弟子说：启予足，启予手。诗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

而今而后，吾知免夫，小子！（《论语》）

这完全是一个宗教家的口气。这种“全受全归”的宗教的大弊病在于养成一种畏缩的气象，使人消磨了一切勇往冒险的勇气。《汉书？王尊传》说：

王阳为益州剌史，行部到邛郲九折反，叹曰：“奉先人遗体，奈何数乘此险！”后以病去。这就是“不敢以先父母之遗体行殆”的宗教的流毒了。儒家又恐怕人死了父母，便把父母忘了，所以想出种种丧葬祭祀的仪节出来，使人永久纪念着父母。曾子说：

吾闻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亲丧乎！（《论语》。孟子也说：“亲丧固所自尽也。”）因为儒家把亲丧的时节看得如此重要，故要利用这个时节的心理，使人永久纪念着父母。儒家的丧礼，孝子死了父母，“居于倚庐，寝苫枕块，哭泣无数，服勤三年，身病体羸，扶而后能起，杖而后能行。”

还有种种怪现状，种种极琐细的仪文，试读《礼记》中《丧大记》

《丧服大记》《奔丧》《问丧》诸篇，便可略知大概，今不详说。三年之丧，也是儒家所创，并非古礼，其证有三。《墨子·非儒篇》说：

儒者曰：亲亲有术，尊贤有等。……其礼曰：丧父母三年，……此明说三年之丧是儒者之礼，是一证。我说三年之丧太久了，一年已够了。孔子弟子中尚有人不认此制合礼，可见此非当时通行之风俗，是第二个证据。

《孟子·滕文公篇》记孟子劝滕世子行三年之丧，滕国的父兄百官皆不愿意，说道：“吾宗国鲁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鲁为周公之国，尚不曾行过三年之丧，这是第三个证据。至于儒家说尧死时三载如丧考妣，商高宗三年不言，和孟子所说“三年之丧，三代共之”，都是儒家托古改制的惯技，不足为信。

祭祀乃是补助丧礼的方法。三年之丧虽久，究竟有完了的时候。于是又创立了时祭祀之法，使人时时纪念着父母祖宗。祭祀的­精­义，《祭义》说得最妙：

斋之日，思其居处，思其笑语，思其志意，思其所乐，思其所嗜。斋三日乃见其所为斋者。祭之日，入室，僾然必有见乎其位。周还出户，肃然必有闻乎其容声出户而听，忾然必有闻乎其叹息之声。

（《祭义》）这一段文字，写祭祀的心理，可谓妙绝。近来有人说儒教不是宗教，我且请他细读《祭义》篇。

但我不是说儒家是不深信鬼神的吗？何以又如此深信祭祀呢？原来儒家虽不深信鬼神，却情愿自己造出鬼神来崇拜。例如孔子明说：“未知生，焉知死”，他却又说：“祭如在，祭神如神在。”一个“如”字，写尽宗教的心理学。

上文所引《祭义》一段，写那祭神的人，斋了三日，每日凝神思念所祭的人，后来自然会“见其所为斋者”。后文写祭之日一段，真是见神见鬼，其实只是《中庸》所说“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依旧是一个“如”字。有人问，儒家为什么情愿自己造出神来崇拜呢？我想这里面定有一层苦心。曾子说：

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论语》）

孔子说：

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论语》）一切丧葬祭祀的礼节，千头万绪，只是“慎终追远”四个字，只是要“民德归厚”，只是要“民兴于仁”。

这是“孝的宗教”。

二、礼我讲孔门弟子的学说，单提出“孝”和“礼”两个观念。孝字很容易讲，礼字却极难讲。试问现在的人“什么叫做礼？”几乎没有一人能下一个完全满意的定义。有许多西方的“中国学家”也都承认中文的礼字在西方文字竟没有适当的译名。

我现在且先从字义下手。《说文》：“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从示从豊，豊亦声。”又：“豊，行礼之器也，从豆象形。”按礼字从示从豊，最初本义完全是宗教的仪式，正译当为“宗教”。《说文》所谓“所以事神致福”，即是此意。

《虞书》：“有能典朕三礼”，马注：“天神地祇人鬼之礼也。”这是礼的本义。后来礼字范围渐大，有“五礼”（吉、凶、军、宾、嘉）、“六礼”（冠、昏、丧、祭、乡、相见）、“九礼”（冠、昏、朝、聘、丧、祭、宾、主、乡饮酒、军旅）的名目。

这都是处世接人慎终追远的仪文，范围已广，不限于宗教一部分，竟包括一切社会风俗习惯所承认的行为的规范。如今所传《仪礼》十七篇及《礼记》中专记礼文仪节的一部分，都是这一类。礼字的广义，还不止于此。《礼运》篇说：

礼者，君之大柄也，所以别嫌、明微、傧鬼神、考制度、别仁义，所以治政安君也。

《坊记》篇说：

礼者，因人之情而为之节文，以为民坊者也。

这种“礼”的范围更大了。礼是“君之大柄”，“所以治政安君”，“所以为民坊”，这都含有政治法律的­性­质。大概古代社会把风俗习惯看作是有神圣不可侵犯的尊严，故“礼”字广义颇含有法律的­性­质。儒家的“礼”和后来法家的“法”同是社会国家的一种裁制力，其中却也有一些区别。

第一，礼偏重积极的规矩，法篇重消极的禁制；礼教人应该做什么，应该不做什么；法教人什么事是不许做的，做了是要受罚的。

第二，违法的有刑罚的处分，违礼的至多不过受“君子”的讥评，社会的笑骂，却不受刑罚的处分。

第三，礼与法施行的区域不同。《礼记》说：“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礼是为上层社会设的，法是为下层社会设的。

礼与法虽有这三种区别，但根本上等同于个人社会一切行为的裁制力。因此我们可说礼是人民的一种“坊”（亦作防）。《大戴礼记？礼察篇》说（《小戴记？经解篇》与此几全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