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人以度审长短,以量受多少,以衡平轻重,以律均清浊,以名稽虚实,以法定治乱。以简治烦惑,以易御险难,以万事皆归一,百度皆准于法。归一者,简之至;准法者,易之极。如此,顽嚚聋瞽可与察慧聪明同其治也。从纯粹儒家的名学演变成纯粹的法治主义。这是中国法理学史的一大进步,又可见学术思想传授沿革的线索最不易寻,绝非如刘歆、班固之流划分做六艺九流就可完事了。
三、许行、陈相、陈仲
当时的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最为紧要,故当时的学者没有一人不注意这些问题的。其中有一派,可以许行作代表。许行和孟子同时。
《孟子?滕文公篇》说:
有为神农之言者许行,自楚之滕,踵门而告文公曰:“远方之人,闻君行仁政,愿受一尘而为氓。”文公与之处。其徒数十人,皆衣褐,捆屡,织席以为食。……陈相见孟子,道许行之言曰:“滕君则诚贤君也,虽然,未闻道也。贤者与民并耕而食,饔飧而治今也。滕有仓廪府库,则是厉民而以自养也。恶得贤?”这是很极端的无政府主义。《汉书?艺文志》论“农家”,也说他们“以为无所事圣王,欲使君臣并耕,悖上下之序”。大概这一派的主张有三端:
第一,人人自食其力,没有贵贱上下,人人都该劳动。故许行之徒自己织席子,打草鞋,种田;又主张使君主与百姓“并耕而食,饔飧而治”。
第二,他们主张一种互助的社会生活。他们虽以农业为主,但并不要废去其他行业。陈相说:“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为也。”
因此,他们只要用自己劳动的出品与他人交易,如用米换衣服、锅、甑、农具之类。因为是大家共同互助的社会,故谁也不想赚谁的钱,都以互相辅助、互相供给为目的。因此他们理想中的社会是:
从许子之道,则市价不贰,国中无伪。虽使五尺之童适市,莫之或欺。布帛长短同,则价相若。麻缕丝絮轻重同,则价相若。五谷多寡同,则价相若。屦大小同,则价相若。
因为这是互助的社会,故商业的目的不在赚利益,乃在供社会的需要。孟子不懂这个道理,故驳全无精彩。
如陈相明说“屡大小同,则价相若”,这是说屡的大小若相同,则价也相同;并不是说大屡与小屡同价。孟子却说:“巨屡小屡同价,人岂为之哉”;这竟是“无的放矢”的驳论了。
第三,因为他们主张互助的社会,故他们主张不用政府。《汉书》所说“无所事圣王,欲使君臣相耕”;《孟子》所说“贤者与民并耕而食,饔飧而治”,都是主张社会以互助为治,不用政府。若有政府,便有仓廪府库,便是“厉民而以自养”,失了“互助”的原意了(这种主义,与近代托尔斯泰所主张的最接近)以上三端,可称为互助的无政府主义。只可惜许行、陈相都无书籍传下来,遂使这一学派湮没至今。《汉书?艺文志》记“农家”有《神农》二十篇,《野老》十七篇及其他书若干种,序曰:
农家者流,盖出于浓稷之官,播百谷,劝耕桑,以足衣食……此其所长也。及鄙者为之,以为无所事圣王,欲使君臣并耕,悖上下之序。却不知序中所称“鄙者”,正是这一派的正宗。这又可见《艺文志》分别九流的荒谬了。(参看江瑔《读子巵言》第十六章《论农家》)陈仲子(也称田种。田陈,古同音)也是孟子同时代的人。据《孟子》所说:
仲子,齐之世家也。兄戴,盖禄万钟。以兄之禄为不义之禄而不食也;以兄之室为不义之室而不居也。避兄离母,处于陵。
居于陵,三日不食,耳无闻,目无见也。井上有李,螬食实者过半矣,匍匐往将食之,然后耳有闻,目有见。
仲子所居之室,所食之栗,彼身织屡,妻辟纑以易之。
陈仲的这种行为与许行之徒自食其力的主张毫无区别。《韩非子》也称田仲“不恃仰人而食”。可与《孟子》所说互相证明。《荀子·非十二子篇》说陈仲一般人“忍情性,綦谿利跂,苟以分异人为高,不足以合大众,明大分”。这一种人是提倡极端的个人主义的,故有这种特立独行的行为。《战国策》记赵威后问齐王的使者道:
于陵仲子尚存乎?是其为人也,上不臣于王,下不治其家,中不索交诸侯,此率民而出于无用者。何为至今不杀乎?这可见陈仲虽不曾明白主张无政府,其实也是一个无政府的人了。四、邹衍邹衍,齐人。《史记》说他到梁时,梁惠王郊迎;到赵时,平原君“侧行襒席”;到燕时,燕昭王“拥彗先驱”。
这几句话很不可靠。平原君死于公元前二五一年,梁惠王死于三一九年,梁惠王死时,平原君还没有生呢。《平原君传》说邹衍过赵在信陵君破秦存赵之后,那时梁惠王已死六十二年了,燕昭王已死二十二年了。
《史记集解》引刘向《别录》也有邹衍过赵见平原君及公孙龙一段,那一段似乎不是假造的。依此看来,邹衍大概与公孙龙同时,在本章所说诸人中,要算最后的了。
《汉书?艺文志》有《邹子》四十九篇,又《邹子终始》五十六篇,如今都不传了。只有《史记?孟荀列传》Сhā入一段,颇有副料的价值。
《史记》说:
邹衍睹有国者益淫侈不能尚德……乃深观阴阳消息而作怪迂之变,终始大圣之篇,十余万言。其语闳大不经,必先验小物,推而大之,至于无垠。这是邹衍的方法。这方法其实只是一种“.类推”法。再看这方法的应用:
先序今,以上至黄帝,学者所共术。次并世盛衰,因载其几祥度制,推而远之,至天地未生,窈冥不可考而原也。知列中国名山、大川、通谷、禽兽,水土所殖,物类所珍。因而推之,及海外人之所不能睹。
邹衍这个方法,全是由已知的推想到未知的。用这方法稍不小心便有大害。邹衍用到历史、地理这两种科学上,便不合适了。历史全靠事实,地理全靠实际观察调查,邹衍却用“推而远之”的方法,以为“想来大概如此”,岂非大错?《史记》又说:
称引天地剖判以来,五德转移,治各有宜,而符应若兹。
这是阴阳家的学说。大概当时的历史进化的观念已很通行。但当时的科学根据还不足,故把历史的进化看作了一种始终循环的变迁。邹衍一派又附会五行之说,认为五行相生相胜,演出“五德转移”的学说。《墨子·辩?经下》说:
五行无常胜,说在宜。
《说》曰:五合水土火,火离然。火烁金,火多也。金靡炭,金多也。合之府水,木离木。此条有错误,不能全看懂。但看那可懂的几句,可知这一条是攻击当时的“五行相胜”说的。五行之说大概起于儒家,《荀子·非十二篇》说子思“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到了汉朝这一派更盛。从此儒家遂成“道士的儒学”了。
邹衍的地理学虽有些荒诞,却有很大胆的思想。《史记》说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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