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因为儒家大概不能脱离古代阶级社会的成见，认为社会应该有上下等级：刑罚只配用于小百姓们，不配用于上流社会。上流社会只该受“礼”的裁制，不该受“刑”的约束。如《礼记》所说，“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荀子·富国篇》所说：“由士以上，则必以礼乐节之；众庶百姓，则必以法数制之”，都可为证。

近来有人说。儒家的目的要使上等社会的“礼”普及全国，法家要使下级社会的“刑”普及全国。这话不太确切。其实那种没有限制的刑罚，是儒法两家所同声反对的。

法家所主张的，并不是用刑罚治国。他们所说的“法”，乃是一种客观的标准法，要“宪令着于官府，刑罚必于民心”，百姓依这种标准行动，君主官吏依这种标准赏罚。刑罚不过是执行这种标准法的一种器具。刑罚成了“法”的一部分，便是“法”的刑罚，便是有了限制，不再是从前“诛赏予夺从心出”的刑罚了。

懂得上文所说的三件事，然后就可以讲法理学的几个根本观念了。中国的法理学虽到公元前三世纪才繁盛起来，但它的根本观念来源很早。如今分别简要叙述于下：

第一，无为主义。中国的政治学说，自古代到近代，几乎没有一家能逃得出老子的无为主义。孔子是极力称赞“无为而治”的，后来的儒家多受了孔子“恭己正南面”的话的影响，无论是说“正名”“仁政”“王道”“正心诚意”，都只是要归到“无为而治”的理想目的。

平常所说的道家一派，更不用说了。法家中如慎到一派便是受了老子的无为主义影响；如《尸子》，如《管子》中《禁藏》《白心》诸篇，便是受了老子、孔子的无为主义的影响。

宋朝王安石批评老子的无为主义，说老子“知无之为车用，无之为天下用，然不知其所以为用也。故无之所以为车用者，以有榖辐也；无之所以为天下用者，以有礼乐刑政也。如其废榖辐于车，废礼乐刑政于天下，而坐求其无之为用也，则亦近于愚矣”。

这段话很有道理。法家虽信“无为”的好处，但他们认为必须先有“法”然后可以无为。如《管子？白心篇》说：“名正法备，则圣人无事。”又如《尸子》说：“正名去伪，事成若化。……正名覆实，不罚而威。”这都是说有了“法”便可做到“法立而不用，刑设而不行”的无为之治了。

第二，正名主义。上章论尹文的法理学时，已说过名与法的关系。尹文的大旨是要“善有善名，恶有恶名”，使人一见善名便生爱做的心，一见恶名便生痛恶的心。“法”的功用只是要“定此名分”，使“万事皆归于一，百度皆准于法”。这可见儒家的正名主义乃是法家哲学的一个根本观念。我且再引《尸子》几条作参证：

天下之可治，分成也。是非之可辨，名定也。明王之治民也……言寡而令行，正名也。君人者苟能正名，愚智尽情；执一以静令名自正，赏罚随名，民莫不敬。言者，百事之机也。圣王正言于朝，而四方治矣。是故曰：正名去伪，事成若化；以实覆名，百事皆成。……正名覆实，不罚而威。审一之经，百事乃成；审一之纪，百事乃理。名实判为两，分为一。是非随名实，赏罚随是非。

这几条说法治主义的逻辑最可玩味。它的大意是说天下万物都有一定的名分，只看名实是否相合，便知是非：名实合，便是“是”；名实不合，便是“非”，便有罚了。“名”与“法”其实只是同样的事物。两者都是“全称”，都有驾驭个体事物的效能。

“人”是一名，可包无量数的实。“杀人者死”是一法，可包括无数杀人的事实。所以说“审一之经”，又说“执一以静”。正名定法，都只要“控名责实”，都只要“以一统万”。

孔子的正名主义的弊病在于太注重“名”的方面，却忘了名是为“实”而设的，故成了一种偏重“虚名”的主张，如《论语》所记“尔爱其羊，我爱其礼”，及《春秋》种种正名号的笔法，皆是明例。

后来名学受了墨子·家的影响，趋重“以名举实”，故法家的名学，如尹文的“名以检形，形以定名；名以定事，事以检名”。如《尸子》的“以实覆名……正名覆实”；如《韩非子》的“形名参同”，都是墨子·家以后改良的正名主义了。

第三、平等主义。儒家不但有“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成见，还有“亲亲”“贵贵”种种区别，故孔子有“子为父隐，父为子隐”的议论；孟子有瞽瞍杀人，舜窃负而逃的议论。

故我们简直可以说儒家没有“法律之下，人人平等”的观念。这个观念受墨子·家的影响最大。墨子·的“兼爱”主义直攻儒家的亲亲主义，这是平等观念的第一步。后来“别墨子·”论“法”字，说道：

一法者之相与也。尽类，若方之相合也。《经说》曰：一方尽类，惧有法而异。或木或石，不害其方之相合也。尽类犹方也，物惧然。这是说同法的必定同类。无论是科学的通则，还是国家的律令，都是如此。这是法律平等的基本观念。所以法家说；“如此，则顽嚚聋瞽可与察慧聪明同其治也。”“法”的作用是要能“齐天下之动”。儒家所主张的礼义，只可实行于少数“君子”，不能遍行全国。韩非说得最好：

夫圣人之治国，不恃人之为吾善也，而用其不得为非也。恃人之为吾善也，境内什数。用人不得为非，一国可使齐。为治者用众而舍寡，故不务德而务法。夫恃自直之箭，百世无矢；恃自圜之木，百事无轮矣。自直之箭，自圜之木，百世无有一，然而世皆乘­射­禽者，隐栝之道用也。虽有不恃隐栝而自直之箭，自圜之木，良工弗贵也。何则？国法不可失，而所治非一人也。第四、客观主义。上章曾说过慎到论法的客观­性­。慎到的大意认为人的聪明才智，无论如何高绝，总不能没有偏私错误。即使人没有偏私错误，总不能使人人都心服意满。只有那些“无知之物，无建己之患，无用知之累”，可以没有一毫私意，又可以不至于陷于偏见的蒙弊。

例如最高明的才智总比不上权衡、斗斛、度量等物的正确无私。又如拈钩分钱，投策分马，即使不如人分的平均，但是人总是不怨钩策不公。这都是“不建己，不用知”的好处。不建己，不用知，即是除去一切主观的弊害，专用客观的标准。法治主义与人治主义不同之处，根本即在此。慎到说得最好：

君人者，舍法而以身治，则诛赏予夺从君心出。然则受赏者，虽当，望多无穷；受罚者，虽当，望轻无已。……法虽不善，犹愈于无法。……夫投钩以分财，投策以分马，非钩策为均也，使得美者不知所以美，得恶者不知所以恶，此所以塞愿望也。这是说用法可以塞怨望。《韩非子》说：

释法术而心治，尧不能正一国。去规矩而妄意度，奚仲不能成一轮。……使中主守法术，拙匠守规矩尺寸，则万不失矣。君人者能去贤巧之所不能，守中拙之所万不失，则人力尽而功名立。

故设柙非所以备鼠也，所以使怯弱能服虎也。立法非所以避曾史也，所以使庸主能止盗跖也。这是说，若有了标准法，君主的贤不贤都无关紧要了。人治主义的缺点在于只能希望“惟仁者宜在高位”，却免不了“不仁而在高位”的危险。法治的目的在于建立标准法，使君主遵守不变。现在所谓“立宪政体”，即是这个道理。但中国古代虽然有这种观念，却不曾做到施行的地步。所以秦孝公一死，商君的新法都可推翻；秦始皇一死，中国又大乱了。第五、责效主义。儒家所说“为政以德”，“保民而王”，“恭己正南面而天下治”等话，说来何尝不好听，只是没有收效的把握。法治的长处在于有收效的把握。如《韩非子》说的：

法者，宪令着于官府，刑罚必于民心；赏存乎慎法，而罚加乎­奸­令者也。守法便是效（效的本义为“如法”《说文》：“效，象也。”引申为效验，为功效。），不守法便是不效。但不守法即有罚，便是用刑罚去维持法令的效能。法律无效，等于无法。法家常说“控名以责实”，这便是我所说的“责效”。名指法“如杀人者死”，实指个体的案情如“某人杀某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