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文革”开始，我正好１０岁，一枚像章把我带入生活。

那一年春天非常短暂。哗啦啦，徐疾有力的风一下就吹开了夏天的第一天，吹过了最后一页我并不留恋的书页。真的放学了，真的无涯的自由来了。小孩子们收拾起书包，大孩子们在勾画长征的道路，我卸下“枷锁”走出课堂、随便奔跑，老师能拿我们怎样。

一个黄昏，我在我家附近的上清寺(位于重庆市中区)玩耍，突然，街上出现了我从未见过的情景：急增的人群脚步匆匆，每一个人好像都在只争这个黄昏。

洪流，人群的洪流，我也随着这洪流莫名地兴奋起来。虽然我还不太明白这些人在做什么，但１０岁的我已隐约感到这宛如盛大节日的欢乐里有一种极端兴奋的气氛。

我被这个城市，这些人群所传染的兴奋搅得心猿意马。这不属于我的，与我真实的心无关的兴奋在黄昏的晚风中激荡，我不由自主地飞跑起来。

突然有人带头高吼：“冲市委啊！打倒某某！揪出某某！”人群开始向市委冲锋。

“这么多的敌人，暗藏的、现在的、历史的‘反革命’，但最大的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资本主义，还有反革命……”我正苦于连不起这黄昏的“新鲜”话语(当然更不可能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一定是一个“坏”意思)，一阵风过，我抬起头来，看见一位女红卫兵站在我的面前。她最多只有１６岁，但我却觉得她比我大很多。她微笑着把一枚毛主席像章轻快而准确地别在我幼小的左胸上。

而周围，人群的激流已大部分涌向市委，街上几乎全是红卫兵了。他们身穿统一的绿­色­军装，腰间扎着紧紧的皮带，左臂戴着鲜红的袖章，袖章上印着三个毛主席书写的黄|­色­大字：红卫兵。这些人仿佛突然从天而降，并突然要来改变我从前的生活。

面对这浪漫的“异国情调”，我一下明白过来，我与这次革命是有关的，我已是其中的一员。同送我像章的女红卫兵一样，同她风一般消失的身影一样，也同大街上所有的红卫兵一样，我理所当然已是一个“红小兵”。

这心在透过一枚像章(它老使我想起一枚微型蛋糕的形状，它的确形若蛋糕)串起另一些美的碎片。

在一群孩子的掩护下，我公然地在厕所抢走了一位正在大便的中年男人的绿­色­军帽，他欢乐的顶峰眼睁睁地被我夺走，而我却在欢乐的恍惚里戴着这顶空空如也的大军帽一连几天提心吊胆、神情慌张，那是我唯一一次最胆大妄为的革命行动。行动之后，我陶醉于一个接一个的批判场面。我记住了红­色­和黑­色­，分清了坏人和好人，美与丑、左与右甚至香花与毒草。每一个孩子，当然也包括我，都在日以继夜地细查各种图案，其中一个惊呼：“快看，这文具盒上的图案藏有反动口号。”而我却什么也没看出，非常失落，看来那时我还真的缺乏某种超现实的眼光。在另一个快乐的早晨，我看到一位长得白胖，没有胡子的邮局分件科科长被一群婀娜多姿的女郎用细细的竹条“可爱地”抽打。一个皮肤雪白，痛哭流涕的美人用她急躁而温暖的手指去戳他多­肉­细­嫩­的前额（注意：又是用手指戳），科长一边流泪一边承认自己走了资本主义道路，对不起革命群众。当我后来再见到这位美女时，她身后总跟着一位神秘而不苟言笑的­精­­干­瘦子。其他孩子告诉我，这瘦子是一位拳师，他专门保护美人但从不动“搞灯”(重庆俗语，指男女­性­行为之事)的邪念；而另一位头发如乱草、皮肤­干­燥的男孩悄悄对我说：“我看见过她洗澡时的­祼­体……”。科长、美人、拳师、革命，还有像章、军帽和­祼­体，这足以撩拨起我想入非非的欲望。这欲望曾在老师的帮助下区分过《列宁在１９１８》电影中一个“天鹅湖”的片段，老师说要正确看待艺术与大腿的关系。而“革命”正在飞速唤起某种令人透不过气来的禁忌。在革命歌曲的旋律中，我想起的不是无产级级文化大革命或者别的什么石破天惊的大事件，而是一个活生生的女中学生在舞台上的一个临空劈腿动作，甚至也没有后来的“超我”，只是一个羞愧的“自我”和隐秘的Se情“潜意识”。

◇欢◇迎◇访◇问◇◇

0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