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从贵州到“今天”

文学的发展从未曾片刻安宁，正如同一个人试图成长就必然遭受挫折一样，布尔迪厄坚定地认为：一个“场域”在获得了高度的自主­性­之后，必会出现一组对立的“二元结构”——在主导­性­的、拥有较高“占位”的位置与非主导­性­的、时刻觊觎高级“占位”的位置之间形成一种二元对立结构的张力，彼此的斗争构成了“场域”的历史。

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当我回顾８０年代最初的那段岁月时，清楚地看到了在沉寂的个人生活之外，一段充满传奇­色­彩的诗歌历史正在迤逦展开，那是贵州诗人从来没有放弃对已经取得“主导­性­占位”优势的北京诗人所进行的挑战和冲击。他们总是以一种强迫症与受虐狂姿态来强调地下文学的起源在贵州并企图以这个源头之争来夺取地下文学场域内的“占位”优势。为此他们以启蒙式的泛政治策略及令人震惊的革命手段塑造了自己的先锋­性­和传奇­性­。吸引公众的眼球，营造狂欢效果的黄翔便是最典型的例子。他挥舞着他那如炮筒状的一百多张巨幅诗稿，在天安门前疯狂的呐喊；他率领他那浑身捆绑诗歌（似炸弹）的“中国诗歌天体星团”，如外星人入侵地球一般杀向北京各高校。这一系列令人瞠目的行为，正如他的亲密诗友哑默所说：“黄翔以中国大地上第一代大字报诗人形象奏响了新诗大潮的序曲。”

１９４１年出生的黄翔，在受尽人间折磨之后，终于迎来了他迟到的光荣。１９９２年１０月，英国国际名人传记中心将他和１９４２年出生的哑默（两人­性­格迥异，前者似火后者若水）同时收入该中心主持的第１０届《世界知识分子名人录》，并确认对他们两人作为１９９２—１９９３年度世界名人的提名；该中心并同时授予诗人黄翔“世界知识分子”称号和“二十世纪成就奖”。１９９３年１月，由该中心和美国国际名人传记研究院联合发出邀请，邀请他们于当年７月上旬到美国马萨诸塞州的波士顿参加两中心共同举办的第２０届世界文化艺术交流大会。这一年黄翔走出中国，完成了他少年时代就想远走高飞的梦想。而好静的哑默却选择了一直呆在贵州。

黄翔大半生都被惨烈的命运所纠缠，他出生不久就离开亲生父母（父亲是国民党东北保密局局长，母亲毕业于复旦大学英语系），由养母在湖南桂东农村养大。由于出生“剥削阶级”家庭，黄翔仅勉强念完小学，从此便随养母­干­起了繁重的农活。他８岁时的某一天从乡间一口水井里捞出死鱼，结果被人当场抓住，认为有投毒之嫌，即被五花大绑、当街示众、关进牢房、差点判刑，后经化验，发现水中无毒，才得以获释。如按弗洛伊德的说法，这一天的童年经验对黄翔来说是致命的，他后来的恐惧、疯癫、被迫害狂都与这一天的­精­神创伤有关。从此，他的命运真是与众不同，离奇古怪了。

◇欢◇迎◇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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