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成功模式让我想到了前苏联的地下刊物的运作过程，虽然二者并不能作简单类比。

马克·斯洛宁对苏联地下刊物有详尽叙述：二十年代，自由刊物遭到禁止，革命前的一些出版社都被封闭；从此以后，国家对文学艺术所施加的压力就逐年加强。结果，许多诗歌、文章和短篇小说都因有“颠覆­性­”或暧昧的内容而没有获得在“合法”刊物上发表的机会；于是它们开始以打字稿的形式在主要是知识分子中间流传。但直到斯大林逝世为止，这种“刊物”只是偶然出现，范围很小，地区也很分散。不过，从那时起，它就具有广泛而有组织的活动的特征，成为自由发表意见的一种出路，并获得“萨米兹达特”（俄语的意思是“自发­性­刊物”）的名称，这一著名的名称不仅在苏联，而且在西方也使用了。《萨米兹达特》以莫斯科和列宁格勒为中心，并小范围地在一些省城逐渐扩展成为打字的、油印的，以及照相复制的一种真正的地下刊物。……《萨米兹达特》成了一种重要的文化因素，也成了使保安机构伤透脑筋的侦查对象。“萨米兹达特”的活动在１９５５年至１９６５年间达到了全盛时期。后来，它不仅涉及到诗歌和小说，而且还涉及到政治、哲学和宗教。１９５７年，帕斯捷尔纳克那部长达五百六十多页的小说《日瓦戈医生》在苏联遭到禁止，在西方却以原文和多种译文出版，这时，该书被偷偷地带进俄国，由《萨米兹达特》翻印了其中大量章节。这是一种双向交流的开端：许多最初由《萨米兹达特》传播并秘密送往国外的作品，印成书后又被作为走私品、“违禁品”运回俄国，再由国内翻印流传。索尔仁尼琴的著作就是采用这种方式，由《萨米兹达特》有计划地加以翻印。作家们也经常通过迂回的途径把自己的作品送往国外出版。……约瑟夫·布罗茨基早在他流放前很久就在《萨米兹达特》上发表诗歌，虽然这些作品在苏联从未正式出版过；他的诗集《长短诗》于１９６５年在纽约出版。马克·斯洛宁：《苏维埃俄罗斯文学》，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１９８３。地下文学，不论是贵州还是北京，他都属于一种独特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在苏联都是触犯刑法的罪行。客观地讲，如果您对文学感兴趣，这就已经是一种偏离航向，是对规范的违背。每一个或多或少真的搞起文学来的人，都会程度不同地感到自己处在地下状态。对于我来说，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布罗茨基）

７０年代末(毛泽东逝世不久)，方向朦胧、激|情悬空，一个新时代刚刚起步，它­精­神的稳定­性­还无法确定。过去的诗远远不能满足新个­性­的迫切需要，当然也不能稳定人心。人们又疲倦又茫然……就在我们心灵发生严重危机的时刻，“今天”诗人应运而生，及时发挥了作用，发出最早的稳定的光芒。这光芒帮助了陷入短暂激|情真空的青年迅速形成一种新的激|情压力方式和反应方式，它包括对“自我”的召唤、反抗与创造、超级浪漫理想及新英雄幻觉。我们的激|情自觉地跟随“今天”的节奏突破了思想的制度化、类同化、典型化以及词语的条目化、贫血化；我们发现了新词、新韵，甚至新的“左派”；我们痛快淋漓地陶醉于对一个“伟大时代”(毛泽东时代)的重新认识或“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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